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姆TAN
2026年春晚的彩排照常进行，总导演于蕾将开启她的第四个年头。就在这则新闻的旁边，始终徘徊着一个“如果”式的问题：那个执导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又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再次让世界惊叹的张艺谋 ，他本应该可以执导一届春晚。这个念头如此自然，仿佛在逻辑的延长线上，总该有这么一个交点。然而，现实是两条清晰的平行线，直到现在，张艺谋也没有执导过一届央视春晚。
张艺谋与央视春晚的直接交集甚少，更多是一种“近在咫尺却平行而过”的关系。他从未担任过春晚总导演。最引人注目的交集是2024年，他受邀为春晚执导了创意年俗秀节目《别开生面》，以其标志性的强烈视觉风格为晚会贡献了一个高光片段。此外，他早年多次婉拒春晚的执导邀请，理由包括准备不足、不愿抛头露面及自认只适合幕后工作。这些拒绝与2024年的有限合作，共同勾勒出一位殿堂级导演与这台全民晚会之间谨慎而微妙的关系：他愿意以“客座艺术家”身份提供点睛之笔，却始终未踏入总导演的“火山口”。
有专家称，张艺谋是电影导演，他的语言属于大银幕，未必适合转战电视直播的文艺晚会。这听起来颇有道理。电影是精雕细琢的蒙太奇，可以反复打磨；春晚则是长达数小时的、必须一次成功的线性直播，容错率极低。张艺谋自己也坦言，像奥运开幕式这样的大型活动，有上万个工作细节和节点，必须保证无一瑕疵，压力巨大。将这种压力平移到除夕夜，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担忧。
但这个理由在2014年就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那一年，电影导演冯小刚接过了马年春晚的导筒。尽管结果褒贬不一，但这件事本身证明，“电影导演”的身份并非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冯小刚的受邀，当时被赋予“改革春晚”的期待，本身也像一次对外部力量的“破格”引进。那么，为什么是冯小刚，而不是艺术成就与国际声望更高的张艺谋？这便引向了第一个深层原因：春晚导演的选择，首先是一场严密的“体系内适配”游戏。
张艺谋是国师，是艺术家，但他始终是“体系外的巨匠”。他的舞台是世界级的，他的作品（如奥运开幕式）虽然代表国家，但其创作过程享有极高的授权和资源集中度，目标是完成一个独立的、巅峰式的作品。春晚则不同，它是中央电视台年度最核心的内部项目，其总导演职位，历来几乎被视作央视体系内资深制作人的一个进阶岗位。它要求导演不仅懂艺术，更要深刻理解并娴熟驾驭央视内部复杂的制片流程、人事协调、审查脉络以及各种不成文的传统。于蕾导演的轨迹是标准范例：从栏目幕后到《国家宝藏》制片人，再到春晚总撰稿、副总导演，直至总导演，这是一条完整的内部晋升与经验积累路径。她是一个“深度知情者”，熟悉每一处关节。而张艺谋，尽管成就斐然，却是一位需要被整个系统全力配合、而非去配合系统的“外部大脑”。邀请他，意味着整个春晚制作体系要以他为中心进行重构，这其中的制度成本和协调风险，远高于启用一位内部培养的“总工程师”。冯小刚的案例之所以特殊且难以复制，有其特定的历史人情契机，更像是一次短暂的“实验”，而非模式转变。因此，不让张艺谋执导的第一个原因，或许无关艺术高下，而在于春晚首先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庞大行政项目，其次才是一个艺术作品。它优先选择最熟悉管理系统的人。
张艺谋的创作习惯，是在绝对的主题统领下做减法，追求“简约而精彩” 。而春晚的创作现实，是在无数诉求叠加中做加法，最终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他的个人风格太过鲜明，他的艺术“棱角”可能过于锋利。他可能会创作出几个载入史册的惊艳节目，但很可能无法妥善安置那些必须存在的、功能性的“俗套”环节。春晚的“安全”运行，依赖于对各类节目模板和观众预期的高度尊重。张艺谋的才华在于打破预期，创造新的经典范式；而春晚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可能恰恰是在既定范式内寻求优化与微创新，正如于蕾导演所实践的“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做一些与时代相关的创新创造”。因此，第二个原因在于：张艺谋的美学是“突破性”的，而当下春晚需要的是“整合性”与“稳定性”的美学。前者追求纪念碑式的杰作，后者追求无事故的、让最大多数人感到“还行”的顺利完成。
更深一层看，张艺谋与春晚的“错过”，源于两者在功能与身份上的根本性差异。张艺谋执导的奥运开幕式，是国家形象的一次性集中展示，是向世界说话的“国家演讲”。它需要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顶级艺术创造力的“总设计师”。春晚虽然也承载国家叙事，但其底色是面向国内家庭的“年度家宴”，是内向的、团聚的、甚至带有琐碎烟火气的。它的导演，更像是一位操心全家老小口味、忙着安排座次、调节气氛的“大家庭总管”。
张艺谋多次婉拒春晚邀请的理由很值得玩味。早年理由是“准备不充分”、“不喜欢抛头露面”、“机会留给年轻人”；后来则更直接，“自己只适合做幕后”。这些理由固然真诚，但也微妙地划清了一条界限：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创作个体，一个幕后艺术家，而非一个需要频繁置身于舆论焦点、协调各方、满足亿万家庭具体期待的“文化管家”。春晚总导演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一个巨大的“靶心”，需要承受无法想象的压力和 scrutiny。于蕾导演那句“希望大家对我们多一些包容，（春晚）真的不好做”，道尽了其中艰辛。
反观张艺谋在奥运项目中的角色，他获得的授权是相对完整的，目标是相对纯粹的（呈现一场震撼世界的开幕式），虽然压力巨大，但压力来源相对集中。而在春晚的舞台上，导演需要妥协的维度呈几何级数增长。有网友曾调侃张艺谋没导过春晚是因为“场子不够大”，这虽是戏言，却歪打正着：并非物理场子不够大，而是这个“场子”里需要平衡的利益、照顾的情绪、履行的功能太过繁杂，“艺术”本身的纯粹空间反而被挤压得有限。因此，第三个原因是：张艺谋的“国师”身份，与春晚总导演所需的“超级管家”身份，存在一种本质的“错位”。前者在创作上需要绝对的权威，后者在运作中需要极高的柔性。这或许是一种双向的“不选择”：系统觉得他“不好用”，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场子”“不自在”。
于是，张艺谋的持续缺席，构成了对春晚最冷静的一则注释。它无声地言说了春晚的某些本质：它是一个高度制度化、内部化的运行体系；它当前的美学重心在于稳健整合而非冒险突破；它的总导演职位，综合要求更偏向于一个精通人情世故与系统管理的“文化CEO”，而非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总监”。于蕾导演的连任，从正面印证了这个系统对“稳定输出者”的嘉奖与依赖。而张艺谋的从未涉足，则从反面标定了这个系统在艺术探索上的某种边界。
我们怀念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带来的那种纯粹而极致的震撼，也会想象如果他来执导一届春晚，会擦出怎样不可思议的火花。但这种想象，终究只能停留在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张艺谋继续在电影和国家级盛典中构建他的视觉史诗，而春晚，则在它熟悉的轨道上，继续烹制那桌我们都知道会是什么味道、却依然会在除夕夜摆上桌的“年夜饭”。这种平行，或许比任何交集都更能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最顶级的艺术创造力，与最庞大的集体文化仪式，各自运转，相安无事。
————
*2026春节特刊
『分享更多“文化&生活&时尚”独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