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斌片场一脚踹醒张桐!严师出高徒,还是职场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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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斌片场一脚踹醒张桐!严师出高徒,还是职场霸凌?

2005年,北京郊区的《亮剑》片场,晨雾未散,监视器后方的空气已紧绷到极致。镜头前,李幼斌正咆哮着李云龙的土味台词,旁边是眼神自带威压的张光北。这本该是场能让后辈观摩学习的典范对手戏,但在画面景深的角落里,一个不安分的影子正疯狂试探着所有人的底线。那是二十四岁的张桐,他扮演的勤务兵魏和尚,正用他理解的“活着”的方式——挤眉弄眼,频繁晃悠,压低帽檐——试图为自己在胶片上争得一席之地。

导演一声“卡”,李幼斌回头,目光落在那个五官几乎要“乱飞”的年轻人身上,眉头拧成了死结。而另一场冲突,于雪地中升级。媒体报道有记者探班,年轻的张桐肾上腺素飙升,为了博取关注,他背着饰演“李云龙”的李幼斌一路狂奔,将导演的喊停声抛在脑后,直到两人狼狈摔进雪窝。这一次,李幼斌没有多言,而是直接动了脚,伴随着一句掷地有声的怒喝:“我是团长你是兵,你想飞啊?”

若将同样的场景置于今日的舆论场,或许早已被冠以“片场霸凌”、“职场霸凌”的指控。社交媒体上会掀起怎样的声讨与“考古”,我们不难想象。然而,在近二十年前的剧组生态里,这却似乎是一次被默许的、关于“规矩”与“角色”的粗暴校准。那结结实实的一脚,不仅踹在了张桐身上,也踹在了一个横亘于演艺行业,乃至更广泛师徒关系间的永恒议题之上:严厉指导,究竟是淬炼艺术的必要狠劲,还是以“为你好”为名的权力越界?

严师的价值:艺术追求背后的“狠劲”

回顾李幼斌与张桐的旧事,严苛背后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角色真实”逻辑。在李幼斌的版本里,踹那一脚是因为“当时我入戏太深了,开拍前就调整到‘李云龙’模式了”,他看到警卫员魏和尚跑到团长前面,一时没忍住。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角色逻辑对演员本能的压制——警卫员不能抢了团长的戏。这种对角色定位近乎偏执的捍卫,恰是那个时代“戏大于天”理念的体现。

这种严厉,在追求艺术精进的语境中,并非孤例。导演陈凯歌在指导演员时,也以严苛闻名。在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中,他曾因对演员倪虹洁的表现极度不满,当场追问“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导致后者情绪崩溃,当场大哭。陈凯歌对年轻演员的批评同样直接而尖锐,他曾指出当前一些年轻演员的表演“太假了全是套路”,过分依赖技巧而非深入角色内心。在另一档节目中,他与章子怡作为导师,即便面对众多演员,也坚持不轻易发放最高等级的“S”卡,秉持着“不达标就不乱搞”的铁律。

这种高标准的背后,是对艺术完整性的一种极端守护。在陈凯歌看来,真正的表演需要演员将自身情感与角色融合,展现自然、真实的演技。这种严苛,往往能刺破演员自我满足的泡沫,迫使其快速突破表演的舒适区与瓶颈。京剧艺术的传承,历史上更是以“严”著称。梅派传人梅葆玖先生,虽以温文尔雅著称,但在守护父亲梅兰芳先生的艺术声誉与梅派艺术的纯粹性时,态度却极为强硬。他曾公开对彼时以新式男旦表演走红的李玉刚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其表演是“庸俗化用来取悦观众”,不配与梅派艺术相提并论。在传统的京剧师徒关系中,“打骂式”教学曾是常见的传承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在严酷的锤炼中,将程式化的唱念做打烙印进弟子的肌肉记忆里。

严厉的价值,在于它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与秩序,迫使被指导者全神贯注,将外在的压力内化为精益求精的动力。它基于一个前提:艺术的至高追求,可以暂时凌驾于个体的感受之上,而最终的“破茧成蝶”,将为这一切赋予合理性。就像李幼斌那一脚,踹碎的或许是张桐“法式表现主义”的虚妄理解,却可能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在“团长”与“兵”的框架里,真正“活着”。

严师的边界:从“鞭策”到“伤害”的争议线

然而,当“严”的尺度失控,“鞭策”与“伤害”之间那条模糊的界线便会被轻易跨越。严厉一旦滑向权力滥用,“为你好”就可能沦为控制与羞辱的遮羞布,其代价是沉重且长久的心理创伤。

