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名字绑定着两部传世经典——杨丽坤。一生只演了两部电影，却让亿万观众记住了她的模样。

从云南小镇的苦命孩子到国际影坛的耀眼明星，再到精神失常后的漫长黑夜，她的一生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悲欢。

2000年7月21日傍晚，上海莘庄一个安静的小区里，58岁的杨丽坤在家中那把熟悉的藤椅上，闭上了眼睛。守在旁边的丈夫唐凤楼一直握着她的手，整个房间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蝉鸣。

这个曾经在银幕上光彩夺目的女人，和病魔搏斗了三十多年，走得很平静。

床头的小柜上放着一只矮矮的气压式暖水瓶，那是唐凤楼专门从日本带回来的。杨丽坤晚年卧床不起，这只暖水瓶的高度刚好够她躺着伸手按压，给自己倒一杯水喝。每次看到这个场景，唐凤楼的眼眶都是红的。一个曾经那么健康、那么热爱舞台的人，到后来连倒杯水都成了人生里为数不多能自己完成的事情。

时间回到五十多年前。1942年，杨丽坤出生在云南普洱磨黑镇一个彝族家庭。家里一共11个孩子，杨丽坤排行第九，身边人都喊她"小九儿"。日子穷得叮当响，四五岁那年，母亲因为长年操劳撒手人寰。失去母亲的小九儿，从此再没穿过一件新衣裳，跟着哥哥姐姐下地干活，挖野菜填肚子。

转折发生在她10岁那年。嫁到昆明的大姐实在看不下去，把瘦得皮包骨的小九儿带到了城里，交给家境稍好的二姐照顾。二姐很心疼这个妹妹，给她买了新衣服，送她去上学。

1954年的一天，二姐带12岁的杨丽坤去看省歌舞团的演出。在剧场里，歌舞团团长胡宗林从她身边经过，一回头就愣住了——这个小姑娘长得太灵了，是天生的好苗子。就这样，杨丽坤被选进了省歌舞团当学员。她刻苦又有天赋，15岁就已经能独立领舞了。

1959年，命运的齿轮真正开始转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正在为电影《五朵金花》选女主角，跑到云南省歌舞团转了一大圈，愣是没找到满意的人选。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抬头，看见一个姑娘站在排练厅的窗台上擦玻璃。夕阳的余晖打在她的脸上，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王家乙当场拍板：就是她了。

可杨丽坤自己很不自信，紧张地跟导演说普通话说不好，也没演过戏。王家乙不管这些，铁了心要用她。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无比正确。《五朵金花》上映后轰动全国，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杨丽坤凭这部电影拿到了埃及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鹰奖。

17岁的云南小姑娘，一夜之间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金花"。

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阿诗玛》。这是根据云南彝族撒尼人民间叙事长诗改编的音乐歌舞片，讲的是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

选角时有人竞争，有人甚至想走后门，导演刘琼没有动摇，坚持让杨丽坤来演。

杨丽坤苦练普通话，把阿诗玛那种纯真、倔强、不屈服的劲儿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部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

22岁的杨丽坤，一生只有这两部作品，已经站上了事业的巅峰。可谁能想到，巅峰之后等着她的，是长达三十多年的黑夜。

《阿诗玛》拍完后，杨丽坤甚至没来得及看到自己主演的这部电影。她接到通知赶回单位，从此陷入一连串无休止的批斗之中。

1965年，影片在公映前夕被定性为"不歌颂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局面""宣扬爱情至上""充满资产阶级情调"，拷贝全部封存。

杨丽坤被贴上了"修正主义文艺黑苗子""黑线人物"的标签，成了众矢之的。

更残酷的是身边人的反戈。当初和她在剧组里竞争角色的同事，这时候纷纷跳出来把她当作攻击的靶子。杨丽坤的性格像极了她演的阿诗玛——倔强、宁折不弯。面对诬陷和攻击，她公开站出来为电影辩护，质问为什么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会被当成毒草。这份倔强换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报复。

她被关进了省歌舞团舞台底下的暗室。那里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只有两条长凳。日复一日的批斗、辱骂、体罚，加上当时深爱的男友在压力下离她而去，杨丽坤的精神世界一点一点坍塌。

她开始失眠，整夜做噩梦，出现幻觉和幻听，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跟踪。

后来她被赶出昆明，送到宜良羊街劳动改造。在那里，不服"改造"的杨丽坤被扣上了更大的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押送回昆明继续关押。她曾两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都被人救了回来。可精神上的创伤已经深入骨髓，就算活了下来，那个光彩照人的杨丽坤也永远回不来了。

整整五年，所有人都知道她精神出了问题，可没有人给她治疗，连药都没有。一直拖到1970年，才有人过问她的病情，住进了云南省长坡医院，确诊为"心因性精神忧郁症"。这一年她28岁，本该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

在此之前，她一度从医院失踪，独自一人流浪到了云南边陲小镇镇沅，被找到时衣衫褴褛、神志不清。1972年，在大姐杨琴的陪同下，杨丽坤被转到湖南郴州精神病医院继续治疗。从巅峰到谷底，不过短短几年，一个风华绝代的电影明星，就这样被时代的风暴碾压成了精神病患者。

