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年被命运摁进泥里，差点就爬不出来。

我心里常绕着一句话，那是我的愧疚，也是我的劫。

今天，我想和你讲明白，这些年的心事和因果。

我是1984年彻底塌过一次的人。那会儿我才三十多，忽然全身瘫痪，饭都得人喂。我还记得冬天加湿器的水雾味，混着药味，嗓子发苦。每次翻身，背后的棉被都黏得一身汗。最难受的是夜里醒，好几次，我真想一走了之，不拖累别人。

偏偏，姜南没走。她真就提着菜篮子，从西安跑到北京。我那会儿脾气暴，嫌弃自己都嫌不过来，总是冲她发火。她不说一句气话，只是凌晨三点去天桥底下帮我买菜，熬小米粥的时候，炉火噼里啪啦像心跳。我藏过好几次药，不想继续受，可她发现后什么都没问，给我端了水，还摸了摸我额头，手很凉，但挺安心的。

等我好起来，身上胀得像气球，脸肿得没个人形。姜南没嫌我，还是要和我结婚。我们选的婚戒，银的，才几十块钱。她喜欢买西安南门外的火烧拉条子，硬要拉着我排队。那股热乎乎的面香味，从胡同行到家门口，全是温暖。

命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成了导演，有自己的作品，有孩子，有个能随口喊“爸爸”的儿子。当时不觉得，有什么幸福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可人贪心，容易把救命恩人忘在原地。

1994年，我在电视里第一次看到梅婷。那个年纪的姑娘，像清晨刚洗过的苹果，带着青春的涩味。我把她请进剧组，在俄罗斯的雪地里，给她披上自己的军大衣。零下三十度，她冷得发抖，那时候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心里动了什么。

1997年，姜南带着儿子来看我。她没哭闹，也没质问，儿子蹭到我怀里，悄悄说，“那个梅阿姨，比妈妈来的多。”那一刻，我其实有点慌了。可已经走偏的路，没有后退键。我最后把北京的房子、存折，包括能割舍的全给了她们，算是给自己自由。

我以为自己是个大气的男人，却没发现失去的是最实在的。和梅婷，也并不是别人口中的“轰轰烈烈”，只是一年，新鲜感过了，各自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没闹翻，只是散了。她后来演了《父母爱情》，我在客厅看着，夹着方便面，忽然就红了眼眶。其实到头来，我谁也没留住。

生意赔光，电影也不灵，纸醉金迷的生活没了。和儿子的关系，也彻底凉了。那孩子长大后，给我发微信，只有几个字，生硬到让人心凉。

倒是姜南，她自己成了心理咨询师，还重新组建了家。朋友圈偶尔刷到她带女儿逛博物馆，笑得温柔。我翻了又翻，照片背后她的神情，早就不属于那个为我煮汤送药的姑娘了。

现在，我住在北京三环外，每天起床就去跑步，腿其实总闷疼。晚上失眠，看着自家窗户对面有人在炒菜，油香飘过来。家里只有一副筷子，碗总是不洗，晚饭常常是一碗挂面，什么料都不加，水煮的，和从前姜南给我熬的完全不是一个味儿。

自认为能豁得出去的男人，最后却用剩下的半辈子学会了后悔。有人说命理，其实就是你当初怎么对别人，后来就怎么被生活对待。1984年姜南煮给我的那碗粥，那是我最该珍惜的温度。我没珍惜，现在就只能自己一个人闻着挂面的寡淡味，回忆那些失了的人和家。

说了这么多，你怎么看待老年人的孤独，或者对“因果”这事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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