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菲的儿子在台北的夜市里跟人打招呼。那是大年初二晚上，饶河街到处是人。孩子在一家水果摊前面停下来，对着卖芭乐的老太太说了句过年好。他今年九岁，名字叫汪希箖，家里人都喊他霖霖。汪小菲就在孩子后头跟着，问他是不是特地来找这位好朋友的。小孩的声音听着还有奶味，他说是，因为很久没来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汪小菲拿手机拍了下来，发到了网上。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张兰在北京的家里开了直播。她七十岁了，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她说自己当妈当得挺失败的，心里最过不去的一件事，就是汪小菲九岁那年把他一个人留在北京，等到十三岁又送出了国。她那会儿光顾着赚钱，觉得这样孩子以后能过得好点，没想起来小孩其实更想要大人陪着。张兰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儿子正拉着自己孩子的手在台北夜市里挤。汪小菲的太太怀着孕，他想给她买一份烤地瓜带回去。

张兰在北京的房子里一个人过春节。汪大爷七十岁了，他前阵子买了机票，要去台北那边，和儿子孙子一起过年。忙活了一辈子，钱是挣了不少，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反倒成了难事。这事传开以后，好多人都在议论。大家说的，多半还是汪小菲家里那些财产怎么分，和他前妻家里那些没完没了的纠葛。没几个人去留意那个九岁的孩子。他在夜市碰见卖水果的老太太，很平常地打了个招呼。这件事本身，好像比那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更有意思。

纽约最好的学校门口，那些小孩穿着特别贵的校服，嘴里能蹦出好几种外国话，连量子物理都能聊上几句。上海也有这样的学校，十三岁的学生，名下已经有好几个发明专利了。迪拜那些王子的孩子，他们每天要学的课，骑马和学电脑编程一样重要，还得懂怎么跟外交官打交道。普通人家还在发愁怎么能买上学区房，怎么能报上好的补习班的时候，世界上最有钱的那批人，已经在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一套特别复杂的成长计划了。这套计划主要琢磨三件事：怎么让孩子在小时候就把别人二三十年要学的东西都学完，怎么把自己认识的那些重要人物介绍给孩子认识，还有就是怎么教孩子应付那些谁也预料不到的倒霉事。

华尔街那些搞投资的人，孩子三岁就开始上一种全天候的课。早上有中文老师来家里叫起床，下午放了学，接着上机器人课，还要假装操作一大笔钱做投资。硅谷那些新发财的科技老板，能给五岁的孩子请到拿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来当老师。这种办法，说白了就是把一个成年人需要花二十年明白的道理，硬塞进小孩的脑子里。有个姓洛克菲勒的人在他写的书里提到，他十二岁的时候，家里请的老师就让他每天读一本叫《国富论》的大厚书，还要写文章评论当时的经济新闻。周末也不闲着，得跟着银行的人，去看他们是怎么把钱借出去又收回来的。这教的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是想换一种方式让孩子想问题。

瑞士有个很贵的学校，里面的马球场上，一个十五岁女孩，家里是开采石油的，她正和摩纳哥来的王室成员讨论以后投资什么新能源项目。波士顿一所顶尖中学的哲学课上，学生们讨论着讨论着，就变成了几家大公司未来的老板在提前谈生意。这些最好的私立学校，其实是个专门认识人的地方。有统计说，那些名牌大学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新生，他们的爸爸或者爷爷以前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把人脉关系传给孩子，是这场教育比赛里最要紧，但又最看不见的部分。香港有个姓李的富豪家，专门设了一笔钱，用来给家里的年轻人制造麻烦，比如设计一些商业上的圈套，看他们会不会上当，怎么处理。马斯克把自己五个儿子都送进他自己办的一所学校，那学校里的课，主要就是研究“万一地球要毁灭了该怎么办”。有钱人心里很清楚，光有钱不行，真正能保住他们家地位的，是遇到天大的坏事时，知道该怎么想、怎么办的那种脑子。