高压环境对演员心理健康的摧毁力不容小觑。韩国演艺圈的数据触目惊心,官方统计显示,高达40%的艺人确诊抑郁症,30%曾产生自杀念头,娱乐从业者的抑郁风险是普通人群的两倍以上。高强度工作、严苛的外形管控、网络暴力以及“完美人设”的绑架,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压迫生态。演员赵露思曾公开自己长达六年的抗郁历程,披露了从情绪低落到出现呕吐、头晕、全身疼痛等躯体化症状的全过程,并坦言学生时代的体罚和初入行时的公司暴力等创伤经历,是其抑郁症发展的重要诱因。香港演员江美仪亦自曝被惊恐症折磨二十年,严重时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比死亡更难受,其病症与早年深刻的情感创伤及工作高压密切相关。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来自“严师”或行业环境的压力超过了个人心理的承受阈值,所谓的“锤炼”就可能演变为“摧毁”。陈凯歌在片场对柳岩的公开训斥,尽管可能出于对节目或作品质量的要求,但其方式在部分观众看来已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与权威碾压色彩,给当事人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在传统的“严师出高徒”逻辑中,个体的尊严与心理健康常常是被忽略的变量。

时代在变迁,关于“边界”的共识也在重塑。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让“个体尊严不可侵犯”成为更主流的价值观。人们不再无条件地接受以“艺术”或“传承”为名的任何形式的言语或行为暴力。与此同时,行业的规范化进程也在试图为从业者提供保护。虽然当前影视行业工会的力量和覆盖面仍有局限,但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出现对演员权益的明确支持。例如,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短剧演员劳务纠纷时明确指出,在网络微短剧拍摄中,配音、补拍等衍生工作不属于演员默认义务,若制作方未在合作前明确告知,不得以此为由克扣片酬。这虽是小案例,却折射出法律对演艺劳动关系中公平、透明契约精神的维护趋势,为抵御一些以“行业惯例”为名的潜规则压迫提供了依据。

现代师徒关系的困境与解方

在个体主义盛行、创作节奏日益快餐化的今天,传统的“严师”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资本驱动的影视生产追求速成与回报,难以沉淀出过去那种需要时间打磨的、深厚的师徒情谊。年轻一代的从业者更倾向于平等、协作的工作关系,对单向度的服从与权威天然抱有警惕。而老一辈艺术家的某些严厉方式,也可能因与新时代的沟通语境的脱节而加剧冲突,如同梅葆玖对李玉刚创新方式的激烈批评,虽出于守护传统纯粹的初心,却也引发了关于“传承”与“革新”的广泛争议。

重构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新型师徒关系,成为必然。导演徐克与演员们的合作模式,常被描述为“亦师亦友”。演员梁家辉曾称徐克为“半个师父”,认为他既是严苛的导师,持续挖掘自己的潜力,又是志趣相投的伙伴,在电影艺术之路上并肩探索。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共同成长的基础上。即便是与年轻顶流演员肖战合作,从肖战方面透露的信息看,其态度也充满了对导演的敬畏与谦卑,他甚至在初次见面后不敢贸然说出“期待合作”,生怕显得唐突。而徐克选择演员,也向来以严格著称,看重的是实力与职业素养。这种双向的尊重与专业认可,构成了良性互动的基础。

新型师徒关系的核心,或许在于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是尊重个性

,将演员视为有独立思考和创造力的合作者,而非完全被塑造的“材料”。

其次是明确边界

,无论是艺术探讨还是工作安排,都应在专业、平等的框架内进行,杜绝任何形式的侮辱与人格贬损。

最终是共同成长

,师父的经验与眼光,与徒弟的新鲜视角与活力相互激发,共同完成一部作品,实现艺术价值的提升。

结语:严师之“严”,重在淬炼而非摧毁

回望李幼斌踹向张桐的那一脚,它之所以在多年后仍被反复提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片场轶事。它更像一个浓缩的符号,象征着艺术创作中那股令人又爱又恨的“狠劲”——爱它可能逼出的极致光彩,恨它附带的粗粝与疼痛。

严师的存在,其价值毋庸置疑。在艺术这条追求极致的道路上,温和的鼓励有时确实需要严厉的鞭策作为补充,用以刺破惰性,挑战极限。但“严”的终极目的,应当是淬炼,而非摧毁;是引导演员的潜能向角色深处迸发,而不是将其自信与尊严碾碎在脚下。方法的严苛可以因材施教,但底线必须是恒定的尊重与保护。

这其中的平衡之道,不仅关乎片场,也映照着更广泛的职场与学习场域。我们期待领路人的高标准,也渴望被看见、被尊重的温暖。当“严”中蕴含着清晰的指引、公正的标准以及对个体差异的体察时,它才能成为助人攀登的阶梯,而非令人坠落的悬崖。

你是否也曾遇到过一位让你又敬又畏的“严师”?他(她)的教导,最终是成为了你成长的铠甲,还是内心一道需要愈合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