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德云社的台柱子曹云金在师父郭德纲的生日宴上借着酒劲，把师兄弟挨个数落了一遍，最后在关二爷像前立誓，扬长而去。 师娘王惠当场差点跪下，郭德纲强忍情绪，披上大褂登台，应观众要求唱了一出《未央宫》，唱到声音几度哽咽。 后台，一个刚拜师四年的年轻人迎上去说“师傅辛苦”，郭德纲回了一句“儿子辛苦”，这个年轻人当场就哭了。 他叫栾云平。 那天曹云金闹事打的旗号是“清君侧”，说郭德纲身边有坏人，而这个“奸臣”，指的就是负责演出安排的栾云平。 曹云金后来发文质问，栾云平只回了一句话：“想拿你赚钱，为什么还要逼走你？ ”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视为戳破了当年那场风波最底层的逻辑。 但更多人好奇的是，一个2005年才进社、2006年才拜师的年轻人，凭什么在短短四年内，就能站到德云社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手握演员调度生杀大权，甚至成为“儿徒”曹云金口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郭德纲那么多徒弟，“儿徒”烧饼从小养在身边，“宠徒”岳云鹏憨厚讨喜，为何唯独栾云平，被郭德纲在几乎任何公开场合，都不厌其烦地冠以“爱徒”这个独一无二的标签？

时间倒回2005年。 21岁的栾云平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室内设计专业毕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房产公司发传单。 每天下午三点，他都会躲起来，准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里面固定播放郭德纲的相声段子。 为了能去现场听一场郭德纲的周六专场，他两次向公司请假被拒，两次选择了辞职。 第二次辞职后，他看到网上德云社招收学员的信息，拨通了订票电话。 接电话的，恰好是郭德纲本人。

周六下午两点，两人在德云社后台见面。

栾云平见到偶像并不激动，反而很认真地提了一个问题：“是谁给谁钱？ 是我给你交学费，还是你给我发工钱？ ”他的逻辑很直白：学艺交钱天经地义，干活拿钱也是天经地义。 这份带着学生气的“楞劲”，让郭德纲记住了他。

进社第七天，栾云平就被安排登台。 而比他早来一年多的岳云鹏，此时还在后台扫地。 第一次上台，他穿着借来的大褂，紧张得只顾把词说全，根本顾不上逗乐观众。 但这其实是郭德纲的特殊教学法——通过实战打磨心性。 栾云平能这么快上台，并非偶然。 他从小抱着收音机听马三立、侯宝林，很多传统段子能倒背如流。 这种“熏”出来的功底，让他在首批弟子中站稳了脚跟。 2006年10月29日，德云社十周年庆典前夕，栾云平与何云伟、曹云金、孔云龙、于云霆一同，正式拜入郭德纲门下，成为“云”字科第一批弟子。

拜师后，因为会开车，栾云平住进了师父家，兼任起郭德纲的司机。 尽管是个“北京路痴”，好几次把师父“扔”在半路，这份司机工作他还是做了三年。 郭德纲的信任，从这些生活细节里一点点积累起来。 早期的德云社，演员学历普遍不高。 栾云平清华毕业的背景，显得格外突出。 郭德纲显然不愿意浪费他的才能，开始把一些演出安排和协调的工作交给他。 2008年左右，德云社演员逐渐增多，小剧场演出需要更系统的排班。 栾云平开始接触演出调度，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议建立规范的排片表，并推动演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薪酬和演出义务。

这个建议，在2010年成了引爆矛盾的导火索。 那年年初，德云社开始推行公司化改革，要求所有演员签订合同。 合同里明确了基础工资、演出场次要求，也规定了高额违约金。

当时的台柱子曹云金，拒绝签约。

他凭借超高人气，在外接私活，收入远超社内工资。 在他看来，这份合同是束缚。 但栾云平坚持原则：没签约，就没法纳入正式的演出安排体系。 2010年1月18日，曹云金大闹郭德纲生日宴。 一个多月后的2月24日，何云伟、李菁公开声明退出德云社。

德云社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

风波之中，栾云平被正式推到管理前台。 2010年10月，德云社重整旗鼓，将所有演员分成四个演出队，栾云平被任命为总队长，负责所有演出队的调度和安排。 他的权力核心非常明确：决定谁演、什么时候演、在哪儿演。

郭德纲甚至对全社放话：“栾云平想让谁演谁才能演。

”这把“尚方宝剑”给了栾云平权威，也把他架在了火上烤。 队长的演出场次直接关系到收入和曝光，安排谁、不安排谁，动辄得罪人。

2010年10月24日下午，张一元茶馆有德云社一队的演出。 节目单早在三天前就已公布。 下午两点，曹云金突然在微博发文，称自己当天下午要在张一元演出。 他没有提前和演出部打招呼。 赶到后台后，曹云金要求上台。 栾云平挡在了前面。 他的理由很简单：节目单已定，演员都已到位。 如果曹云金临时插队，就意味着要撤下一个原本排好节目的师兄弟。 这对遵守规则、提前准备的演员不公平。 曹云金搬出郭德纲，说师父答应过他随时可以回来演。 栾云平寸步不让：“没有排片，不能上台。 ”两人在后台大吵一架。

