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天，北京城的夜风还带着一点土腥味。长安街上的灯光已经亮起，首都剧场里却更加炽热——大型歌剧《长征》再次公演。那一晚，有人悄声对身边的同事说了一句：“今晚，主席要来。”这句随口说出的话，让后台不少年轻演员紧张得直搓手心，其中就包括在台上饰演“毛主席”的于是之。

有意思的是，直到走上这个舞台前，于是之的人生，并没有任何一处写着“注定要演领袖”这样的字眼。相反，他的起点清冷得很，甚至带着一点旧时代小人物的辛酸味。

一、孤儿出身的小青年，误打误撞进了戏剧行当

1927年12月，于是之出生在河北唐山。刚满百天，父亲在部队牺牲，家里一下子就只剩下祖母、母亲和这个襁褓中的男孩。家境清贫，却没有滑向绝望。两位不识字的长辈硬是咬着牙，把孩子往书院里送。

全家搬到北平后，于是之先后在北平孔德小学、北师附小、北平师大附中读书。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学堂里照样有朗朗书声。可到了十五岁，家里实在撑不住了，学费交不上，这个少年只能停下读书，走向社会。

辍学之后，他先在日本人经营的仓库当“华人佣工”，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后来，经同学介绍，进了伪机构当录事，给人抄抄写写。表面看似“坐办公室”，其实依旧是底层活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没有把自己“荒废”掉。白天上班，空下来就看书，到了晚上，还会和几个同伴一起溜进辅仁大学的课堂旁听。

那时的年轻人，能接触到一点新思想，已经殊为不易。于是之却偏偏又迷上中国古典文学和音律学，一本一本去啃。对戏剧的缘分，则更显得偶然。1944年夏天，法文夜校放暑假，同学们拉着他说：“去演个戏吧，热闹热闹。”他起初推脱：“我哪会这个？”同学笑道：“不会就学嘛。”这一来，他半推半就上了台，却被台上的那种紧张、聚焦、掌声，以及人物命运的起伏给牢牢抓住。

更巧的是，他有个舅舅叫石挥，是当时影剧界颇有名望的演员兼导演。抗战胜利后，伪机构的录事工作自然黄了，石挥兄弟把这个外甥拉进了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那一年，于是之18岁，从一个半工半读的小职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演员，人生的路悄悄拐了个弯。

接下来几年，他在舞台上不断摸爬滚打。1947年，他进入北平艺术馆，陆续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目的演出。与现在光鲜的明星不同，那时的演员收入微薄。1948年春节，好友黄宗江提着一条鲜鱼上门，那几乎就是对这个家庭最大的犒劳。

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鱼煮好，一直等着儿子收工回家。过年期间，剧团演出排得满满当当，从初一忙到初四，于是之始终没能抽身。鱼一遍遍热，母亲一遍遍给鱼挑刺，却舍不得先动筷子。初五夜里，他终于回家，看见桌上的那盘鱼，夹起一块，发现里面的刺早已被挑净，不由得眼泪直往下掉。

这个春节让他记得特别清楚，不光因为这一盘鱼，更因为到当年年底，母亲就离开了人世。那种“想要孝顺却来不及”的遗憾，一直跟着他。后来在舞台上塑造那些底层人物时，他对穷人生活的细节，对亲情的珍惜，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1949年2月，他加入华北人民文工团，这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在即，一批有理想、有训练的年轻演员，正被慢慢汇聚在一起。于是之在其中，还谈不上出类拔萃，但已经显出一股较真劲。

二、从“程疯子”到“毛主席”，一个演员的较真与慎重

1951年，北京人艺准备排老舍的新作《龙须沟》。导演焦菊隐钦点，于是之演“程疯子”。这角色来头不小，是旧社会被压迫、被侮辱的小人物缩影，精神濒临崩溃，却在新社会里得到治疗与尊严。要演好这种人物，并不只靠扮相，更要靠对人心的体察。

焦菊隐给他提了一个很关键的要求：“体验生活，不是去找一个‘典型人物’照搬，而是先深入一个阶层，找‘类型’，再由此提炼出典型。”这句话看似平常，落在一个年轻演员心里，却是一把“钥匙”。

