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明除夕合影不见小海绵？离异明星子女的春节“迁徙”引热议
今年除夕，黄晓明在三亚的一张合影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和父母、北京电影学院的恩师崔老师和霍老师站在一起，十道菜的年夜饭摆满一桌，笑容里满是团聚的温馨。可镜头一扫，唯独不见儿子小海绵的身影。网友们迅速调动起记忆：前几日，不是刚有人拍到Baby带着小海绵出现在上海机场吗？孩子应该是陪妈妈过年去了。一张普通的家庭合影，因为一个孩子的“缺席”，瞬间被解读出无数潜台词。这早已不是孤例。每逢佳节，尤其是团圆意味最浓的春节，离异明星子女的“过年地图”总会被置于公众的放大镜下，成为一场牵涉法律、情感与舆论的复杂博弈。
现象剖析：离异明星子女的“过年地图”与公众反应
当黄晓明在三亚与恩师共叙家常时，陈妍希正在北京机场经历一场克制的告别。2026年春节前夕，她牵着9岁儿子小星星的手，一路将他送到安检口。随后，小星星在保姆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飞往安徽，与父亲陈晓及爷爷奶奶团聚，陈妍希则独自转身，返回台北娘家。分别前，她摸摸儿子的头，细节被镜头捕捉，网友从中解读出“母爱在克制中的周全表达”。而小星星慢悠悠的脚步、软趴趴靠在行李箱上的身影，则流露出对分离的低落。这一幕，精准勾勒出离异家庭节假日安排的典型模式：孩子如同候鸟，在父母两个家之间迁徙，而机场、车站成了情感中转站。
更早之前，杨幂与刘恺威的故事则展现了另一种舆论生态。曾有媒体拍到刘恺威与父母带女儿小糯米吃开年饭，却不见杨幂同行。面对追问，刘恺威最初只是笑笑说“新年快乐”，其父刘丹也笑而不答。这种沉默迅速发酵成各种猜测，直到刘恺威亲自发微博澄清，表示杨幂有一起过年，全家还去会所度了假，并恳请大家“不要刻意做文章”。尽管如此，“杨幂春节未返港和爱女团聚”的话题依然流传甚广。公众似乎总在寻找“缺席”的证据，并将此与父母的责任感直接挂钩。
纵观这些案例，模式虽有不同——或如黄晓明、杨颖般低调处理，孩子轮流陪伴；或如陈晓、陈妍希般明确划分时段，异地团聚；或如赵丽颖、冯绍峰般将抚养细节置于绝对的隐私保护之下——但共性在于，孩子的节假日安排已成为离异明星家庭必须精密筹划的“年度项目”。
而公众的反应，往往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撕裂。一方是理解与支持，认为明星也是普通人，在努力平衡工作与亲情，理应给予空间。陈妍希主动送子与父亲团聚的安排，就获得了多数网友的肯定。另一方则是严厉的审视与质疑，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被解读为亲情的疏离或责任的缺失。这种舆论极易将父母标签化，塑造出“好妈妈”或“好爸爸”的单一形象，一旦现实与期待不符，便会引来巨大的反噬。
法律与情感的拉锯战：离婚协议中的“春节条款”
在这些温馨或争议的画面背后，是一份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离婚协议在悄然运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负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才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为“春节怎么过”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框架。
在实践中，许多离异明星的协议中会包含详细的“节假日条款”，对寒暑假、法定节假日的探视权进行具体划分，包括时间、地点、交接方式等。例如，双方可能约定春节假期由父亲或母亲一方陪伴，或进行前半段与后半段的切割。这种设计的核心原则是“子女最大利益”，旨在保障孩子既能享受亲情，又能维持生活环境的相对稳定。然而，法律的刚性条款在遭遇明星工作的特殊性时，常常需要弹性的变通。频繁的出差、跨国的行程、不定的档期，都可能让一纸协议的执行面临挑战。此时，情感的博弈就超越了法律的框架。
父母双方的妥协与坚持，构成了博弈的隐性规则。有的明星会为了陪伴孩子刻意调整甚至推掉工作，以换取宝贵的团聚时光。而孩子的意愿，尤其是年满八周岁子女的真实意愿，在法律和情理中的权重日益增加。如何在不暴露孩子隐私的前提下，尊重他们的选择，成为一大难题。王菲的女儿李嫣就常在媒体视野之外，拥有相对自主的成长空间。更棘手的是，协议执行的任何微小偏差，一旦被置于公众视线下，都可能被无限放大。舆论的关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额外的压力，迫使离异父母在处理家庭事务时，不得不分心考虑外界的评价。
隐私与舆论的边界：谁在定义“模范父母”？
公众为何对明星子女的过年去向如此热衷？这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动因。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投射心理。许多单亲或离异家庭的普通人，会通过观察明星家庭的应对方式，来反思和寻找自身亲子关系的出路，从中获得共鸣或慰藉。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抑制的窥私欲与娱乐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明星及其家庭被默认为“公共财产”，其一举一动都可被讨论、消费，而年幼的孩子往往成为其中最无辜也最吸引流量的部分。
社交媒体时代，更催生了群体性的道德审判狂欢。离异明星如果频繁“晒娃”，可能被批评为利用孩子炒作、立人设；如果像黄晓明这次一样，合影中不见孩子，又可能被质疑疏于陪伴。这种“晒与不晒”的两难，将父母置于无所适从的境地。贾静雯在离婚后，曾因公开分享与女儿的亲子时光而获得“好妈妈”赞誉，但其中也夹杂着对孩子过度曝光的担忧。而更极端的负面案例，如李小璐的女儿甜馨，曾因母亲的过往而持续遭遇网络恶意玩梗，即便分享日常也被扭曲解读，孩子的隐私与心理健康受到了直接伤害。
面对这种关注度的反作用，明星们不得不发展出各自的应对策略。赵丽颖和冯绍峰被外界视为“共同抚养”的典范，他们极度保护儿子的隐私，媒体拍到的画面多是父亲低调接送，或一家人的“地库交接”，重要场合协作出席，用制度化、低调化的协作替代可能的情感拉扯与公开曝光。周迅、高圣远等人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对子女信息进行绝对保密。这些策略无不在试图划清一条边界：家庭事务的私域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边界。
当家庭事务成为公共议题
一张除夕合影引发的讨论，最终指向了一个核心矛盾：明星的隐私权、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与公众的知情权、讨论欲之间，存在着难以根本调和的张力。明星因其职业特性，让渡了部分隐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家庭、尤其是未成年子女需要同等地暴露在舆论场中。
当我们热衷于讨论小海绵今年跟了谁，小星星在机场是否开心时，或许更应反思，这种讨论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对离异家庭普遍困境的真诚关怀，又在多大程度上沦为对个体生活的窥探与评判。将抚养权的合理安排简化为“好父母”与“坏父母”的二元对立，或将孩子的节假日行程变为流量消费的素材，都无益于理解这一复杂议题背后的法律情理交织与个体艰辛。
舆论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形成监督，也可能造成伤害。最终的价值倡导，或许在于媒体与公众能否形成一种共识：在满足合理好奇心之余，共同维护儿童不应被侵扰的隐私空间，让家庭事务的归家庭，让法律的归法律，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构建一个对离异家庭更友善、更少评判的社会环境。
你认为，公众在关注此类事件时，应如何把握好奇与尊重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