有个做私募基金的人，给他孩子弄了个十个人的小组。小组里有以前名牌大学的招生老师，有研究小孩心理的医生，还有分析国际形势的专家。这帮人不仅盯着全世界教育有什么新花样，还要猜一猜等到二零三五年，什么行业最吃香，然后根据这个来调整那孩子该学什么课。这套做法，跟一个国家制定长远计划的研究机构差不多了。伦敦金融圈里最近流行一种教法，叫“感官投资”。让孩子闭上眼睛，尝不同地方出产的矿泉水，说是能练出更灵的舌头；蒙上眼睛品红酒，说是能培养判断风险的感觉。有科学家研究过脑子，说这么练，能让大脑里负责思考的那块地方长得更密实。比尔·盖茨每年会带孩子们参加一个活动，四十八小时里模仿没饭吃的人怎么生活。扎克伯格要求他的孩子必须背下一本叫《人类简史》的书，还要写报告讨论人工智能有没有道德问题。最顶级的富豪已经不满足于只教孩子知识了，他们想给孩子脑子里装上一套做复杂决定的模型。

上面说的这些，就是现在最有钱的那圈人怎么教育孩子的普遍样子：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算计得非常精细，每一步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所有的钱、所有的人、所有的课程，都朝着一个目标使劲——保证他们的孩子不仅能稳稳地拿住家里的钱，还能把家里的势力和影响变得更大。在这套庞大的计划里，有一个要求很少被写进最重要的教案里：怎么让孩子打心眼里尊重一个在夜市卖芭乐的老太太，并且能记住这种小小的好意。这种品性，国际学校的成绩单上不会体现，在假装操作私募基金的练习里也看不出价值。它甚至和“传递人脉”这件事是反着来的——你认识一个夜市摆摊的，可没法帮你认识什么大人物。

所以，汪希箖在夜市里的那个很平常的举动，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就显得特别不一样，也特别少见。这种少见，一对比就更明显了。二零二六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汪小菲在网上发了一段一家人团聚的视频，本来是想让大家看看家里多暖和。结果镜头一扫，拍到坐在饭桌边的汪希箖，手里捧着一个平板电脑，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头都没抬一下。就这一个镜头，引来了好多讨论，说明星家的孩子是不是没人管，光知道玩电子产品了。汪小菲后来在网上直播时说，已经把孩子的平板没收了，还特意计划了一次全家出去旅行，想着多带孩子到外面玩玩，可能就不老想着玩电脑了。不过从年夜饭那个视频来看，这场跟电子产品的斗争，离结束还早着呢。

一边是孩子抱着电子设备不撒手，另一边是孩子心里还记着夜市里一个老奶奶。这两件看起来完全相反的事，同时出现在一个九岁孩子身上，正好说明了现在有钱人家在教育孩子时，最真实的那种矛盾和担心。当爸妈的想用定规矩和出去旅游的办法，把孩子从屏幕前拉开。可孩子自己，却用最本能的方式，记住了从街头巷尾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这种记住，不是爸妈特意安排的“体验生活”课，就是心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感情。

比尔·盖茨的钱多得数不清，可他养孩子，用的却是挺普通的老办法。他最核心的想法就一条：别让钱把孩子给害了。他家房子是值上亿美元，里面有人造沙滩，有家庭电影院，可孩子们从小就得轮流洗碗，十四岁以前不准用手机，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许碰任何电子玩意儿。就算比尔·盖茨当年在微软公司忙得团团转，他也要挤出时间亲自开车送女儿去学校。这套办法用在他的大女儿珍妮弗和小儿子罗里身上，效果看起来很不错。珍妮弗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考进了纽约一家很好的医学院学看病，二零二四年五月正式毕业，拿到了当医生的资格，以后专门给小孩看病。罗里呢，完全继承了他爸爸的聪明脑子，中学是在西雅图一所很贵的私立学校读的，后来考上了杜克大学，学的是电脑软件工程和经济学，拿到商业管理的硕士学位后，又跑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

可是到了小女儿菲比·盖茨这儿，情况完全变了。二十三岁的她和黑人男朋友谈恋爱、大把大把地花钱搞创业、在社交网站上爆料她爸爸的身体情况，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专门上新闻热搜的样子。老话说钱能解决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麻烦，可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就算比尔·盖茨有上千亿的钱，好像也没什么用。这个例子挺残酷的，它说明哪怕是最有钱的人，设计了最周全的教育方案，也没法保证一定能教出想法端正、人格健全的下一代。钱和资源能买到最好的课程和最厉害的老师，可买不到孩子心里的善良、尊重和知道感恩。

