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北平城，寒风穿街过巷。一位名角儿从前线归来，脸上还带着旅途的倦色。同行劝他：“日本人请你唱一折，场面不小。”他摇头很硬：“银子再多，也不唱给他们听，绝不与汉奸为伍。”话说得不高，却一句句砸在人心上。

许多人只知道台上光鲜的“四大名旦”，却不一定清楚，他们背后走过的那段路有多窄，多险。荀慧生的名字，如今常被当作京剧流派来谈，其实在成为“荀派”之前，他只是河北东光一个穷孩子，被父亲两度卖去学戏，在皮鞭和冰面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命。

这一生，从被卖身的小学徒，到坚守节气的梨园大家，他经历的每一处转折，背后都有一个时代的影子。

一、两次卖身：从土屋到戏班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方战乱不止，兵荒马乱。六岁的荀慧生跟着家人，从东光老家一路逃到天津。家里做的是最微薄的手工活，捻线香，挣的是勉强糊口的钱。换了地方，生活并没有见好，灶膛里时常凉着，几个孩子的肚子却天天叫。

有一天，父亲领着两个孩子出了门。兄弟俩并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只听见大人反复叹气。到了小桃红梆子班，银子摆在桌上，五十块现洋，干脆利落。那张卖身契一签，两个孩子就成了戏班的“人”，吃住全在班里管，以后有出息没出息，都与这个家紧紧捆在一起。

在当时，这是许多穷人家的出路。父亲下决心时心里未必不疼，可是家中入不敷出，看着孩子饿得眼发直，只能把狠心咽到肚子里。

刚进班的日子，孩子们一开始还觉得新鲜。唱腔好听，戏服鲜亮，谁不爱看？可台下练功的滋味，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字唱错，一板子；几个动作连错，烟袋杆子就往嘴里捅。小孩子的嘴唇本就娇嫩，不一会儿便血迹斑斑。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师父打人时会把麻鞭蘸水，抽在身上格外疼，再用棉花塞住嘴，不准叫唤。一个班里的孩子，晚上睡觉前翻翻身，背上都是条条青紫。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挨打挨骂的小学徒，将来会成为“一派宗师”。

有意思的是，他的哥哥荀慧荣受不了，趁夜跑了。孩子逃走，戏班当然不肯吃亏，只好拉着荀家父亲讨要退钱。五十块银元，对那个家来说是天大的数字。父亲一番挣扎，还是答应把钱还回去，把孩子带回家。

以为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没想到不过是从一个深坑走回破屋。没多久，日子又撑不下去。家里粮袋见底，火盆里冷透，父亲最终还是走上老路，只不过这一次，卖的只剩下荀慧生一个人。

这回接手的，是河北梆子花旦名角庞启发。名声大，规矩更狠。卖身契上写得明明白白：学艺七年，天灾人祸听天由命，“打死勿论，寻短见亦与师父无干”。纸面上的几个字，意味着学徒的命，从签字那天起，就不再是自己的。

小小年纪再度被卖，退路彻底被堵死。他很早就明白，自己若是学不成戏，又无家可归，那真是无处可去。

二、冰上练跷：被打出来的“硬功夫”

庞启发带徒弟，在梨园里是出了名的“苛”。粗话不多，手却格外重。只要动作不合眼，皮鞭就跟上。学戏是“把骨头往死里练”的行当，在庞门门下，更是如此。

为了让这些男孩在台上踩跷稳当，庞启发想出的法子，说夸张点，放到今天，几乎难以想象。冬天正冷，结了冰的院子里，荀慧生得穿着跷，在冰面上跑。稍微一打趔趄，就摔得满身青紫。脸撞到冰上，鼻口出血是常事，摔疼了，擦一把，又得爬起来继续。

夏天换成另外一套折磨。烈日底下穿着厚厚的棉袄，脚上仍是高跷，练转身、练定桩，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棉衣又闷又沉，像一堵墙压在身上。热得受不了，有孩子偷偷撩开衣襟透口气，被逮到照样一顿皮鞭。

晚上也难得安稳。黑屋子里点上一点火星，只能看见极小的光晕。师父要他们在昏暗中翻身、转眼、看位子，锻炼眼神。火光跳动着，影子忽明忽暗，小孩子的心里怕，却不敢说。庞启发一句话：“不满意，接着练。”于是又一个夜晚过去。

他后来回忆，“旧时学戏，徒弟就是师父的奴隶”，这话并非夸张。在那样的环境里，打骂不算事，吃不饱也不算稀奇，真正难熬的是毫无尊严，连哭都要捂着嗓子。话说回来，在旧梨园，很多人都是这么挺过来的，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这份苦变成将来的本事。

