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两位的“翻车”事实。
先看易中天。
他凭借《百家讲坛》的“白话三国”红遍大江南北。
他一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西方名言解读，但近年来，他深陷舆论风暴。
让他翻车的，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他解读西方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曾让他形象高大。然而，最近令人瞠目结舌的美国海关和移民执法局暴力抓人场面，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中国。事实给了易中天一记响亮的耳光。
二是他在《易中天中华史》中抛出“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论，被网友痛批“数典忘祖”、“西方标准至上”。
此外，他跨界编剧的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耗资巨大却票房惨淡，叙事混乱也被观众吐槽。更早之前，他在电视访谈中因主持人提问而大发雷霆，多次辱骂对方“愚蠢”，制造了著名的“愚蠢门”事件，暴露出其傲慢失态的一面。
再看罗翔。
他因在法考课堂上用“法外狂徒张三”等生动案例幽默普法，在B站迅速走红，粉丝超3000万，被誉为“法治之光”。
但他的翻车次数也不少。
2020年9月，在全国抗疫表彰大会当天，罗翔发微博称“要珍惜德行，却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被质疑阴阳怪气、抹黑抗疫英雄，最终迫于压力退出微博。
他屡次在热点事件中“先站队后辩护”。比如，在高铁掌掴事件中，在完整视频披露前就质疑警方“互殴”判定；在村民私造浮桥案中，他称赞“修桥铺路乃大善之举”，结果当事人被曝出强行收费、涉嫌非法采砂。
最近，他对其美国“精神导师”、涉爱泼斯坦丑闻的律师德肖维茨保持沉默，被质疑严重“双标”。
他们翻车的第一个共同致命伤，就是试图用一个自己认为“绝对正确”的抽象概念或理论，作为万能标尺，去丈量和裁剪复杂多变、鲜活具体的社会实践。
易中天的问题在于，他把诞生于18世纪因反对君主专制、抵制酒税的英国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抽离出来，奉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圭臬”。然而，他的看法，被现实打脸。美国发生的ICE暴力执法，给我们呈现了生动反面教材。易中天的解读，是将复杂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简单化、绝对化，刻意制造对立。
罗翔同样如此。在私造浮桥案中，他先入为主地套用“便民即善”的抽象道德判断，却忽视了该行为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破坏河道管理、甚至涉黑涉恶等具体法律问题和社会治理现实。他“喜欢帮扶自己想象中的弱势群体”，但“他对人性的判断，实在是太理想化了”。
第二个翻车重灾区，就是跨界。专业权威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进入复杂的公共议题，很容易因为“无知”或“傲慢”而翻车。
易中天本是中文系教授，在艺术、戏剧和通俗历史讲述领域确有建树。但当他雄心勃勃地撰写多卷本《中华史》，并频繁就哲学、法学、政治学中的自由意志、美国宪政等发表观点时，其知识结构的短板就暴露无遗。他对“中华文明3700年”的坚持，是基于西方“城市、文字、青铜器”三要素的文明判定标准，而无视中国考古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标准，这被批评为“西方标准至上”。这就是典型的用其他领域的尺子，来丈量本领域的事物，翻车是必然的。
罗翔的跨界同样危险。他的核心专业是刑法学，普法视频让他封神。但流量和影响力把他推向了更广阔的公共议题，他开始“讲历史、谈哲学”。他跨界讨论辛亥革命与民族历史问题，引发巨大争议，正是他对“排满”等历史概念的运用，对复杂历史事件的简化解读，在专业历史学者和珍视历史共识的公众看来，显得轻率且充满风险。正如分析所指，“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跳出专业领域的行为还是十分冒险的”。一方面，观众对这类内容的兴趣可能打折；另一方面，“互联网上，人们对高知群体犯错的容忍率相对是较低的”。当你以专业权威的面貌出现，大众就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你，一旦你在陌生领域露出破绽，舆论反扑会格外猛烈。
以上两点，其实都指向一个更深的哲学病症：专业精英常常缺乏一种根本性的反思能力，他们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即追问自己观点之所以成立的“根据”是什么。
