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走到哪里，心都在祖国这边”

。这在不少人心里其实是个底线：你可以走出去。但别忘了回来。可袁莉没有选这条路。

她曾经是国家通讯社里潜力无限的年轻精英，地地道道的中国姑娘，享受着外派镀金、留学深造的全部优待，理应拥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光明前程。

可没想到，她在西方繁华喧嚣中迷失了自我，竟然将手中的笔变成了攻击故乡的武器，甘愿成为美国媒体抹黑中国的帮凶，她不仅质疑汶川地震时救灾迟缓冷漠，物资分配有腐败；还质疑中国技术安全的文章说“体制缺陷”、“投资废铁”。

她这样抹黑中国在中西舆论场中妄图两头讨好，西方真的把她当成自己人了吗？

事实就是，她最终却落得中外皆嫌的下场，沦为世人眼中的跳梁小丑。

她为什么要主动站到国家的对立面？要说她是被环境影响、慢慢变了？还是有意为之？很难说清。

曾有着光鲜履历的袁莉，凭借公派留学的机会跻身西方媒体圈，先后任职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知名美媒。

本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她却逐渐沦为美媒喉舌，多次发表不实文章，造谣诋毁中国，刻意放大负面信息。

如今的她，不仅被国内网友唾弃，在海外媒体圈也逐渐失去立足之地，沦为中外都不待见的存在。

袁莉究竟发表了哪些造谣言论？她为何会一步步走上崇洋媚外、诋毁祖国的道路？

袁莉有着亮眼的学业和职业起点，2002年，她获得公派留学美国的资格，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硕士学位，后续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斩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这段留学经历，让袁莉全面接触到西方媒体的报道环境和传播方式，也为她后续进入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奠定了基础，只是彼时的她，尚未显露对西方的过度追捧和对祖国的偏见。

2004年，袁莉顺利完成学业，并未选择回国发展，而是主动留在美国，成功加入《华尔街日报》。

初期，她主要在纽约负责报道美国电信行业和移动互联网发展动态，同时参与中文网站的内容编辑工作。

在《华尔街日报》任职的前几年，袁莉的报道虽聚焦西方领域，但整体还算客观，没有出现明显的偏见性表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她逐渐获得了单位的认可，后续被调往多个重要岗位。

2008年，袁莉被调回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常驻中国开展报道工作。

这段时期，她的报道重点转向中国商业和科技领域，有了近距离观察中国发展的机会。

可令人意外的是，近距离接触祖国的发展成就后，袁莉并未客观报道，反而逐渐偏离公正原则，开始刻意挖掘所谓的“负面素材”，报道风格也变得偏激且片面，渐渐沦为美媒抹黑中国的工具。

2011年7月23日，温州发生动车追尾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事故发生后，全国上下迅速开展救援工作，铁道部门也第一时间启动调查，后续不断加强安全措施，完善高铁运营体系。

这本是一起令人痛心的偶发安全事故，袁莉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刻意将事故与国内高铁投资模式绑定，片面强调信号系统问题和管理漏洞，甚至恶意关联体制因素。

她的这篇报道，完全忽略了国内救援队伍的努力和高铁行业的整体进步，刻意放大偶发问题，引发国内网友的广泛不满，不少人批评她选择性报道事实，立场偏颇、居心不良。

尽管遭到国内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袁莉并未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将这种偏激的报道风格延续下来。

2018年5月，她从《华尔街日报》离职，转而加入《纽约时报》，担任亚洲科技专栏作家。

加入《纽约时报》后，袁莉的报道重点依旧围绕中国，主要聚焦科技、商业与相关政策的交叉领域，报道基地起初设在香港，后续又迁移至纽约，但其抹黑中国的立场从未改变。

2022年，国内多地实施疫情防控措施，基层工作人员全力以赴投入防控工作，全力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这些努力有目共睹。

可袁莉却在《纽约时报》发表关于西安封控的文章，刻意歪曲防控政策的初衷，片面描述防控过程中出现的个别问题，提及所谓的生活影响和医疗延误，完全无视低死亡率和民众的配合成效。

这篇报道的逻辑和数据选择极具误导性，被网友指责刻意偏向负面视角，歪曲事实、诋毁国内防控工作，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她的不满，也让她的口碑彻底跌入谷底。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4年，袁莉就已经放弃中国国籍，移民美国，获得美国身份。

这一选择，也让她的职业路径彻底转向西方媒体平台，报道立场也逐渐偏向西方，背离了祖国利益。

除了撰写不实报道，袁莉还在2022年创办了“不明白播客”，亲自担任主持人，邀请经济学家、作家等嘉宾，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等相关话题，内容导向依旧偏向负面。

可随着她的报道争议越来越多，内容的片面性和误导性被不断质疑，其利用价值也逐渐下降。

如今，《纽约时报》虽仍在刊发她的专栏，但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前，认可度也大幅降低。

有消息显示，2026年以来，袁莉仍有新文章发表，主要涉及中国科技和国际相关话题，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难以获得正面评价，陷入了中外都不待见的尴尬境地。

如今的袁莉，依旧在美国生活，一边继续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一边主持播客节目，看似保持着稳定的职业状态，实则早已沦为孤家寡人，口碑扫地、无人待见。

国内社交平台对她的相关内容访问受限，她在国内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全是负面评价；

在海外，她也只是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工具人”，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和认可。

袁莉的经历，源于她对西方的盲目追捧，源于她对祖国的偏见与背离，她试图通过诋毁祖国、讨好西方获得立足之地，最终却落得中外都不待见的下场，沦为众人唾弃的跳梁小丑。

在国际舆论场中，客观公正才是媒体人的底线，依附西方、诋毁祖国，终究难以长久立足。袁莉的结局，也给所有身处海外的从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未来，袁莉是否会改变自己的报道立场？她又能否摆脱如今中外都不待见的尴尬境地？这些问题，或许只有她自己能给出答案，也只能等待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