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健涛粉丝群体的核心特征与极端行为的深层逻辑

基于《有歌2》节目争议后的公开事件、粉丝行为轨迹与群体画像事实，这个群体的“可怕之处”，本质不在于个体的攻击性，而在于其形成了一套闭环的认知逻辑、有组织的攻击模式，以及完全剥离责任的暴力合理化叙事，具体可分为三个核心层面：

1. 被精准操控的认知闭环，彻底拒绝理性对话

马健涛从争议之初就刻意回避了“洗歌”的专业层面质疑，转而将事件包装成「精英音乐圈抱团打压草根音乐人」「高高在上的乐评人看不起老百姓喜欢的歌」的对立叙事。这套叙事精准击中了其核心粉丝的人生经历与情感需求——他的核心受众以30-50岁的下沉市场中老年群体为主，还有大量因婚姻挫折、人生低谷产生情感共鸣的泛听众，他们在马健涛的“草根人设”中完成了自我投射，把“维护马健涛”等同于“维护普通人的审美与尊严”。

这种绑定直接导致群体形成了绝对的非黑即白认知：所有质疑=对自己的否定、对普通人的打压。他们不会去看乐谱比对、版权法律界定，也不会听任何理性分析，只会把所有提出质疑的人都划为“敌人”，用情绪对抗完全替代了事实讨论，这也是其极端行为的核心根源。

2. 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暴力，从舆论围剿到人身威胁

这个群体的攻击绝非零散的“粉丝自发行为”，而是有明确的引导与组织：已有明确证据显示，马健涛合作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入驻粉丝群，下达具体行动指令，包括组织粉丝分批次刷屏辱骂、集体举报质疑者账号、编造并传播谣言、甚至付费助推造谣内容。

从已发生的事实来看，其攻击行为已经突破了正常舆论讨论的底线，呈现出极强的无底线特征：

对核心质疑者乐评人梁源，不仅评论区辱骂留言量达到点赞量的两倍，还编造其“学历造假”“账号被封禁”的谣言，甚至起底其个人背景进行人身攻击；

攻击范围无限扩大，连与梁源有过交集的歌手欢子、影子等，也被牵连遭到网暴；

除了公开场合的舆论围剿，还存在用户提及的私信威胁行为——这类非公开的恐吓，相比公开辱骂更具心理压迫性，也是很多普通网友不敢发声的核心原因。

3. 完全的责任剥离，将暴力行为“正义化”

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群体从始至终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网暴”，反而将其定义为“为受欺负的老实人讨公道”“维护自己喜欢的歌手”。马健涛本人从未公开发布过让粉丝骂人的言论，所有的动员都是通过“卖惨”“暗示被打压”的方式完成，事后也将所有暴力行为完全推给“粉丝自发”，实现了完美的责任隔离。

这种“我是正义的，所以我做什么都没错”的认知，让这个群体的行为完全没有边界感——他们不会觉得辱骂、造谣、威胁是违法的，反而会因为自己的“护主行为”获得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感，这也是其行为比普通饭圈粉丝更极端、更难劝阻的核心原因。

二、遭遇该群体网暴，除报警外的完整可落地应对方案

结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有效流程，完整应对分为4个核心步骤，优先级从高到低：

1. 第一时间：全链条固定证据，杜绝证据灭失

这是所有维权动作的基础，哪怕后续不报警、不起诉，也必须先完成证据固定：

对辱骂、威胁、造谣的内容，不要只截图，要进行录屏：录屏需完整展示账号主页、账号ID、发布时间、内容全文，以及点赞、转发、评论量等传播数据，私信威胁需录屏展示完整对话链条，避免对方删除内容后无据可查 ；

对证据进行合规加固：可通过区块链存证平台、公证处对电子证据进行固化，确保证据的法律效力；同时留存好因网暴造成的精神损害、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明（如就医记录、误工证明等）。

2. 平台层面：精准投诉，要求平台履行监管责任，阻断传播

平台是阻断网暴最直接的渠道，比法律途径响应更快，需注意精准操作：

向平台发送书面投诉通知，内容需包含：你的身份信息、侵权内容的具体链接/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明确的处置要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

针对不同行为选择对应投诉理由：辱骂内容选“侮辱谩骂”，造谣内容选“诽谤造谣”，私信威胁选“人身威胁”，批量刷屏攻击选“恶意骚扰”，平台需在规定时限内处理；

若平台未及时采取措施，后续可就损害扩大部分，要求平台与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可要求平台提供侵权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为后续法律追责做准备。

3. 法律层面：民事追责+人格权禁令，提前阻断风险

除了报警的行政/刑事追责，还有更具针对性的民事维权手段，无需等待警方立案即可启动：

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为由，向侵权行为地（包括你的住所地）法院起诉，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财产损失（含律师费、公证费等维权成本）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若有证据证明对方正在实施、即将实施网暴行为，不及时制止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可直接向法院申请禁令，责令对方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这是针对持续性网暴最有效的前置手段；

若对方的造谣、辱骂行为传播范围广、情节严重（如多次发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可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其侮辱罪、诽谤罪的刑事责任，自诉取证困难时，可要求法院责令公安机关协助取证 。

4. 舆论层面：不纠缠、不对线，避免陷入对方的情绪陷阱

这个群体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辱骂、挑衅让你情绪失控，进而把水搅浑，甚至反过来给你扣上“网暴”的帽子。因此最有效的舆论应对，就是完全不与个体粉丝对线、不回应无意义的挑衅、不陷入对方的叙事逻辑。

若需要公开回应，只发布客观事实与证据，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扩大对立，避免被对方抓住把柄，同时也能让旁观者看清事件全貌，最大程度减少舆论反噬。

三、关于“这群人是不是社会上最低端的群体之一”的客观判断

如果用“社会最低端群体”来定义这个群体，是不严谨、且带有阶层歧视的，也是对问题本质的误判。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社会群体的“高低”，从来不该以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审美偏好来定义。这个群体的核心受众，确实以下沉市场的中年、中老年群体为主，其中不乏文化程度不高、对音乐专业知识、版权法律缺乏了解的人，但这绝不是他们被称为“低端群体”的理由。

他们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社会阶层的“低端”，而是三点核心缺陷：

1. 认知的封闭性：拒绝接受与自己认知不符的事实，用情绪和立场完全替代了理性判断，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思维；

2. 法治意识的缺失：完全没有意识到辱骂、造谣、人身威胁是违法行为，反而将这种暴力行为合理化、正义化，无视他人的人格权与合法权益；

3. 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被偶像的叙事完全操控，心甘情愿成为他人打压异见、巩固流量的工具，却不自知，反而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了虚假的使命感。

这些缺陷，和社会阶层、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没有绝对的绑定关系。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中，同样存在饭圈极端粉丝、网络暴力的实施者；而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本质上只是被情绪和叙事裹挟的普通受众，并非天生的“施暴者”。

我们真正需要批判的，从来不是某个阶层的群体，而是这种无底线的网络暴力行为、被操控的极端对立思维，以及为了流量刻意煽动粉丝情绪、制造圈层对立的幕后主体。用“社会最低端群体”这种标签化的表述，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强化阶层对立，正好落入了马健涛团队刻意打造的“精英vs老百姓”的叙事陷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