什么是“根据”？就是你的观点所赖以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现实的社会土壤、真实的问题脉络和根本的价值前提，整体来说，就是当前的社会实践能力。易中天推崇的西方“私有财产观”，其“根据”是西欧近代反对封建王权、孕育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斗争。而中国当代财产权观念的“根据”，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为主体、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独特混合所有制实践。忽视这个根本不同的“根据”，直接嫁接结论，就是无源之水。
罗翔信奉的“程序正义至上”等法理，其“根据”深深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本位、权利对抗权力的法律传统中。而中国法治的“根据”，则包含“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强调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和服务大局等维度。当他用前者作为“绝对尺度”批评中国实践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根据”错位的对话。
他们共同的误区在于，把自己在专业领域内通过学习和研究获得的“片面真理”或“环节性知识”，当成了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绝对真理”。法律，只是社会实践的片面的、阶段性的、环节性的存在。任何专业理论都一样。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拥有一个看似强大的“绝对尺度”并四处应用，而在于深刻理解所有尺度的条件性、根源性与局限性。
这种反思能力的缺失，在舆论场上直接表现为 “双标” 。罗翔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当中国网友质疑美国时，他斥责为“谣言”，要报警处理；当有人质疑中国时，他又辩护这是“合理怀疑”。这种“内外有别”的评判逻辑，彻底暴露了他所谓的言论自由这种“绝对尺度”之上，还有一个更优先的、隐藏的筛选“根据”，可能是他的价值立场或情感倾向。“双标”本身就是“绝对尺度”破产的铁证，它说明这个尺度并不“绝对”，而是服务于某个更高或更深的、未被言明的“根据”。
个人意识与观点的真正根基，并非仅仅源于孤立的个人经验。诚然，每个人的学习、工作与思考构成了其观点的直接来源，这使得任何个体意见在本质上都具有偶然性与条件性。然而，个人的具体实践并非封闭的孤岛，它始终作为更宏大、更普遍的社会实践的特定环节与特殊表现而存在。因此，个人观点若要超越偶然性、获得必然性的力量，就必须自觉寻找到其赖以生长的最深层的实践土壤，即那种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整体实践。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这一根本性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它构成了社会普遍实践的实质内容与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实践根据之上，个人的思考与社会大众的行动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共同参与并塑造着同一项历史事业。反之，任何专业精英或意见领袖的言说，若未能自觉地回归或植根于这一实践根据，其观点无论看似多么精巧或新颖，都只是漂浮于表面的偶然意见。它因脱离了赋予其现实性与历史必然性的深厚土壤，而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缺乏真正持久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终将在时代与实践的坚实检验中消散无形。
易中天和罗翔的“翻车”历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共课。它告诉我们：
第一，专业权威不等于真理权威。在专业领域内的精湛，不能自动兑换成在复杂社会议题上的正确。敬畏知识的边界，是所有精英要上的必修课。
第二，任何抽象概念和理论，都不能直接用来裁剪具体事物，用理论否定现实，迟早会碰壁。
第三，真正的影响力，来源于对“根据”的追问。精英要想发挥建设性作用，必须放下身段，将自己的知识体系，置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践这一最宏大的“根据”中进行校准和融合。要回答“中国问题”，必须理解“中国根据”。
他们的翻车，某种程度上是时代进步的注脚。它标志着公众不再盲目崇拜权威，开始用更清醒的眼光审视知识精英的言论；也标志着简单的“西式模板”和“抽象教条”，在中国越来越失去市场。
对于精英而言，从神坛跌落或许不是坏事。它是一次宝贵的“接地气”机会，逼迫他们完成从“知识的反思”到 “实践的反思” 的艰难跃迁。唯有如此，其学识才能真正转化为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智慧，而不是制造对立、引发争议的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