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小书聊娱乐。1月23日，云南宁洱磨黑镇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86岁的唐凤楼站在刚落成的杨丽坤故居纪念馆里，盯着玻璃柜中那件黑色澳毛大衣，久久没有说话。旁边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老人的眼眶红了。

这件大衣，是四十多年前他用翻译稿费买的，当时花光了三百多块钱。后来家里着火，神志不清的杨丽坤什么都没顾上拿，唯独死死抱着这件衣服往外跑。

如今，大衣的主人已经离开22年了。

要了解杨丽坤，就不能只看表面。1941年她出生在云南普洱磨黑镇，家里兄弟姐妹一大串，她排行老九，亲戚都喊她“小九”。

小时候的杨丽坤过得不太顺当。母亲走得早，家里穷，她从小养成了闷葫芦的性子，不高兴了就憋着不吭声，哪怕憋出鼻血也不肯认输。

1953年，在昆明工作的二姐心疼她，把她从乡下接了出来。这一接，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

到了昆明，杨丽坤有了读书的机会，也第一次接触到文艺。1955年，12岁的她跟着二姐去省歌舞团看演出，被团长一眼相中。

问她愿不愿意学跳舞，她低着头半天憋不出一个字，回家后才闷声说了句喜欢。就这两个字，让她走进了歌舞团。

在团里，杨丽坤依旧是那个不爱说话的姑娘，穿得最朴素，不会讨好人，也不爱跟人寒暄。有人说她不会做人，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沉默的乡下丫头骨子里藏着惊人的天赋。

跳起舞来眼神灵动，身姿优美，很快就成了团里的尖子。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来云南选演员，要拍彩色故事片《五朵金花》。

面试那天，杨丽坤没刻意打扮，就凭一身朴素和与生俱来的灵气，让导演当场拍板。电影上映后，全国轰动。

银幕上那个扎着长辫子，笑眼弯弯的白族姑娘，一下子征服了亿万观众。杨丽坤一夜成名，但她回到家还是那个安静的小九，从不主动提自己的名气。

真正让她和阿诗玛这个名字绑定在一起的，是1964年的同名电影。

21岁的杨丽坤穿上彝族服饰，站在石林的奇峰之间，把那个为爱反抗命运的姑娘演绎得淋漓尽致。电影上映后，“阿诗玛”成了无数青年心中的白月光。

最风光的时候，什么大场面她都见过。按常理，她本该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新中国影坛最顶尖的女星。但命运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六十年代中期，杨丽坤过去的荣誉反而成了压在身上的石头。重重压力之下，这个曾经爱笑的姑娘精神状态开始出现问题，后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阿诗玛》被停止公映，所有演出中断，曾经围在她身边的人渐渐散了。一夜之间，那个接受掌声的阿诗玛，变成了需要医生护士看护的病人。

从万众追捧到避之不及，这样的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杨丽坤被辗转送往多家医院，病情时好时坏，生活一片灰暗，对婚姻也没了任何念想。就在这时候，唐凤楼出现了。

唐凤楼是清华附中毕业的高材生，学的英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凡口铅锌矿工作。1973年，经人介绍，他得知了杨丽坤的遭遇，也看到了她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依旧清秀动人。

他请假从广东赶到湖南郴州精神病院相亲。第一次见面，唐凤楼愣住了，病房里的杨丽坤脸色暗黄，身材浮肿，眼神时而涣散，跟银幕上那个光彩照人的阿诗玛判若两人。

但接触几次后，他发现这个被疾病折磨的女人内心依旧善良，清醒。她会认真问他喜欢什么书，会跟他讨论一些意想不到的话题。这份纯粹让唐凤楼动了心。

他心里清楚，娶她回家意味着什么。但他看着杨丽坤无助的样子，只有一个念头，她太可怜了，总得有人管她。

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得直白，最初对杨丽坤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同情。但这份同情，后来变成了三十年不离不弃的坚守。

婚事遭到不少反对，杨丽坤的歌舞团迟迟不肯在婚姻证明上盖章。唐凤楼干脆自己起草证明，偷偷盖了章，硬是把结婚证领了下来。

1973年，31岁的唐凤楼娶了30岁的杨丽坤。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家具是他父亲亲手打的，油漆是他自己刷的，炊具是工友们凑的，没有酒席，只有几道家常菜。

领证没多久，杨丽坤对他说了一番话。她反复念叨自己的幻听还没好，对不起他，甚至提出把妹妹介绍给他。

唐凤楼听得心疼，只能一遍遍安慰，你别多想，好好养病，我不会走。1974年5月，杨丽坤生下一对双胞胎，唐凤楼给儿子取名唐琰，唐韬。

有人问他当爸爸什么感受，他脱口而出，里面喊生了生了，我听成了重了重了。这话像玩笑，却道出了实情。

生育后杨丽坤的病情更不稳定，幻听频繁发作，有时一句话就能扎得唐凤楼心里发疼。

他也崩溃过，离婚的念头不止一次冒出来。但冷静下来，他又想起妻子的无助，想起自己的承诺。他常对自己说，这是病，不是人。

为了让杨丽坤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不得不把她送回郴州精神病院。

临走那天，杨丽坤坐在两个襁褓中的孩子身边，一边给他们扇扇子一边哭，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可想你们呵，别忘了妈妈。唐凤楼记了这一幕一辈子。

那些年他两头跑，一边上班一边赶去看妻子，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后来调到上海工作，他把杨丽坤接来亲自照顾，翻遍精神科资料研究药物，连医生都感叹他快成半个专家了。

为了撑起这个家，唐凤楼白天上班，晚上做翻译。稿酬低，只能多接单。最难的时候，他的右手肘被桌子磨破皮，贴上胶布继续写。

1981年，他翻译出版了《东京的故事》，拿到三百多块稿费，一分没给自己花，跑遍上海给杨丽坤买了那件黑色澳毛大衣。

八十年代中后期，唐凤楼开始下海经商，靠着英语优势做进出口贸易，慢慢攒下了家底。九十年代初，他在深圳一单生意赚了三十万，揣着钱兴冲冲赶回家，想让妻子高兴高兴。

没想到杨丽坤看到那堆钞票，脸色瞬间变了，哭着喊害怕。唐凤楼愣在原地，只好撒谎说是公司借的。

从那天起他明白了，对杨丽坤来说，突然的巨大财富不是安慰，是惊吓。

此后即便日子越来越宽裕，他也刻意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住旧房子，过紧巴巴的日子。他甚至在附近买了条件更好的房子，从没告诉过杨丽坤。

在外面，他是好几家公司的负责人，谈项目时气场十足，回到家，他撸起袖子做饭洗衣哄妻子吃药，亲手做她爱吃的红烧肉。

2000年7月20日，57岁的杨丽坤在上海去世。她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留在上海陪着丈夫和儿子，一半送回云南老家。

杨丽坤走后，唐凤楼没有停下来。他成立茶业公司，创立普乡金花品牌，推动阿诗玛文化节的举办，捐出妻子的遗物充实故居纪念馆。

他说推广阿诗玛，其实也是纪念她，让更多人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善良坚韧的姑娘叫杨丽坤。

而那对双胞胎儿子，如今已经52岁。哥哥唐琰早年在科技领域打拼，后来回归平稳，弟弟唐韬深耕经贸，继续打理家族企业。兄弟俩都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低调而安稳。

唐凤楼没有溺爱两个儿子，让他们从基层做起凭本事立足。如今兄弟俩各自独当一面，这或许是杨丽坤最想看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