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他站在微博之夜台上说“电影是一束光”，台下掌声很响。没人举手问：这光底下，三十七年里，他换过三次站位，每次站，都踩在时代裂开的缝上。
插队那会儿，他和肖华在窑洞里分一碗糊糊。她没考大学，不是不想，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村里只报了两个名额，都给了男知青。后来他考上北电，她留在陕西教小学。离婚证领得安静，像撕一张发黄的电影票根——不是感情坏了，是两人脚下的路，一条通向胶片厂，一条通向家属院锅炉房。
巩俐出现时，他正拍《红高粱》。那时候“谋女郎”不是称呼，是种工作方法：挑个有劲儿的姑娘，往高粱地里一扎，镜头追着她跑。他们一起改《秋菊打官司》剧本，把“要个说法”写进台词里。分手也没吵，她想结婚，他正忙着去戛纳拿金棕榈。不是不爱，是两人都太清楚：一个需要户口本上的名字，一个需要银幕右下角的署名。
和陈婷的事，2013年被曝光。罚款七百四十八万，数字精确到个位。但没人提，那年她刚考下老年护理师证，白天带孩子，晚上学心理学网课。后来孩子落户、领证、她做燕窝生意，一步步把“非婚生子”这个标签，熬成了户口簿上烫金的“配偶”二字。
他拍电影总爱用对称构图，连离婚协议、结婚证、超生罚单都压在同一个抽屉里。控制感是他活下来的办法：控制画面，控制节奏，控制人生阶段的出场顺序。肖华是底片，没显影就收进暗盒；巩俐是正片，亮得刺眼但不能久放；陈婷是片尾字幕，慢慢浮现，一行行，不抢戏，但缺了她，版权页印不全。
微博之夜散场后，他坐保姆车回酒店。车窗映着路灯，一闪一闪，像老式放映机的齿轮在转。
光会熄，影还在。
刻度，早刻进水泥地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