于是之拿着厚厚的笔记本，跑到前门一带的茶馆里，专门找说书的、唱单弦的、拉胡琴的民间艺人聊天。他一边听，一边记。慢慢地，他在脑子里给“程疯子”设了一个背景：多半是清末、民国年间家道中落的旗人子弟，读过点书，说话带点书卷气，可命运不济，只能靠艺人手艺讨生活。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琢磨人物出身，还琢磨“疯”到什么程度。他曾问焦菊隐：“这人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焦菊隐让他去看法国作家法郎士写的《论文艺中的疯子》。书中有一句话点醒了他：在疯子的眼里，别人反而才是“疯子”。

于是之后来回忆：“我演时，不能先把自己当‘疯子’，否则就会为了表现疯，乱加眼神、动作，反而失掉人物的整体逻辑。”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角色心里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和旁人世界不在一个频道。这种“刨根问底”的劲头，使得《龙须沟》一经上演，就收获极大反响，而于是之这个小青年，也一下子被同行记住了。

就在同一年，人艺筹划一个更大的项目——大型歌剧《长征》。院长李伯钊本身就是走过长征的女红军，多年前就想把这段历史以舞台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一次，她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在剧中塑造“毛主席”的形象。

在当时，这不只是艺术问题，更带有重要的政治意味。谁来演？怎么演？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有人把目光投向正在演“程疯子”的于是之。由于角色需要，他当时把额头前的头发往后推，显得额头宽阔。有人打趣说：“有点像毛主席。”摄影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略微有些虚，就更添了几分相似。李伯钊看到这张照片，眼睛一亮，心里有了主意。

被正式通知出演“毛主席”时，于是之先是愣住，随即感到一种压得人喘不上气的重量。这个角色在剧中的戏份并不算多，台词也不算密集，但他很清楚：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塑造毛泽东形象，是给全国观众看的。演得好是应该，演不好，谁都无法替他承担责任。

李伯钊为他准备了大量素材：生活照、讲话文集，还有毛泽东写给杨尚昆的信，让他照着练字，体会结构和气息。1951年4月21日，《龙须沟》演出刚一结束，在《长征》的演员名单宣布会上，当“毛主席”一栏念到“于是之”三个字，会场响起掌声。掌声里有期待，也有考验。这个年轻演员心里却只剩下一个念头：必须稳住。

起初，他也想过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从模仿动作、口音入手。步态、手势、湘音，一个一个抠。焦菊隐却提醒他：“这些都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关键还是要抓住毛主席的气度、思想和精神。内在对了，外形很容易找到。”

这番话让他转变思路。他开始系统阅读毛泽东的文章，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到延安文艺问题谈话，一篇篇啃下去。读多了，他感到一种很鲜明的性格——睿智、幽默，同时充满胆略和远见；语言生动，很接地气，却并不失高度。

当时，单位还找来一段毛泽东在1949年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其中有一个镜头，火车未到，毛泽东在站台来回踱步。步子不算大，却充满节奏，双手背在身后，眼神往远处看。那种状态，不得不说很有意思：既不紧张，也不松散，像是在默默打量即将到来的新局面。

于是之几乎把这个镜头刻在心里。每天在院子里照着踱步，有时同事走过，看上一眼，会说：“有点味道。”也有人说：“劲头还差点。”他就回去反复看纪录片，对着镜头一点点分解动作、眼神、停顿。这个过程看着枯燥，却是演员自我打磨的重要一环。

口音方面，他盯着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录音，一句一句学湖南口音。后来又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不只为了模仿，而是试图在语气节奏里，摸出一个领袖思想运转的脉络。

1951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会见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代表。仪式由北京人艺军乐队伴奏，人艺领导特意把于是之编进军乐队名单，让他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一次。那天，他站在队列中，看见毛泽东步入大殿，说话、握手、回应问候，举止从容。

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观察：很多人说毛主席“气魄大”“有分量”，但这两个词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就显得空。他觉得，“气魄大”，体现在毛泽东常常给人一种在思考更遥远事情的感觉；“有分量”，则来自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当有人前来问好或汇报，毛泽东几乎不会“左顾右盼”，而是眼神凝在对方身上，把话听完，认真回应。