沃伦·巴菲特别人都叫他“股神”，他养孩子也有些办法常被人夸。他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完全靠爸爸养着。大儿子去当了农民，女儿做了教小孩的老师，小儿子喜欢音乐，成了一名音乐家。他们都找到了自己喜欢干的事，并且在自己干的事上做得挺出色。巴菲特告诉他的孩子们，有了想做的事，就得用尽全力去做，做出点样子来，证明自己这辈子没白活。于是大儿子有了自己的农场，女儿办了自己的教育机构，小儿子拿到了音乐界很高的格莱美奖。他还教育孩子们，等自己有了足够的钱、足够的影响力、能号召动一些人的时候，就应该去帮帮社会，帮帮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所以，他的三个孩子后来也都同时在忙慈善方面的工作，到处为需要帮助的人奔走。

巴菲特早就决定，等他去世后，把百分之八十五的财产都捐出去，只留百分之十五给孩子。他给孩子留的钱，够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绝不允许他们整天游手好闲，光等着吃现成的。这种又讲道理又健康的教育，让他的孩子们既自信又开朗，对生活很有热情，也一直保持着关心社会、能体谅别人的心。有统计数字说，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有钱人家，会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时候衰落下去，原因就是他们只盯着怎么把财富传下去，忘了教给孩子正确的想法和真正做事的能力。巴菲特家的成功，正好说明了把好的想法传下去，比光传钱要重要得多。

马特·达蒙最近干了件在好莱坞不常见的事：他花了大概两千一百万美元，带着全家人头也不回地搬离了洛杉矶。在那里，总有小报记者把镜头对着他孩子的脸拍，孩子同学的家长在生日派对上互相递名片，后院游泳池边的聚会，聊的都是谁家又买下了一个电影或者游戏的故事版权。达蒙说，这地方对孩子来说已经不是童年了，像个拍真人秀的片场。他搬去了佛罗里达，不是去躲起来，是想换一种活法。用一千五百万美元，买回来一张当“普通人”的体验卡。现在有些顶级富豪在玩一种新游戏：故意降低孩子成长的环境，让他们离开总是被人盯着看的地方，去掉那些爱慕虚荣的东西，把“可以犯错”和“能自由自在地玩”重新放回到他们的生活里。这不是躺平不干了，是想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让孩子长出真正能扛事的本事。

霍启刚和郭晶晶两口子，经常被人说是豪门里的一股清流。郭晶晶带儿子去洗车，让儿子挣点零花钱，她说：“我得让他知道，靠干活挣钱，一点也不丢人。”有研究证实，懂得体谅别人感受的孩子，在和人打交道方面的影响力，比同龄孩子能高出两倍，当领导的能力也比那些只会考试的孩子强得多。霍启刚带孩子去田里插秧，让他们体会一下种地的辛苦。这些看起来挺简单的活动，背后想告诉孩子的道理是：要尊重干活的人，要珍惜得到的东西，要明白平凡日子也有它的价值。这种教育，和那些花三百万把孩子送进贵族幼儿园，却因为孩子在幼儿园抢玩具打人最后被劝退的例子，放在一起看，区别实在太大了。

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登过一项研究，说出了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真相：决定一个孩子将来能挣多少钱的，百分之八十的原因在于他从小被教成了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家里有多富。别让那种“怕穷养不好孩子”的焦虑，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优越感，把下一代给毁了。真正的阶层之间的墙，是刻在一个人骨头里的教养差别。杭州的图书馆里出过一件事，一个八岁的男孩在图书馆里大声吵闹，工作人员劝他离开，陪他来的爸爸当场就吼起来：“小孩的天性就是爱自由！你们管得着吗？”他这个做法，被好多人骂。一个在投资银行干招聘的人透露，面试的时候，要是遇到坐在那儿不停抖腿、或者老是打断别人说话的应聘者，他们会直接把这个人拉进黑名单，再也不考虑。职场上的现实就是这样，没人敢把一个重要的项目，交给一个连基本的分寸感和尊重别人都不懂的人。

