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大年初四那天，张一山发出聚餐照片，六个人围坐在桌边，傅子恩待在角落里，半头白发扎起一个小揪揪，他面前的香槟早就没气泡了，三文鱼也原封未动，有人猜测他在熬夜赶片子，有人感叹他太拼命，却没人知道在2005年协和医院缴费单的背面，15岁的傅子恩曾经抄写一整页数学题，字迹歪歪扭扭——那是傅彪离开以后，他能紧紧抓住的唯一一点安稳。

他并非表演专业出身，本科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影视技术，专攻灯光和剪辑，连台词课也没上过，后来去荷兰读硕士，研究纪录片方向，论文写的是东北老工人家里那些沉默的照片，2019年拍摄作品《灰线》，讲述一位下岗父亲修车十七年，儿子每周来坐十分钟，不说话，只吹口哨，这部片子没获奖，但有人私下流传，说它"像在呼吸"。

他拍戏不用特效，只讲究真实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子》里，灶台用的是真煤球炉，群演是胡同里常见面的阿姨，盒饭卖三块钱，酸辣土豆丝加点虾皮，有弹幕说“她去年走了”，他把这条转发了，没有评论，在《曾少年》里，范丞丞袖口沾了粉笔灰，因为傅彪当年总擦黑板，片场没人叫他“傅导”，大家都喊“子恩”。

张一山家的老屋，地砖还是2012年第一次聚会时铺的白瓷砖，那时大家坐在纸箱上喝啤酒，后来翻新房子，他坚持不让换地砖，说换了人就散了，沙发坐垫是用旧布改的，弹簧修过三次，傅子恩的工作室在朝阳一个老印刷厂里，楼下有个修车摊，墙上贴着泛黄的《北京晚报》，他的镜头总喜欢拍那些被时代甩掉的地方。

他经常去安定门那边的一家老茶馆，每次都只点茉莉花茶，还会续上三次水，老板知道他的爸爸是谁，却从来不会提起这件事，他的手机屏幕保护是一张2004年的全家福，照片里傅彪搂着他的肩膀比着剪刀手，右下角还有铅笔留下的划痕，去年他只发过一条朋友圈，在凌晨两点的时候，那是一张手写分镜稿，咖啡渍晕开在“彪”字的第三笔那里，停住了。

在《曾少年》第二季里，三个北京快递员成了主角，有一场戏，其中一个人蹲在国贸天桥上吃着包子，抬头看LED广告牌上的画面，字幕慢慢淡成一片灰色，他没有解释这个镜头想表达什么，三年前他的体检报告上写着“早衰倾向”，他点了点头，转身回到鹤岗去盯监视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睫毛上都结了血霜。

他从没说过恨谁,只有一次跟记者聊起,他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但后来在胶片里看过父亲演的三百二十七个角色,父亲不在了,但没有消失,现在他专拍普通人,理由很简单,图的是他们活得比他父亲久。

他不追求热门话题，也不回避辛苦的工作，别人拍摄热闹的场景，他却记录安静的时刻，别人想要明确的答案，他只提供直观的画面，片子播放结束后，观众还在争论“这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则守在监视器后面，继续调整画面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