七岁的孩子，被压在这种强度的训练下面，大多会垮掉。他却硬生生顶住了。这并不是因为“天资聪颖”四个字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家里穷，逃不回去。跑了，父亲还得还钱；不跑，就只有往前走。人在绝处时，往往硬得惊人。

练功之外，还有讥讽。一出错，师父不仅打，还要挖苦几句，什么“没吃饭么”“木头脑袋”，听多了，再老实的孩子心里也会发酸。可是他不敢顶嘴，更不敢流露出一丝不满，只能用力咬牙。

日子就这么过去。要说多有希望，其实也谈不上。戏班里的学徒，一茬茬地换，有的病倒，有的被赶，有的自己跑了。能熬到出师的不多，熬出名号的更少。庞启发看似严酷，其实也不过是在旧制度里求稳——不用这套狠法，戏班子就立不住。

真正让他记恨多年的，是第一次登台的那一场丢人。

那年他十来岁，算是班里“能见人”的小演员，安排上台演出。灯光亮起那刻，台下坐满了人，目光刷地投过来。他的心一紧，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下一句词怎么也想不起来。台上动作乱了套，台下嗡嗡作响，很快就有人嘘声不断。

戏演不下去，庞启发当着满堂听众，拎着棍子上台，一棍一棍抽在他的身上。那种羞辱感，比皮肉疼还难受。那一晚，他躺在板床上翻来覆去，耳边全是白天的嘲笑。多年以后，他还在日记里写到那件事，可见那一“台丑”，在他心里扎得多深。

也就是从那以后，他暗暗立下规矩：以后上台，再苦再累，也不能忘词。班里没演出的时候，他悄悄站到空舞台上，对着一排空桌椅，一遍遍默戏。有人见他自言自语，笑他认真过头，他只当没听见。

常年这样磨过去，底子一点点厚起来。腿上有了功夫，台上敢放开身子，嗓子也练得亮。到这一步，照理说该顺顺当当出师、闯世界了，没曾想，新的算计又来了。

三、出逃、改戏：从白牡丹到“荀派”

1914年前后，荀慧生在河北梆子界已经小有名气。观众喜欢他的扮相，也记住了那个“白牡丹”的艺名。这个名号，正是庞启发给他取的。白牡丹，花好看，意头也好，戏院门口的招牌写上去，的确显眼。

然而名气起来后，有些事就微妙了。按规矩，学徒干满年限可以出师，自己单干或者挂名其他班社。庞启发怕失去这棵摇钱树，便拖着不放。账算得很细：吃住都在班里，衣服道具也是班里垫钱，七年下来，该还的“人情债”还多着呢。

劝说无果，他又给徒弟加演出，每天的场次排得满满当当，一点喘息的余地都没有。有人劝荀慧生：“再忍几年，等师父老了，自然由得你。”话听着是劝，其实也是旧行当里常见的现象——“以师为家”，谁叫当初签了卖身契。

不过，忍到一定程度，人就会起反心。他的好友尚小云，那时候已经在京剧界闯出名堂。一次上门探望，看他整天忙得人不人样，便直截了当地说：“再这么下去，你一辈子只是别人家戏班里的角儿，不是你自己的人。”

庞启发看徒弟羽翼渐丰，怕他飞走，干脆软硬兼施。先是威胁，讲旧恩情，讲规矩；再不行，就干脆把他软禁在住处，不让出去演戏。戏台对于一个戏子意味着什么，行内人最清楚，被禁足，就是掐住了脖子。

争执拖了一段时间，双方都耗不起。最后折中的办法是签约两年：这两年里，他在外演出的收入，对半分成，期满后彻底放人。这在当时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比直接撕破脸要好。

这两年，对他来说是极其辛苦的。演出安排得比以前还密，几乎没有歇息日。有场子就得上，有角色就得扛。庞启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能挣的尽量挣够。荀慧生心里清楚，自身的劳累，是在为自由付最后一笔“赎身钱”。

1916年，他终于脱离师门，恢复自由身。那一年他十六岁，自十三岁第二次被卖算起，整整九年过去。这九年里，他从一个被打骂的小学徒，磨成了舞台上的“白牡丹”。按理说，接下来应该是一路红下去，偏偏命运在这时又扔来一个难题。

