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腾马丽VS春晚：谁该为消失的年味买单？

可能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是沈腾马丽变了，是我们这些观众长大了，或者说，是时代变了。这对从话剧舞台一步步走进国民记忆的“郝建”夫妇，早已不是当年在“破剧场里演出，观众少的时候不到十个人”的年轻演员。他们身后是沈腾突破350亿、马丽突破200亿的电影票房数字，是“百亿票房女王”的头衔，是金鸡奖影帝的桂冠。当他们的档期被电影、综艺填满，当春晚小品那十几分钟的舞台对他们而言成了需要“连续熬夜改本子，为一句台词争执到凌晨”的高风险作业时，个人发展与平台传统模式之间的张力，便清晰得不容回避。

国民CP的成长之路：从舞台搭档到荧幕个体

沈腾和马丽的缘分，始于开心麻花那个充满汗水与笑声的话剧舞台。2005年，马丽加入剧团，与已是核心的沈腾初次相遇。在《索马里海盗》《乌龙山伯爵》这些上千场的演出中，他们锤炼出的不仅是“一秒切换喜剧节奏”的硬功夫，更有那种“舞台过命交情”——某次道具失误，沈腾临场改词，马丽瞬间接梗化解危机。这种“一个眼神知冷暖”的默契，是他们后来一切合作的底色。

转折点是2013年春晚的《今天的幸福2》，“郝建”夫妇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但真正将他们推上国民喜剧组合地位的，是2014年直面社会议题的《扶不扶》。那句“人倒了可以扶，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让喜剧超越了廉价的笑声，成为了观察社会的手术刀。此后十年，他们七登春晚，从讽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到批判躺平干部的《坑》，始终尝试用幽默解构现实痛点。

然而，事业的另一个维度在2015年被彻底打开。《夏洛特烦恼》14亿的票房，不仅让“马冬梅”从舞台走向银幕，更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马丽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独挑大梁，成为首位“百亿票房女王”；沈腾则凭借一系列高票房电影，被冠以“新一代喜剧之王”。他们依然合作，像《独行月球》里隔着宇宙相望的独孤月与马蓝星，片场无需排练，沉默对视的镜头就能让导演落泪。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身份早已从“春晚小品演员”拓展为“电影主演”，各自的路径也越来越清晰。沈腾曾坦言和马丽搭档最省心，“她懂我要的讽刺力道”，但当资本蜂拥而至时，两人也选择了不同的修行路径——沈腾深耕综艺维持曝光，马丽则回归话剧精进演技。这种“分头修行”，本身就是成长与转型的注脚。

观众代际更迭：共同成长中的审美迁徙

与沈腾马丽艺术生涯几乎同步成长的，是庞大的80、90后观众群体。他们曾是熬夜追看《乌龙山伯爵》话剧的年轻人，是守在电视机前为“郝建”捧腹大笑的忠实粉丝。如今，这群人大多已步入中年，肩负起家庭与社会的多重责任。

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知不觉中迁徙。年轻时，或许更需要那种解压的、密集的爆笑，像小品里直给的包袱和夸张的肢体语言。而成年后，经历了更多生活况味，对喜剧的需求可能变得更复杂。他们依然需要笑，但也开始欣赏笑中带泪的层次，渴望在幽默之外看到情感共鸣与人生思考。就像有观众评价马丽的小品“笑着笑着就看懂了生活”。这种变化并非抛弃了快乐，而是对快乐的质感有了新的要求——它需要更细腻的刻画，更贴近内心的真实触动，而非单纯的感官刺激。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Z世代观众登上舞台。他们的娱乐消费高度碎片化、圈层化，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中浸润长大。他们青睐的是含蓄、具有现实锐度或智力挑战的幽默，比如“埋梗”和“社会观察”。像漫才兄弟的作品，因其直击“租房难”、“职场PUA”等年轻生存困境，以“每分钟超12个包袱的密集笑点”和“荒诞但不悬浮”的美学，迅速赢得了他们的心。相反，一些传统的、“直给式”的喜剧套路，在他们看来可能显得“脱离现实悬浮感”。代际笑点的鸿沟，正如蔡明所言，已经“深不见底”。让一家老小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个包袱开怀大笑，这个春晚曾经看似天然的使命，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

媒介环境的颠覆：重塑的笑点与陪伴

媒介环境的剧变，是重塑一切喜剧逻辑的底层力量。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不仅培养了观众碎片化的娱乐习惯，更从根本上改变了“笑点”的生产与传播节奏。网络热梗以天甚至小时为单位迭代，那种需要漫长铺垫、在固定场景里展开的传统小品叙事，在对比之下容易显得节奏迟缓、包袱陈旧。当年轻人习惯了在拇指滑动间获取“一秒上头”的即时快感，春晚舞台上精心设计的“三翻四抖”，可能还未“抖”完，观众的注意力就已漂移。

