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1984年春晚，当时的导演听说有两个叫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年轻人，鼓捣出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便安排他们在食堂试演。

四十分钟里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食堂师傅笑得纽扣都崩了，乒乓球冠军庄则栋笑到从椅子上掉下来。

但节目能把人逗成这样，反而引来了质疑：

"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让全国人民这么乐，合适吗？"

两人被剧组吊了几个月，直到年三十当晚，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上面还没给答复。

最终导演黄一鹤一咬牙拍板："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担着。"

那一晚，一种叫”小品"的艺术形式横空出世。

而让全国人民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一件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事了。

春晚结束后，平时极少喝酒的央视老台长洪民生，一个人喝了一瓶半茅台。

退休后有人问他最喜欢哪一年的春晚，他说1984年——"因为最真诚，只是纯粹让老百姓高兴。"

三年后，姜昆带队到铁岭演出。

他竭尽全力使出拿手段子，就是逗不乐台下的观众。

一位东北老乡说出了大实话："你们这些节目有啥可乐的，跟俺们乡的老赵一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其实，赵本山的春晚之路比陈佩斯还要坎坷。

他出身贫寒，天分奇高，早已火遍东北三省，离春晚舞台只差一步之遥，却被卡了一年又一年。

有专家觉得觉得他太"俗"，不合时宜，难登大雅之堂。

而赵本山用连续十五年的春晚小品冠军回答了质疑："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那是小品的黄金年代。

陈佩斯之后有赵丽蓉，赵丽蓉之后有赵本山，加上黄宏、冯巩、蔡明、郭达、潘长江，各显神通，百花齐放。

当赵丽蓉用唐山口音念"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说"群英荟萃就是萝卜开会"，满大街的孩子跟着学了一整年。

1995年赵本山演《牛大叔提干》，据传播出后那年，干部下乡吃拿卡要的行为锐减——一个十分钟的小品，做到了红头文件未必做得到的事。

四十年过去了，相似的舞台、相似的时段，观众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

有人总结出一套标准公式：先来一个误会，误会叠着误会，所有人在台上叽里呱啦吵作一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都别吵了"——音乐响起，煽情开始。

十几分钟的节目，前十分钟尴尬地挤笑，后三分钟用力地催泪。

这不仅仅是好笑与不好笑的区别，更像是一种底层逻辑的悄然位移。

那种敢于观察真实生活、敢于戳破一点什么的自在感，似乎在越来越精致的舞台上渐渐稀薄。

当”得体"成为创作的最高优先级，当"不出错"排在"说真话"前面，喜剧便容易从快乐的馈赠，滑向精心编排的汇报演出，笑声便可能止于礼貌。

1998年，陈佩斯告别春晚，从此未再演小品；

世纪之交，赵丽蓉完成最后一次演出，不久因病离世；

2013年后，赵本山不再登台，每逢年底都传"回归"，却总是无疾而终。

漫天风雪过后，不见故人归来。

四十年前那声”出了事我担着"之所以至今令人动容，是因为那里面藏着一份愿意为纯粹的快乐去承担风险的担当。

我们不需要每个小品都去讽刺什么，但依然期待在除夕夜的屏幕上，能看到一种尚未被模板完全收编的真诚——不为教育谁，不为升华什么，只为让一家人围坐在电视前，痛痛快快地，笑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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