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拉近，给撒贝宁的手部一个特写。

那是一张制作精良的红色手卡，边角甚至还没起皱，但在高清镜头的4K分辨率下，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位“北大还行”的老将，手指捏得有点紧。这可是撒贝宁啊，那个在综艺里满地打滚、在《今日说法》里严肃普法、脑子转得比高铁还快的名嘴。连他都需要死死攥着那几行字，生怕漏了一个标点。

这一幕，要是放在二十年前，估计会被观众喷成“业务能力不行”。

那时候的春晚是什么样？那是朱军、董卿、周涛的天下。特别是朱军，台上一站四个小时，脑子里装着整个晚会的起承转合，几千字的串词，硬是能像拉家常一样，看着你的眼睛说出来。那时候的“脱稿”，是主持人的基本尊严，是那一代电视人的金字招牌。

很多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主持人不行了，连背词都懒得背。

但这事儿，真不能全赖人。

把时钟拨回到2007年的除夕夜。那著名的“黑色三分钟”，至今还是无数传媒学子的反面教材，也是当事人的噩梦。朱军、李咏、周涛、董卿、张泽群、刘芳菲，六大顶尖高手在零点倒计时前乱成了一锅粥，抢话的抢话，忘词的忘词，最后硬是靠着朱军的大嗓门把场面压住。

那场面尴尬吗？尴尬。但那场面真实吗？太真实了。那是“人”在主持，是人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激反应。

可现在的春晚，容不下这种“人味儿”了。

现在的晚会，与其说是一场文艺演出，不如说是一次精确到毫秒的军事行动。以前可能就是几个赞助商，现在呢？口播里塞满了各种APP的红包互动、各种带货需求、各种政治站位和文化输出的任务。一段两分钟的串词，可能经过了十几层领导的审核，改了八百遍，直到上台前五分钟还在调整。

你让主持人背？这根本不是背书的问题，这是在玩命。

这时候，手里的那张卡片，就不是提词器，而是保命符。它意味着“免责”。照着念，出了事是稿子的问题；脱稿背，错一个字，就是严重的播出事故。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下，一个口误能被截成短视频在抖音上挂三天，各种微表情分析、阴谋论解读能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直接送走。

谁敢赌？

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局面：舞台越来越炫酷，灯光越来越迷幻，但站在中间的那个人，越来越像一个精密的报幕机器。他们字正腔圆，他们笑容完美，但他们的眼神，时不时就要往下瞟。

这种“安全感”的代价，是交流感的丧失。

以前赵忠祥倪萍站在那儿，你觉得那是邻居大爷大妈在跟你拜年；后来董卿朱军站在那儿，你觉得那是国家队的排面；现在的主持人拿着卡片站在那儿，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开年终总结大会，或者是某个新品发布会的PPT宣讲人。

那种“我看着你的眼睛，把祝福送进你心里”的电流，断了。

这对行业来说，其实是个挺悲哀的信号。它意味着“容错率”的消失，也意味着“个性”的死亡。当一个系统精密到容不下一个错别字的时候，它往往也容不下一个有趣的灵魂。以前我们看春晚，还会期待主持人抖个机灵，现个挂，现在大家只求别念错赞助商的名字。

而且，这股风气正在向下蔓延。

你去看看现在各行各业的年会、发布会，甚至婚礼司仪，手里不拿个卡片好像都不会说话了。大家都被一种莫名的“专业主义”绑架了——仿佛拿着稿子念就是严谨，脱稿发挥就是不稳重。

这哪里是严谨？这是对风险的过度应激，是对自己脑子的不信任。

更有意思的是，观众的心态也很矛盾。一边怀念当年的“神仙打架”，怀念董卿的“金色三分钟”救场神迹；一边又拿着放大镜在屏幕前蹲守，只要主持人嘴瓢一下，立马键盘伺候，“业务不精”、“关系户”的帽子扣得飞起。

是我们亲手把主持人逼成了“读稿机器”。

在这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下，别说新一代的小尼、龙洋了，就是把当年的赵忠祥请回来，估计也得戴上老花镜，老老实实捏着卡片念。因为现在的春晚，已经不是一个联欢会了，它是一个超级巨大的、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工业产品。

既然是工业产品，标准件才是最安全的。

未来的趋势？大概率会更“完美”。随着AI技术的发展，或许有一天，连真人都显得多余。虚拟主持人不会嘴瓢，不会忘词，能24小时保持最标准的微笑，甚至能根据大数据实时调整语调来讨好观众。那时候，连手里的卡片都不需要了，数据流直接生成语音。

只是，当那个绝对完美的虚拟人站在台上，零误差地念出“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时，屏幕前的你，还会觉得心里一暖吗？

或者说，我们现在看着手里捏着卡片的撒贝宁，心里那点别扭，到底是因为觉得他不专业，还是因为我们隐隐感觉到了——那个允许犯错、允许真情流露、允许“人”存在的黄金时代，真的回不去了？

毕竟，最动人的往往不是完美的台词，而是那个可能会出错，但此刻正真诚地看着你的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