流媒体时代的到来，则重新定义了“陪伴”。过去，春晚是除夕夜几乎唯一的、具有强制性的集体娱乐项目，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陪伴。如今，海量的影视剧、综艺、直播随时可点播，陪伴变得高度个性化、私人化。春晚从一个“必看节目”，逐渐变成了背景音，或是可供选择性消费的选项之一。它的文化向心力和聚合功能在减弱。在这种背景下，那些需要沉浸式、连续性观看体验的微电影或短剧，或许更适合作为一种可被独自品味、在社交平台分享讨论的内容产品，而非点燃整个客厅即时欢笑的火花。

春晚的困局：传统盛宴的适应难题

面对演员的成长、观众的迁徙和媒介的颠覆，春晚自身也陷入了深刻的适应困局。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语言类节目，尤其是传统小品和相声，正在大幅度缩减。2026年的马年春晚，小品数量被压缩至仅有三个，相声更是从节目单上彻底消失。有分析指出，这背后是“审查收紧与创作空间的双重挤压”。语言类节目因其贴近现实、依赖讽刺的特性，在日益复杂的舆论场和严格的导向要求下，创作步履维艰，“与其在刀尖上跳舞，不如减少供应量”。

另一方面，则是“求稳”心态与创新乏力的循环。直播的安全播出压力巨大，一次忘词或冷场都可能成为“社死”现场。这促使导演组和演员都倾向于选择更稳妥、风险更低的方案。于是，我们看到微电影、短剧等录播形式开始填补语言类节目的空白。它们打破了舞台的物理限制，能用更精致的画面、更自由的场景转换来叙事，也能更安全地规避直播意外。2026年沈腾马丽的《我最难忘的今宵》正是这种尝试——一个关于代沟与亲情、提前录制的微电影。

但这种“安全牌”是一把双刃剑。它确实规避了风险，探索了新形式，甚至能产出戳中人心的好作品（很多人为那个模仿父亲声音的机器人落泪）。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小品最核心的魅力之一：那种现场的、即时的、不可复制的互动与化学反应。那是沈腾嘴瓢时马丽的憋笑，是宋小宝在B站春晚搭档未到时的即兴高喊“屋里人呢？”。观众直言那种即兴救场“比排练小品好笑十倍”，他们渴望的是那种“不预制、有瑕疵的活人感”。当精致的录播影像取代了汗流浃背的现场交锋，那种一家人共享的、即时爆发的快乐，确实可能变得稀薄。春晚的聚合功能，在技术求精的路上，是否反而弱化了其情感凝聚的本质？

寻找出路：下一个十年的相处之道

变化已是常态，困局中也蕴藏着出路。对于沈腾、马丽这样的顶级喜剧演员而言，春晚依然是维持其国民度、连接最广泛受众的重要平台。而对于春晚，也需要这些拥有强大号召力的“笑点担当”来吸引流量、稳住基本盘。这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

未来的相处之道，或许不在于简单地回归或彻底决裂，而在于探索更灵活、更具创新性的合作模式。例如，定制化的节目形态，既能尊重演员在影视创作中积累的新能力（如对更复杂人物和叙事的驾驭），又能契合春晚的时段与主题要求。或者，开发跨媒介的互动，让春晚舞台上的一个创意起点，能在线上衍生出系列短剧或互动话题，延长其生命力和讨论度。甚至，可以尝试系列化角色的开发，让演员塑造的经典形象（不一定是“郝建”）能以不同的形式，在每年的除夕与观众重逢，积累更深的情感连接。

无论形式如何翻新，最终能留住观众的，依然是内容本身。无论是让人开怀大笑的包袱，还是让人心头一暖的感动，都需要建立在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和精湛的表演之上。观众批评某些作品“套路化”、“强行煽情”，本质上是对高质量内容的呼唤。当技术不再是障碍，形式不再受限，如何讲好一个属于当下中国的、能跨越代沟的好故事，才是对创作者最大的考验。

你觉得是你变了，还是春晚变了？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在提示，变化是双向的，也是不可逆的。我们怀念的，可能不只是某个小品，更是那段全家人围坐、为一个节目专心致志的旧时光。而对春晚和“沈马组合”们来说，下一个十年的课题，或许就是在汹涌的变局中，如何找到新的方式，重新点燃那种能让人放下手机、会心一笑的“热乎气儿”。你对他们的下一个十年，还有期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