不久，他遭遇“倒仓”。青春期嗓子变声，对梆子戏那种高亢尖亮的唱法，非常不利。行内人都知道，一嗓子毁掉，基本等于重新做人。有人劝他改行，有人替他叹息“天不助人”。

他自己却给出了另一种态度。在后来留下的文字中，他写过一句话：“人在苦难跟前，把心一横，总有路可走。”九年的皮鞭、冰面都挺过来了，这点难，他不准备认输。

河北梆子唱不动了，他就把目光投向京剧。那时候的京剧，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流派和规矩，想插进去，并不容易。他先后拜王瑶卿、陈德霖等名师为师，重新学花旦、刀马旦身段，把梆子的长处一点点融入京剧的线条里。

旧日那场忘词的耻辱，一直悬在心头。他给自己改名“荀词”，就是提醒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还特意刻了私章：“河北东光是我家，荀词慧生是我名。”算是一纸宣言，表明来处，也表明志向。

京剧舞台的机会，总是留给真正有东西的人。跟着著名武生杨小楼南下上海，他在大舞台演出《花田错》，一出场就惊住了行里行外。观众记住了那位灵动、俏丽、却不流俗的花旦，记住了那种唱腔——婉转中带着梆子的劲道，轻灵而不发飘。

自此，“荀派”的雏形基本成型。文人雅士请客，常常要邀他唱上一两段。剧院老板抢着请他登台，上海、天津、北平，一地接一地。他的名字火遍南北，不只是因为扮相好看，更因为他的戏里有味道，有筋骨。

台上风光渐盛，台下的他，却悄悄做了一件鲜有人知的大事。

四、拒伪、绝汉奸：乱世中的一条线

在旧社会，梨园艺人的地位并不高。唱戏的人再红，死后也未必有好归宿。有些跑码头的小演员，咽气时身边连口棺材都没有，只能草草掩埋在乱葬岗。消息传开，许多同行唏嘘，却也只能摇头叹气。

荀慧生知道得多，看得也多。他没有大张旗鼓地主持义演，也没去写什么宣言，而是悄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筹划了块地，建起一座“梨园公墓”。这十二亩地，不是给权贵准备的，而是专门为那些生前在戏班里打拼、死后却连落脚之处都难以保障的艺人准备。

这件事，直到后来整理日记时，人们才真正知道细节。他在日记中只留下一句：“关注贫穷同仁，乃吾等应尽之责。”语气平静，几乎像一句闲话。但从结果来看，这句话背后，是一座延续至今的墓地，里头埋着二百多位梨园人。

时间推到七七事变前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北平、天津先后沦陷，局势陡然紧张。占领者很快就盯上了舞台上的大角儿。对他们来说，能让中国名角给日本军官唱戏，是一种象征性的“统治”。

日军多次转弯抹角，请他为日本将领演出。有人递话，有人带礼，有人用“安全”来威胁利诱。他的态度很干脆：不去。他的理由简单得近乎倔强：“绝不与汉奸为伍。”这句话，当时他不止说过一次，熟识的人都听他说起过。

这种态度，意味着要承受不小的压力。不合作，就等于和强权对着干。有人悄悄劝他：“唱几出戏罢了，保命要紧。”他摇头：“给他们唱，就不是戏的事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不仅在沦陷区坚持不唱给侵略者听，还以义演的形式筹款，用于购买飞机支援前线。这些钱对个人来说是积蓄，对国家来说不过是杯水，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做。那时候，许多艺术界人士都有类似的举动，他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

民国时期，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溥仪登基，大典上需要“名角儿”助兴。伪政权方面向全国各地发出邀请，有的艺人经不住压力，或为生活所迫，只好前往。荀慧生收到消息后，一口回绝，甚至为了躲避进一步的纠缠，干脆在天津友人家“隐身”一年多，谢绝登台。

对一个以舞台为命的演员来说，一年多不上台，是极大的牺牲。他宁愿切断收入，也不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伪满的祝贺名单上。这种选择，外人看起来也许有些“不识时务”，但在他那里，就是一条不能踩的线。

到抗战前夕，他甚至亲赴前线，为一线士兵演出，算是以戏曲慰问军心。那时交通不便，旅途艰苦，去一趟前线，不是轻松的差事。他没有在日记里多写自己的辛劳，只记录当天唱了哪几出戏，士兵听得怎样。

他的坚持，不是没有代价。北平的老宅被侵占，家中老母遭受迫害，最终含冤去世。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撕心裂肺的一笔。周围人劝他：“何必呢？”他沉默很久，只说了一句：“这条路既然走了，就不回头。”

