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鸣让2岁女儿月入百万？童模生意背后的伦理困局

两岁的闪闪穿着红色连衣裙，对着镜头熟练地摆出各种姿势。灯光下，她的眼睛眨巴着，手里拿着玩具，却要按照摄影师的指令变换动作。这不是普通孩子的游乐时光，而是一场商业拍摄的现场。相比之下，同龄孩子可能正在幼儿园里堆积木，或者在家人的陪伴下咿呀学语。

闪闪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从出生起就活在了公众视野中。作为网红黄一鸣的女儿、传闻中王思聪的孩子，这个两岁女孩的日常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15秒的短视频，成为了流量世界里的”童模新星”。一条短视频报价超过11万元，月流水稳定在六位数，这样的商业价值让许多成年网红都望尘莫及。

## 流量生意经：从美瞳主播到童模经纪人的转型

黄一鸣的网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原本靠着”王思聪孩子妈妈”的热度以及在美妆专业领域的长期耕耘，她通过直播销售美瞳等产品，单场销售额就能突破百万。然而到了2025年下半年，主要直播电商平台相继出台新规，将美瞳等医疗器械商品列入禁售名单，这直接切断了她的主要收入来源。

正是在这样的转型瓶颈期，黄一鸣的社交平台内容发生了明显转变。她开始大量分享女儿的日常生活：闪闪吃饭、睡觉、玩耍、学走路的场景都被拍成九宫格发布。这种内容策略很快就显现出商业价值——童模视频发布后，经纪公司、童装品牌的邀约如雪花般飞来。

“孩子被抢”、”保姆虐童”这类冲突性话题成为了天然的流量爆点。黄一鸣曾在直播间控诉从未收到过抚养费，同时却为两岁的女儿注册账号接广告。这种矛盾的行为引发了广泛讨论：一边是单亲妈妈的自立形象，一边是利用孩子赚钱的商业操作。

## 伦理擂台赛：童年该被标价吗？

支持者认为，黄一鸣展现了”为母则刚”的生存智慧。在美瞳产品被禁售的困境下，她凭借智慧转型，不仅维持了生计，还为孩子积累了未来发展的资本。有网友评论道：”比起那些啃老的年轻人，她靠自己的能力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这有什么错？”

然而批评的声音同样尖锐。心理学专家指出，过早将儿童暴露在商业环境中可能影响其身份认同的正常发展。闪闪在拍摄现场听到的不是童话故事，而是母亲”赚钱要趁早”的告诫。这种早熟的商业启蒙被某些观察者认为比富裕家庭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更为残酷。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亲子关系的商业化可能扭曲母爱的本质。当黄一鸣在视频中边捡玉镯碎片边对女儿说”要赚钱”时，展现的已不是普通的亲子互动，而是一种将经济利益置于情感之上的价值观传递。

## 法律灰色地带：谁在保护闪闪们的童年？

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商业活动的规制尚存空白。根据《广告法》和《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禁止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模特与广告代言人在法律上存在区别。如果童模与商家签订的是长期合同，即使有法定代理人同意，仍可能涉嫌违法；而按日（次）计酬则难以认定。

对比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州的”库根法”要求将童星收入的15%存入信托账户，德国要求童模收入的50%存入信托账户至成年。伊利诺伊州在2023年通过的法律更进一步，要求通过分享儿童信息赚钱的成年人必须将部分利润存入为该儿童设立的信托账户中，甚至还允许未成年人起诉未能妥善保护其收入的父母。

卡戴珊家族的例子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儿童商业化的伦理困境。当坎耶未经前妻同意让11岁女儿诺斯参与歌曲录制时，金·卡戴珊以”危害儿童心理健康”为由申请紧急禁令。这个案例表明，即使是明星家庭，在子女商业活动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

## 流量时代的价值观悖论

闪闪的案例不是孤例。在社交媒体时代，隐私货币化已成为趋势，从明星子女到普通儿童，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卷入这场流量游戏。当一个两岁孩子的工作收入超过大多数成年人时，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代际责任的倒置？孩子是否正在沦为”家庭经济支柱”？

公众在这场博弈中扮演着共谋者的角色。对名人私生活的好奇心催生了对闪闪这类”星二代”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猎奇心理助推了一条完整的隐私剥削产业链，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正是那些无法表达自身意愿的孩子们。

闪闪穿着红色拜年服说”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的视频获得了数百万播放量，而镜头后的她或许还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当这个孩子长大后回看自己被镜头记录的童年，她会如何看待那段被工具化的时光？

如果你是闪闪，会希望拥有一个普通的童年，还是接受这种被商业化的成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