最终，曹云金没能上台。

这件事后来被曹云金描述为“栾云平利用职权打压”，成为他“清君侧”口号的重要依据。 但在德云社内部的管理逻辑里，栾云平维护的是最基本的规则：秩序高于个人。

这件事奠定了栾云平“铁面”的管理风格。 他管理九个专业演出队，每个队长每年必须在小剧场演满100场，这是师娘王惠定下的规矩，目的是让买票进小园子的观众能看到角儿。 年终结算，完不成任务的队长要被罚款，罚的钱奖励给完成任务的队长。 栾云平自己常驻一队，演出任务自然轻松完成。 但其他队长，包括资深的张鹤伦、烧饼，都曾因场次不够被罚过款。 有一次在综艺里，孟鹤堂自信地说自己从未被罚，在后台观看的栾云平直接走上前质问，孟鹤堂只得弱弱承认：“罚了。 ”

他最痛恨迟到。 德云社小园子的演出顺序和时间都是精密排好的，一个人的迟到会打乱整个晚上的节奏。 罚款标准明确：第一次100元，第二次200元，第三次400元，以此类推。 秦霄贤曾因多次迟到，累计被罚了4500元。 孙九香因为收礼物时间过长怼了催促的观众，连带秦霄贤一起被停演21天。 就连“太子妃”阎鹤祥，作为四队队长，在一次疫情期间的演出中，原本报备只说十分钟的单口，结果说了近五十分钟，严重超时，导致后面演员的节目被严重压缩。

这些，都在栾云平的管理范畴内。

他的管理不限于罚款。 德云社扩大商业版图，从北京的小园子发展到海外巡演、大型商演、综艺影视，演出协调的复杂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栾云平需要平衡各方利益：角儿们想要更多曝光和专场，小剧场需要稳定的演出阵容保证上座率，商业合作方有具体的档期和阵容要求。 他手里有一张巨大的Excel表格，里面是几百号演员的档期、特长、合作默契度。 安排一场大型商演，他要考虑谁和谁搭档效果最好，谁的票房号召力能撑起哪个城市，如何让新人有露脸机会，又如何让台柱子保持状态。 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安排得好是应该的，稍有差池，抱怨和骂声立刻就来。

2020年，德云社首档团综《德云斗笑社》开播，栾云平“爱徒”、“副总”、“栾怼怼”的人设通过镜头放大，被更多观众熟知。 节目里，师兄弟们半开玩笑地“怵”他，郭德纲和于谦则毫不掩饰对他的偏爱。 于谦甚至说过：“这么多徒弟，你师父最爱你。 ”这份偏爱，有情感的成分，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德云社是一个四百多人的庞大机构，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师徒、师兄弟、亲戚朋友交织在一起。 管理这样的团队，需要一个绝对理性、不讲情面、只认规则的人。 栾云平恰好是这个人。 他清华毕业的理性思维，让他能跳出传统师徒的情感羁绊，用现代公司的管理逻辑来处理问题。 他的“楞”和“直”，成了维护规则最有效的武器。

2026年2月10日，德云社30周年封箱演出在北京北展剧场举行。 返场环节，一段秘密筹备了两个月的视频播放后，一向以“铁面”示人的栾云平，在四千名观众面前情绪失控，肩膀抖动，哭得不能自已。 从2010年正式执掌演出部算起，到2026年，整整十六年。 这十六年里，他挨过骂，受过委屈，调解过无数师兄弟的矛盾，背过许多不属于他的锅。 演员之间闹了，粉丝觉得排期不公，舞台上出了差错，最后往往都能拐着弯算到“安排不当”上。 他按规矩处罚人，被骂冷血无情；他协调关系，被说和稀泥。 德云社是个江湖，江湖讲情面，但他这个“大管家”，偏偏最不能讲情面。

就在封箱演出后不久，2026年2月，德云社官网更新了管理层名单。 栾云平正式卸任演出部副总经理，转任艺术总监。 王惠接任了法人代表。 外界猜测纷纷，有人觉得他被边缘化，有人则认为这是功成身退，转向更纯粹的艺术领域。 事实上，常年高强度的工作和管理压力，已经让他的嗓子状态大不如前。 换一个岗位，专注于节目质量和艺术把关，对他个人和德云社的艺术水准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变动，也标志着德云社从早期依靠个人权威的管理，向更专业化、职能化的公司运营又迈进了一步。

回过头看，栾云平的故事很特殊。 他不是天赋最高的，嗓子不是最好的，创作能力未必是最突出的。 但他用一种近乎笨拙的“讲理”方式，在德云社最需要秩序的成长期，扮演了“定规矩”的角色。 他堵住了很多基于人情和面子的漏洞，让“按规矩办事”成为可能。 郭德纲需要这样一个角色，来平衡艺术团队的感性和管理必需的理性。 所以，“爱徒”这个标签，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偏爱，更是一种功能性认可。 他让郭德纲可以安心创作和演出，不必为内部繁杂的调度和矛盾分心。 在传统曲艺班社向现代文化企业转型的模糊地带，栾云平恰好站在了那个衔接点上。

他用学历带来的理性，用忠诚维系的情感，用原则筑起的边界，在“班主”和“员工”之间，搭建了一条虽然冰冷、但至关重要的通道。

这条通道，让几百人的德云社，在笑声之外，有了另一种得以运转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