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冬天特别冷，但那封夹在摄制组胶片盒底的信，阿廖沙是揣着暖过去的——信封没署名，只写了“给阿廖沙”，里面是五十张皱巴巴的美元，还有一小张铅笔写的字条：“阿廖沙，奶奶盼你们回来。”

1998年。那会儿北京刚拍完《周恩来》，剧组顺道飞莫斯科取景，拍刘少奇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片段。王光美没跟去，可她提前半个月就在等消息。她让摄制组一位姓李的副导演，私下约阿廖沙在阿尔巴特街一家老咖啡馆见面。不是正式场合，就两杯热可可，旁边坐着个戴毛线帽的老太太，手里拎着个蓝布包，包里除了钱，还有几张泛黄的旧照片：一张是刘允斌穿列宁格勒大学校服的，一张是刘少奇1954年在克里姆林宫外和苏联领导人的合影，还有张更小的，是玛拉抱着婴儿阿廖沙，在红场旁的公寓阳台上拍的——照片背面用中文写着“1952年秋，玛拉记”。

其实阿廖沙早知道这事。1987年，他姨妈刘爱琴先找到的他。那时候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导弹部队服役，军籍卡上写的是“亚历山大·刘”，但档案里备注着“中国籍刘允斌之子”。刘爱琴没带证件，只拎了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刘允斌1950年写给父亲的三封未寄出的信手抄本——当年他撕了底稿，怕被查，只留了复写纸的紫痕。阿廖沙一边读一边掉眼泪，不是因为悲情，是那种“原来我爹也这样想家”的恍惚。他记得父亲总在厨房煮茶，一边搅一边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调子跑得厉害，但眼神很亮。

玛拉后来讲过，刘允斌走那天，她没送站。她在公寓窗台摆了两杯伏特加，一杯自己喝了，一杯倒进花盆——那盆茉莉，后来活了四十多年。

1957年刘允斌回国后，中苏关系慢慢变了，信越来越难寄。1960年代末，玛拉收到最后一封信，纸角烧糊了一小块，字迹潦草：“索尼娅几岁了？阿廖沙上学了吗？替我抱抱他们。”底下没落款，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像一枚没盖章的邮戳。

王光美没提“政治”，也没说“历史”。她只是把那500美元换成阿廖沙能用上的东西：一盒苏联产不出来的青霉素针剂（他女儿那年刚得肺炎），一套中文拼音挂图（他教孩子认字用），还有一本硬壳的《唐诗三百首》俄译本，扉页上写着：“给阿廖沙，奶奶手写”。

阿廖沙回信写得慢。俄文信，用钢笔，墨水洇开了好几处。他管王光美叫“Бабушка”——俄语里最亲的那种“奶奶”，不是敬称，是家里人喊的。信里说，索尼娅已嫁到圣彼得堡，教中文；他自己转业进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教书，办公室抽屉里常年放着半块桂花糖——刘爱琴第一次来，塞给他的，他舍不得吃，化了又凝，凝了又化，最后变成一小团琥珀色的硬块。

去年我去莫斯科大学查过档案。物理系老楼3层东侧，现在还挂着块铜牌：“亚历山大·刘教授，1992–2018”。

他女儿前年来了趟北京，在中山公园喂了鸽子，买了三盒茯苓夹饼，说带回去给爷爷尝尝。

阿廖沙没去成。护照一直没批下来。去年底，他发来一张微信截图：屏幕里是王光美2006年在刘少奇故居剪彩的照片，他用红圈圈住她鬓角的一缕白发，旁边打了两个字：“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