超过一半的人会因为吃饭发出声音或者对服务人员态度不好而分开，这个数字比因为经济条件不够而分开的人要多得多。社会正在用一些看不见的办法，让那些不太懂得基本礼貌的人慢慢被排除在外。澳门那个很有名的赌王家里，为了分家产的事情曾经闹得所有人都知道，几个太太和孩子们争来争去，关系弄得很僵。最后，是二房那一支人拿到了管理那个庞大生意的权力，大家觉得他们平时待人比较客气，做事也更有规矩。一个家庭如果教养好，连钱好像都会更愿意往他们那边去。

汪小菲的儿子在夜市里的样子，让很多人心里有感触，是因为现在大家养孩子，总想着要成绩好，要上名牌学校，要多学才艺，要认识有用的人，却常常忘了教孩子最根本的一件事：怎么去尊重一个和你地位差得很远的普通人，怎么去珍惜别人一份小小的、不求回报的好意。这种东西，你在那些昂贵的国际课程表里是找不到的，也没有什么考试能给它打分。

汪小菲发出来的那个夜市视频里，还有个小事可能大家没太注意。孩子自己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却想着没来的家里人。他问他爸爸，筱梅阿姨去哪里了。听到爸爸说她陪自己妈妈去了，等会儿就回来，孩子马上就说，那我们应该带点好吃的给她们。他还专门提醒爸爸要买地瓜球，因为他记得筱梅阿姨最喜欢吃烤地瓜了。他也没忘了给在家里的姐姐和那位“婆婆”带一份。这个才九岁的孩子，很顺口地就叫继母的妈妈为“婆婆”，一点也没觉得不自在。

马筱梅在直播里说过，孩子们一开始是叫她姐姐的，后来她和汪小菲觉得不合适，就改成了叫阿姨。她从来没想过要让孩子叫她妈妈。孩子们叫她筱梅阿姨，她就这么应着，甚至有点小心地维护着这个称呼。有一回家里很多人吃饭，张兰当着大家的面夸她，说她心细，孩子们都离不开她。她听了只是笑了笑，转过身就把剥好的柚子肉，很自然地递给了伸手过来的小玥儿。2026年过年那顿晚饭，是她和张兰两个人在厨房里准备的。她没有去抢着做主厨，而是在旁边很熟练地帮忙，洗菜，切东西，听着张兰讲汪小菲小时候的趣事，自己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厨房里冒着的热气，让整个屋子显得很平常，也很暖和。

这些家里的小事情，和那些总把孩子当成家族斗争工具、婚姻胜利品的豪门故事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在这里，叫什么其实没那么要紧，重要的是平常日子里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信任和温度。马筱梅自己怀孕八个月了，肚子已经很大，但还是跟着汪小菲和孩子，一趟又一趟地坐飞机跨过海峡。她的陪伴是安安静静的，存在感都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小玥儿对坚果过敏，所以出门带的零食袋里，永远都不会有花生。天气变冷了，她不会一直念叨，只是不声不响地把两条软和的羊毛围巾塞进背包，一条给姐姐，一条给弟弟。

2026年2月7号那天，是大S去世满一年的日子。台北那边有纪念的活动，但是汪小菲没有带孩子去参加。他带着女儿小玥儿和儿子箖箖，出现在了广州的一个海洋馆里。孩子们看着白鲸在笑，他就在旁边安静地拍着视频。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就有了很多争论。有人说他太冷漠，不懂得尊重离开的人。也有人说，对于一个爸爸来说，让没了妈妈的孩子能在游乐场里笑出来，可能比让他们在墓碑前面被迫掉眼泪更重要。这不算一次通常意义上的追念，更像是一个家碎了以后，试着用最笨也是最实在的办法，把日子一点点重新拼凑起来的努力。

过去这一年，汪小菲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来回跑了超过五十趟，算下来每个星期飞的里程都超过六千公里。邻居们已经习惯了在星期六一大早，看到他拖着箱子急急忙忙出门，去赶最早一班飞台北的飞机，然后在星期天晚上又准时回来。这种固定不变的奔波，连经常飞这条线的空乘人员都认识他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结了婚以后，他这样密集地去陪孩子的节奏一点也没变。马筱梅现在怀孕已经到后期了，但她从来没说过让汪小菲少去接几次孩子的话。她自己倒是悄悄去了解了一些儿童心理方面的知识，默默记住孩子们爱吃什么、对什么会过敏。她给孩子织围巾，帮忙联系以前照顾过孩子们的那位小杨阿姨，请她重新回来工作。