杨丽坤在郴州住院期间，远在广东韶关凡口铝锌矿场的一个普通工人，正因为她的遭遇辗转难眠。

这个人叫唐凤楼，比杨丽坤小一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矿场。早年在银幕上看过《五朵金花》后，唐凤楼对杨丽坤念念不忘。

1970年底，唐凤楼通过朋友陈泽涛得知了杨丽坤的近况。陈泽涛和杨家私交甚好，试探性地问唐凤楼愿不愿意跟杨丽坤见一面。唐凤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广东韶关到湖南郴州，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唐凤楼穿上了当时最体面的"的卡"中山装，戴了一顶解放帽，早早到约好的地方等候。

可当杨丽坤真正出现在面前时，唐凤楼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眼前的女人神情呆滞、身体臃肿、面容憔悴，和银幕上那个灵动鲜活的"金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陈泽涛小声提醒他，杨丽坤现在头上还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唐凤楼回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动容的话：她是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她愿意，我照顾她一辈子。

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人通过书信慢慢走近彼此。

杨丽坤精神正常的时候，展现出的善良和真诚深深打动了唐凤楼。1973年5月22日，两人在广东韶关的一个小镇上登记结婚。没有婚纱，没有酒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是成家了。

婚后不久杨丽坤怀了孕。她很害怕，担心长期吃的药会伤害孩子，一度想放弃。家人极力劝住了她，为了孩子的健康，她停掉了所有药物。1974年5月25日，杨丽坤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唐琰和唐韬。

可停药的代价很大，产后她的病情迅速复发，不得不重返郴州的医院。有人记得，在和孩子分别的前一夜，杨丽坤把两个襁褓中的婴儿紧紧搂在怀里，哭了一整夜。

唐凤楼一个人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还要惦记着远在医院的妻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

1978年，杨丽坤终于被平反，工作关系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家四口在上海团聚。

同年，著名文艺评论家陈荒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紧接着《文汇报》也刊出了《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杨丽坤的遭遇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1979年元旦，被封存了整整15年的《阿诗玛》终于全国公映。无数观众一边看电影一边流泪。银幕上的阿诗玛那么美、那么鲜活，可现实中扮演她的人，已经被摧残得判若两人。

导演刘琼专程去看望杨丽坤，跟她聊起当年拍戏的趣事，她只是笑笑，再没有别的回应。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杨丽坤的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她温柔善良，会笑，会给丈夫跳一小段舞；发病的时候，她会对着空气大吼，把谁都不认识。

唐凤楼从来不跟她计较，被骂了也不还嘴，等她平静下来再慢慢哄。

为了养家和给妻子买药，唐凤楼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辞职下海经商。他不敢让杨丽坤知道，怕她多想加重病情，每次都以出差的名义去深圳做生意。有一回赚了钱拎着一箱子现金回家，杨丽坤以为他干了违法的事，又哭又闹非要他去自首。

唐凤楼没办法，请了一个真警察到家里跟她解释，说钱已经"没收"了，人没事，杨丽坤才安下心来。

1997年，杨丽坤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了，身体从此一落千丈，再也站不起来。唐凤楼把办公用具搬回家，在她病床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有一天杨丽坤偶尔清醒，轻声说了一句：凤楼，要是我没病，应该好好照顾你。就是这句话，让唐凤楼眼泪夺眶而出。

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在上海家中平静离世。唐凤楼把她的骨灰分成了两半，一半留在上海，一半送回她的故乡云南。墓碑也立了两座，一座在上海，一座在昆明。

杨丽坤生前曾说过，等病好了想回老家看看。她最终没能等到那一天，唐凤楼替她完成了这个心愿。

杨丽坤走后的日子里，唐凤楼的生意越做越大，名下有教育、文化、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公司，不缺人给他介绍对象，可他再没有走进过婚姻。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传播"阿诗玛文化"上，在妻子的故乡普洱投资成立了茶业公司，推出"普乡金花"和"美神"品牌。

2010年，杨丽坤的故居在磨黑镇按原貌重建，被列为县级文化保护单位，唐凤楼和两个儿子捐赠了大量杨丽坤生前的遗物。

两个儿子唐琰和唐韬出国留学后回到父亲身边，一起打理家族事业。2021年，北京电视台推出《记忆》专题节目，唐凤楼和两个儿子一同出镜，讲述与杨丽坤共同走过的那些风雨岁月。

唐凤楼说，在他心里，杨丽坤永远是那个美丽善良勇敢的阿诗玛。晚年杨丽坤偶有清醒的片刻，会为唐凤楼跳一小段舞，眼神里重新亮起光芒，身姿依旧优美。

每次回忆起那个画面，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一朵鲜花鲜又鲜，鲜花长在崖石边。影片里那首歌还在传唱，光影里的阿诗玛永远年轻，而现实中守护了她27年的那个人，还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全世界记住她曾经有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