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这一辈子，电影拍了一部又一部，奖拿了一轮又一轮，舞台越做越大，声量也越来越高。

可只要谈起他，绕不开的从来不只有电影，还有他生命里先后出现的三个女人。

事业一路向上走，感情却始终在重组和更替，这几乎是他人生的另一条主线。

1968年，他在陕西插队。

那个年代谈理想很奢侈，活下去才是第一位。

知青生活清苦，靠粮票过日子，干的是重体力活，前途看不见边。

在那样的环境里，他认识了肖华。

后来回城，生活依旧紧张。

张艺谋想读书、想进电影圈，可家里条件一般，现实压力摆在面前。

那几年，家庭开支主要靠肖华支撑。

她陪他从普通工人走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从迷茫走到找到方向。

1978年，两人登记结婚，女儿出生。

婚姻最初建立在现实互助之上，日子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张艺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为了考试和机会，生活很紧，但有人一起扛。

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的事业开始起势。

从摄影师到导演，《红高粱》让他第一次真正站上国际舞台。

名声来得很快，关注度也随之增加。

当事业迎来高峰时，原本以现实为基础的婚姻开始承受新的压力。

1988年，两人离婚。孩子由肖华抚养。

张艺谋进入高速创作期，而肖华回到西安，完成学业，从事教育工作。

后来她写下个人经历，记录往事。

她没有进入影视圈，也没有借助这段婚姻获得名利。

生活安静下来，与聚光灯渐行渐远。

她陪他走过最难的阶段，却在他最风光的时候退场。

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巩俐的出现。

1986年筹备《红高粱》时，巩俐还是学生。

影片获奖后，张艺谋成为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巩俐迅速跻身一线演员。

随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接连问世，几乎构成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重要版图。

导演和演员之间形成稳定合作，风格逐渐清晰，作品一部接一部。

那几年，他们的关系与创作高度重合。

媒体持续关注，外界议论不断。

张艺谋多次公开肯定巩俐的专业能力，巩俐的表演也被视为那个阶段电影的重要支撑。

那段时间，是张艺谋电影最具作者气质的时期，也是巩俐事业迅速上升的阶段。

1995年前后，两人分开。

之后张艺谋转向更多类型尝试，逐步迈入商业大片时代；巩俐则拓展国际市场，与不同导演合作，事业版图不断扩大。

多年后再度合作《归来》，已经是成熟创作者之间的再次交集。

时间拉长后，争议淡去，留下的是作品。

第三个阶段，是陈婷。

1999年筹备《幸福时光》时相识。

那时张艺谋年过五十，事业处在高峰期。

此后多年，家庭关系未对外公开。

孩子陆续出生，生活保持低调。

陈婷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

这一阶段，张艺谋进入商业大片高产期，《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相继上映，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家庭始终未公开，直到2013年相关情况进入公众视野，随后依法办理手续，关系确认。

媒体集中报道，舆论一度聚焦家庭问题。

此后，陈婷逐渐出现在公共场合。

家庭结构稳定，孩子接受系统教育。

多年隐秘生活之后，她获得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身份确认和完整的家庭框架。

外界评价始终存在分歧，但时间往前走，讨论慢慢降温。

回看这三段关系，时间线非常清晰。

知青岁月的陪伴，电影黄金期的创作同行，后半程的家庭重建。

三种阶段，对应三种不同的人生状态。

有人在清苦岁月里承担现实压力，有人在高光创作期并肩合作，也有人在后期承担家庭运转。

张艺谋在采访中谈过，电影始终是他的核心。

他的创作节奏极少停下。

从文艺片到商业大片，从国内奖项到国际舞台，他始终保持高产。

感情变化并未让事业停摆，反而与不同阶段的创作节奏交织在一起。

三个女人的路径各自展开。肖华回归普通生活，巩俐继续拓展国际事业，陈婷维系家庭结构。

有人远离聚光灯，有人站在世界舞台，有人守在家庭内部。

结果不同，轨迹不同。

每一段关系都发生在他人生的关键节点，每一次转折都与事业变化紧密相关。

感情从来不是孤立事件，它总与时代、环境和个人选择交织在一起。

张艺谋的电影还在继续，他的名字依旧出现在片尾字幕上。

那些旧故事被反复提起，又慢慢沉下去。

“人生没有统一版本，只有不同阶段做出的决定。说到底，不过是各自走各自的路，谁也替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