多年以后，提起那段时光的人不多。战争结束，政权更替，新中国成立，他的身份从“名角儿”变成“人民艺术家”。舞台上的掌声不断，奖章、头衔一个个落在身上，如果命运在此按下暂停键，这一生算是够体面了。

可历史并没有因为他早年的坚持，就对他格外温和。

五、皮肉之苦与日记：晚年的另一种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活跃在京剧舞台，继续带徒授艺，整理剧目，研究“荀派”的艺术特征。按时间推算，1950年代，他已经五十多岁，正是经验最丰厚的时期。许多青年演员在他的指点下，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然而时代的风云有时变得太快。动乱来临，一些过去被推崇的人，很快成了批斗的对象。他这样的梨园大拿，也没能幸免，被扣上“反动”帽子，拉到台前受批评、受辱骂。那些熟悉的剧场，突然变成了批斗会的场所。舞台不再是演戏的地方，而是喊口号的地方。

他挨打的次数多到难以细数。每次回家，衣服都沾着血，皮开肉绽，要小心翼翼地脱下来，才能不把伤口再撕开。妻子和家人见了，心疼得落泪，有时忍不住埋怨他年轻时太过执拗，非要扛着那些原则。面对这一切，他只是淡淡说一句：“皮肉受些苦头，算不得什么。”

这话听上去近乎“糊涂”，但换个角度想，或许是他在用最简单的方式，保住最后一点尊严——只要还能忍，就不把苦说得太惨。人一旦把自己完全说倒了，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每天要在地里干活，和许多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一样，忍受着体力上的透支和精神上的压抑。那时他已经年近花甲，身体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扛得住长期超负荷劳作。

1968年12月的一天，天寒地冻，他照例要去劳动场所。一路上风刮得人直缩脖子。走到半路，他突然支撑不住，晕倒在路旁。抢救无效，在那个寒风瑟瑟的夜晚，这位京剧大师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对熟悉他早年经历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但命运的安排没有商量余地。他这一生经历过的起落，在很多人身上都曾出现，只不过，他留下的东西比多数人要多，也更清晰。

除了众所周知的经典剧目，他还留下了一笔不那么起眼，却分量极重的遗产——几十年如一日写下的《艺事日记》。

从少年在戏班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无论当天多累，只要手还能拿得动笔，就要记上几句。有时是演出情况，有时是对某一场戏的思考，有时是对徒弟表现的点评。有人觉得他“较真”，他说：“不记下来，很快就模糊了，模糊了就没用了。”

据孙子荀皓回忆，有一年夏天，他们散戏得很晚，还要连夜坐船赶往另一处演出地点。船舱闷热，连气都喘不过来。别人躺在一边打盹，他却摇着蒲扇，借着昏黄的灯光慢慢写字。那支笔在本子上“沙沙”作响，划出一条条不甚工整的线，却把当天的点滴牢牢钉住。

说起来，写日记这种事，看着平常，真正能坚持几十年的人并不多。他做到了四十多年。日记里记录的不只是个人心情，还有大量关于戏曲艺术的心得。他对京剧程式、对各派特色都有自己系统的分析，甚至对舞台调度、身段节奏，也有细致入微的思考。

这些内容，此后成为研究“荀派”乃至整个京剧艺术的重要材料。很多后辈演员，从中看到了前人如何推敲一招一式，如何把一出戏“拆开了再拼回去”。从这个角度看，荀慧生不仅是台上的名角，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学家”。

他的日记里，也偶尔流露出对自己一生的反省。他清楚自己出身寒门，没有梨园世家的背景，更没有权贵撑腰。从被父亲卖身，到在冰面上练跷，再到改唱京剧、创立流派，每一步都靠自己硬闯出来。

再往后，看他的人越来越多，敬重他的，也不只是戏迷。有人说他“德艺双馨”，这类评语听多了容易显得空泛。但把他的生平一条条摆在那儿，从梨园公墓到拒伪演，从前线慰问到晚年挨批时的沉默，可以看出，他在大节前从未含糊过。

他曾在日记中写过那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人在苦难面前，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句话并非空喊，而是他自己走过来的体会。火焰山不在远处，在每天的练功房里，在舞台上的第一场丑，在被师父软禁的那段日子，在风声鹤唳的年代里，在挨打后拖着伤身回家的路上。

从河北东光那个被卖身的穷孩子，到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他靠的不是一步顺风，而是一生扛得住。台上的花团锦簇，背后是冰冷的练功地和不断撕裂又愈合的伤口。等到人们再提起“荀派”时，不妨想一想：这两个字背后，不只是一种唱腔，还有一个人在乱世里划出的那条清晰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