从那之后，于是之把琢磨的重点落在“眼神”上。他明白，群众想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长得像”的形象，而是一位在历史重大关头做出抉择的领导者的内心状态。一个人的眼神，是最难伪装，也最容易暴露问题的地方。

三、从“像”到“不要把我当活菩萨”，一封信点出创作边界

1951年6月17日，《长征》中“抢渡大渡河”一场进行第一次彩排。毛泽东的出场并不长，却极为关键，是整出戏的精神支点。彩排结束后，意见雪片般飞来：有的觉得步态可以更潇洒一点，有的认为语速要再放慢一点，还有人提到湖南口音似是而非。于是之没有急于辩解，只是逐条记下，回去琢磨、试改。

7月6日，李伯钊特别邀请聂荣臻、杨尚昆到排练场观看。当天，当舞台上出现“毛主席”的身影时，两位老同志没有立刻发表评论，而是看完一整场。之后，他们笑着说：“走路有点味道，就是湖南话还不太地道。”这句话既是肯定，也是提醒。演员若只是一味追求“形似”，就容易陷进“方言腔”的小技巧里，而忽略对人物精神的刻画。

1951年8月1日，《长征》正式首演。那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场观看。戏演到第六幕，毛泽东在“十八勇士”出征前出现，于是之走上台，目光停在勇士们脸上，说了一句：“同志们，祝你们成功。”只是这一句，现场掌声骤然响起，时间不长，却很热烈。

从艺术标准来说，这部歌剧因为创作时间紧，剧情结构还不算丰满，人物也偏于概念化。可观众的热情却异常高涨，每场座位爆满，许多人看完之后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台上的毛主席真像”。“像”，背后既有演员的努力，也难免带着一点“新鲜感”——那是公众第一次在舞台上直观地看到一个“还在中南海办公的人”被艺术地再现出来。

不久，毛泽东也听说了此事，有人把剧照拿给他看，说：“这是演《龙须沟》程疯子的演员，这回演您。”毛泽东幽默地接了一句：“干革命就是疯子嘛。”轻巧一语，透露的却是一种轻松的自嘲，也拉近了与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

不过，直到1952年6月，《长征》重演，他才真正抽出时间去剧场看戏。据公开资料，当时杨尚昆在安排工作时特意说：“这次还是得请主席亲眼看一看。”于是，那一晚的首都剧场，比往常更紧张一点。后台有人开玩笑：“你演的那位，今天坐在台下看你。”这话让于是之心里直打鼓。

演出过程中，有个演员在后台悄声嘀咕：“不知道主席会不会挑毛病？”另一个说：“只要对得起这段历史就好。”话虽轻，却颇见心态。演员在舞台上演的，是历史的片段，而真正经历者，正坐在台下，这种压力不是普通演出能比的。

演出结束后，没有当场“召见”或评点。过了不久，毛泽东托女儿李敏给李伯钊带来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成为研究这一段戏剧史时绕不开的材料。信的主要意思是肯定创作方向，同时提出一个重要意见：写革命、写长征都很好，但不能把毛泽东写成“活菩萨”。

他在信中提到，党内有那么多优秀同志，在长征中有无数人牺牲。以长征为例，大小战斗三百八十余次，有几个方面军，还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如果只把光集中在“一人”身上，就容易忽略集体的力量。他用了一个带着比喻的说法：没有那些方面军，没有那么多战友，“我毛泽东独龙就能下雨吗？”

这句话分量很重，也很直接。一方面，是对个人崇拜倾向的警惕；另一方面，也是给文艺工作者划定一个创作边界——歌颂革命，不等于把个人塑造成超越一切的神祇。舞台上的“毛主席”，必须属于革命队伍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整体之上。

读完这封信后，李伯钊做出了一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对《长征》进行大幅修改。她开始重新梳理长征史料，不只看中央纵队的行程，而是把几大方面军的战斗行动、牺牲情况、主要领导的决策一并纳入视野。这个过程长达数十年，直到1981年，她才完成改编，把原剧整理为一部侧重集体视角的话剧，并改名为《北上》。

