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低德”频现，谁该为“林天宇们”的精致利己买单？
聚光灯下，少年胸前的金牌熠熠生辉。他感谢父母，感谢校长，感谢班主任，甚至感谢食堂阿姨多给的一个鸡腿，却唯独“忘记”了那个陪伴他七百多个日夜、为他熬尽心血的辅导老师。这一幕并非虚构的戏剧，而是当下教育生态中愈发常见的现实剪影。
当掌声散去，获奖感言中刻意遗漏的名字，转学手续中精心排除的恩师，以及面对质疑时那套滴水不漏的官方说辞，共同勾勒出一个“高分低德”的典型画像。这究竟是极端个案，还是系统性教育困境的必然产物？
家庭教育的“功绩主义”：情感让位于利益的价值观示范
在不少高知家庭中，孩子的成长轨迹被简化为一条精致的“绩效曲线”。父母们像项目经理般规划着孩子的每一步，从奥数奖牌到名校录取，所有选择都经过精密计算。某获奖学生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父母告诉我，人生是场投资，要懂得把资源用在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这种将人际关系工具化的思维方式，无形中为孩子树立了“结果至上”的价值观。
更令人忧心的是，当孩子取得成就时，部分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恩，而是如何将成果“最大化”。他们像精明的经纪人，计算着每个感谢对象的“价值”，甚至担心老师的付出会稀释孩子的“天才”光环。这种将情感联结异化为利益交换的行为，向孩子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是资源的置换。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虽然法律明确要求“立德树人”，但现实中，“短视化”“功利化”的育儿模式依然盛行。部分家长把家庭教育简化为成绩监督，将亲子互动窄化为作业检查，忽略了健康人格的培养。当孩子从小浸泡在“成王败寇”的价值酱缸里，他们学会的不是感恩与担当，而是精于计算的利己哲学。
学校教育的“锦标主义”：系统性的道德妥协环境
某重点中学的荣誉墙上，获奖学生的照片熠熠生辉，却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当学校将“清北录取率”“奥赛金牌数”视为核心指标，德育便不可避免地退居次要位置。一位班主任无奈道：“现在评价老师，看的是你带出了多少获奖学生，而不是你培养了多少品德高尚的人。”
这种“锦标主义”导向，创造了一个道德妥协的温床。对于明星学生的违规行为，学校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师生关系中明显的不公，校方更倾向于“顾全大局”。某校领导在调解师生矛盾时直言：“孩子拿了金牌，是学校的光荣，有些细枝末节就不要太计较了。”这种妥协，实则是对价值观的背叛。
更深远的问题在于，当前的荣誉体系正在异化为功利行为的“漂白剂”。当获奖学生站在聚光灯下，感谢着一个模糊的“集体”而非具体的恩师时，他们实际上在实践一种精致的道德逃避。而学校对此的默许，无异于承认：只要结果足够耀眼，过程可以不必较真。
社会评价的单一化：成功学叙事对人格教育的挤压
打开社交媒体，“学霸神话”铺天盖地。某平台一条“高三学生被世界名校全奖录取”的短视频，短时间内获赞百万。在算法助推下，这些极端案例被包装成“常态”，进一步强化了“唯分数论”的社会共识。而在这类叙事中，当事人的品德修养、情感发展等维度，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这种单一化的成功标准，正在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有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学生将“考上名校”视为人生首要目标，而“成为有道德的人”则排名靠后。当社会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的价值，那些无法被量化的品质——如同理心、责任感、诚信——便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悄然贬值。
媒体的推波助澜同样不容忽视。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状元”，但某些媒体仍通过“考得比较好的同学”等文字游戏打擦边球。这种对高分考生的过度聚焦，不仅加剧了社会焦虑，更向年轻人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一个人的价值，主要由他的考试分数决定。
反思与出路：重建教育的价值坐标
“林天宇们”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下的产物。当教育被简化为一场零和博弈，当成功被定义为狭隘的世俗成就，培养出的“精英”很可能成为钱理群教授所警示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从根本上重建教育的价值坐标。家庭教育应当从“投资-回报”的商业逻辑回归到“育人成才”的本质，父母需要意识到：孩子首先是一个有情感、有尊严的人，然后才是学生。学校教育应破除“锦标主义”迷思，将德育落到实处，让教师有底气说：“我首先教学生做人，然后教他们做题。”社会则需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不同特质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路径。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各地也在探索“绿色评价”“增值评价”等新型评价模式。这些改革让我们看到希望，但前路依然漫长。
当我们为又一位“学霸”的成就欢呼时，或许也该问自己：我们究竟希望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是只会答题的考试机器，还是德才兼备的未来栋梁？
在你的教育经历中，是否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高分低德”现象？欢迎分享你的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