在这个新的家庭环境里，她给自己的定位是“让孩子觉得舒服的阿姨”，而不是要去代替谁。那位小杨阿姨回来，好像是把最后一块拼图给拼上了。她在汪家做了十七年，从汪小菲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在了。孩子们一看到她立刻就扑了上去，尤其是箖箖，牵着小杨阿姨的手，兴奋地讨论着游戏该怎么玩。这个由不同血缘、不同过去的人组成的家，正在慢慢找到他们自己的步调。这里有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带来的高兴，也有对孩子怎么长大的考虑，有对以前日子淡淡的回想，也有对现在生活踏踏实实的安排。

外面大家议论的话题，也跟着变了。媒体拍到的画面，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争吵，而是爸爸蹲下来给儿子系鞋带，是继母弯下腰听小女孩说悄悄话，是一家人拖着行李箱在机场匆匆走过的背影。把这些画面拼在一起，成了一个和以前那些八卦传闻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曾经碎掉的家，正在用最笨的方法学着怎么愈合。马筱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大家发现，不故意去表演“好妈妈”，不硬要挤进去，反而是一种更聪明的做法。她小心维护的，是丈夫作为一个父亲该尽的责任，也是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平静。

生活变得只剩下最直接的行动。放学有没有准时接到？下个星期的家长会该谁去？孩子的牙套该换了，约哪家医院？这些具体的问题，把每一天都填得满满的。难过并没有被忘记，但它不再是一个需要经常拿出来给大家看的仪式了。它被收进了平常日子的缝隙里——在女儿突然不说话的时候，在儿子某个神情很像妈妈的瞬间，然后被爸爸的一个拥抱，或者被“筱梅阿姨”递过来的一杯温蜂蜜水，轻轻地接住了。

广州海洋馆那件事之后，一开始的争论声慢慢小了下去。更多的人开始明白，怀念一个人，不一定只有一种固定的方式。对孩子来说，活着的人怎么好好过日子，怎么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可能才是离开的人更愿意看到的纪念。汪小菲的手机里，存满了孩子这一年的照片和视频。学习的，运动的，出去玩的，发呆的。没有一张是故意摆好姿势用来给别人看的。那只是一个普通爸爸的存储空间，里面存着他作为一个父亲，重新把生活理顺的证据。

家族群里头，现在聊的基本都是孩子考试得了多少分，或者发些比赛录像。张兰会转一些讲怎么保养身体的文章，告诉汪小菲晚上别睡太晚。马筱梅呢，有时候拍张超市里新上架水果的照片，问问孩子们想不想吃。说的都是些小事，特别普通，甚至有点没意思。可过日子靠的就是这些没意思的小事，它们堆在一块儿，日子才过得稳当。去年一年，这家人没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没什么曲折的故事。他们就是给出了一个挺简单的，甚至有点过时的办法：遇到事儿了，别老盯着那堆烂摊子看，低下头，先把跟前的人照顾好，把手头的事做好。一天一天地过，一步一步地走。陪着一个人，好听话不用多说，关键是得在那儿——你人在，并且一直在那儿。

夜市里那个跟卖芭乐的老奶奶打招呼的九岁小孩，他那么做之所以让人觉得好，是因为他家里特别有钱，很多人盯着他们家看，家里头还有不少是是非非。在这种情形下，他能对一个普通人客客气气，能记住一件跟赚钱没关系的小小的好意，这可不是爹妈教几句就能教出来的。这是一种还没被周围那些东西给带歪了的天性。在那些特别有钱的人拼命争抢的各种稀罕东西里头，这种天性，大概才是最稀罕、最没法用钱算价钱的宝贝。

钱能买到顶好的学校，可买不来小孩心里头干干净净的善意。用得上的人脉，靠资源能搭起来，但不能保证你家孩子就能平平和和地看待夜市上一个摆摊的。再周全的防备风险的安排，也安排不了孩子自己心里头长出来的那份惦记。当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在拼命让孩子学这学那，想把孩子变成以后的老板、大科学家或者有名气的人的时候，那个愿意停下来，对一位老奶奶说声“过年好”的孩子，他让人想起来：养孩子养得好，到最后看的可能不是这孩子将来能爬多高，而是他心里头能放下多少人，能记住多少件不起眼但是让人觉得暖和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