从这一点看，于是之的“毛主席”不只是个人表演上的一次尝试，更牵动了一整部作品的方向调整。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新中国早期领袖与文艺界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既有鼓励，又有警醒，既重视艺术影响力，又强调历史真实与集体功劳。

四、谢幕、失语与“演员于是之”的背影

时间往前推三十多年。1985年，于是之已经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肩上的担子不再只是演戏，还有错综复杂的行政事务、人事关系。这对一个长期泡在排练场、剧场里的演员来说，是另一种磨炼。他曾对剧作家李龙云感慨：“事情不管办得怎样，身体是真不行了。”这句话并非客气寒暄，而是实情。

1987年前后，他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对一个演员来说，这是格外残酷的病症。台词开始偶尔断片，曾经滚瓜烂熟的角色，在脑海里变得模糊。人艺的同事们很清楚他有多热爱舞台，也明白，舞台对他的消耗有多大。

到了1992年7月16日，这位老演员迎来了自己最后一次登上《茶馆》舞台的机会。那时，他饰演王利发已经有数百场之多，这个角色与他说话的语气、眼神、笑声几乎融为一体，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偏偏就在这“熟戏”上，他还是出现了忘词的情况。

那一晚，观众席里坐着很多戏迷，其中就有后来名声大噪的姜文。谢幕时，于是之走到台前，朝着各个方向深深鞠躬，声音有些颤，却说得很清楚：“谢谢观众的包容。”台下掌声持续了足足十分钟，还有观众举起写着“王掌柜，永别了”的条幅。那一刻，舞台上下都明白一个事实：这位演员，已经到了不得不告别的时候。

遗憾的是，剧院用车送他离开时，首都剧场门口还有许多没买到票的观众守在那里，只为看他一眼。他当时疲惫不堪，没有下车。他后来回忆，每次想到这件事，就责怪自己“不该那么匆忙”，但机会已经错过，无法弥补。

1999年，他在家中吃饭时不慎摔倒，从此情况急转直下，进而严重失语，长期卧床。对于一辈子站在舞台上、用声音塑造人物的人来说，这种转折的打击可想而知。他在意识仍清晰的时候写下这样一句话：“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说话太多，上天惩罚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这话略带自嘲，却掩不住深深的无奈。

回看他的职业生涯，从十八岁进入剧团，到年过花甲告别舞台，跨度不算极长，却足以撑起新中国话剧史上一段重要篇章。他靠的不是华丽包装，而是一种踏实的职业态度——演程疯子，跑茶馆，记笔记，琢磨“疯”的逻辑；演毛泽东，看纪录片、读文集、写日记，从一个眼神、一段步伐抓起；演《茶馆》里的掌柜，把一个小人物几十年的悲凉兴衰一点点熬进语气和动作里。

更有意思的是，哪怕接连获得各种荣誉，在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名单上留下名字，他的工作名片上始终只有简单的五个字——“演员于是之”。没有“艺术家”这类抬高的称呼，也没有一大串头衔。他对自己职业的定义，就停在“演员”二字上。

如果把1952年那封关于《长征》的信，与他一生的表演放在一起看，会发现某种微妙的呼应。毛泽东提醒文艺工作者，不要把个人抬成“活菩萨”，要看到集体的力量；而于是之在角色面前，也从未试图把自己变成“高于戏剧”的存在。他只是把每一个人物当成时代中的一员，把自己当作讲述者与表现者之一。

试想一下，一个从唐山出来的孤儿少年，靠着亲人一点一点攒出的学费读书，辍学后在仓库、伪机关里打杂，却因为一次夜校同学的邀约闯进戏剧之门；后来在舞台上演疯子、演掌柜、演领袖，把一段段新旧中国的社会图景搬上舞台。这样的轨迹，既带着时代的必然，也有几分偶然，但更关键的，是他在每次机会面前做出的那种认真态度。

对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来说，于是之的名字也许不如某些影视明星那样频繁被提起，可一旦提到《龙须沟》《茶馆》这些剧目，脑海中浮现的多半就是他的身影。某种意义上，他和那一代舞台艺术工作者一样，用了一生，把“演员”这两个朴素字眼撑出了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