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各大主播纷纷出走

网络上，《八大当家主播已出走》这一类文章传播广泛，网民们热议为何央视留不住主播。然而，在主播们身后，还有一大批媒体人从央视成批地出走。我个人觉得其中原因，很多记者、编导们在财经频道的价值越来越无法得到体现，这也是他们离开央视的一大原因。逼迫员工逃离央视的，还有深根于央视的员工等级制度。央视作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内设二十四个机构以及六个台属单位，现已拥有四十二个电视频道，开办四百五十二个栏目，所属员工有几万人。央视的用人制度用三六九等来形容央视的员工一点也不过分，关于央视员工分成三六九等的说法也由来已久。在央视，级别最高的是“正式职工”，拥有正式的国家事业编制。我是属于正式职工，才可以依法调动工作，人事档案，户口，医保才可以转入政法影视中心。尽管央视早已实行国企改革，但依然拥有三千名左右的正式职工。他们是央视最早的员工，当年由刚毕业的大学生、部队转业人士、外单位转入的人士以及早年进入央视的工人组成。不可否认，因为是正式员工的身份，在台里会存在着天然的优越感。第二层级是“台聘职工”，与正式职工享受着一样的工资待遇，但没有事业编制。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曾在受访时说：“当时《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许多正式员工做不了，不得不对外招人。但当时没有编制就只能采取台聘的方式，就是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之后，央视快速发展，亟需人手，但正式员工与台聘职工的人数有限，只能从外单位或外地聘用临时工，由各部门根据创收解决工资。央视大发展时期，各个部门逐渐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临时工数量迅速膨胀，最高峰时曾达到几千人。

二○○七年，日渐膨胀的临时工终于因“纸箱馅儿包子”的假新闻导火索而被央视“大清洗”。在三周内，央视共裁减了一千八百多名临时工作人员，估计占央视员工总量的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其实，早在二○○三年，央视就进行子一次大规模的人事改革，通过央视旗下的子公司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视汇才”）建立了劳务派遣制度，想以此来纠正央视用人制度的混乱。中视汇才成立于二○○三年八月，是一家专门从事人员派遣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立足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广阔的平台，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该公司名下，因而被称为“企聘职工”，地

位比临时性的被雇佣者高些，待遇却远低于正式员工与台聘员工。更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央视的人，而是属于中视汇才的员工。二○○五年，郭振玺刚担任财经频道总监后，该频道成为频道制改革的试点，由频道直接对栏目管理。因而郭振玺依然拥有充分的权利来管理员工。在二○○九年之前，央视各中心、栏目的负责人还拥有用人权，中视汇才当时只是一个为各中心、栏目服务的机构，没有实权。二○○九年，焦利到职后，坚持进行了招聘改革，把用人权收回到自己手中。焦利要求所有与中视汇才签订合同的员工，都要通过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安排到各个栏目中。从接受报名、招考、面试、分配等各个环节，各个中心、栏目没有了用人权，但又持续需要大量人手，因此，为了“夺回”用人权，郭振玺想了一招，利用财经频道下属的公司一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人，提供就业。除了中视广经，临时工还与中视科华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中视科华成立于二○○五年十一月，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旗下的技术管理公司。据李渊透露，该公司承担了央视相当一部分的人才派遣，一些频道里的财务、车辆使用，也是通过该公司走账。“项目制聘用”应运而生。中视广经、中视科华等公司和员工以项目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方式，对员工没有

任何保障，随时都可以让为走。但因当时不少人看重央视的光环，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人数越来越大。其他中心的负责人见郭振玺这招管用，也有人利用自己台属的公司效仿这一做法。央视企聘的派遣公司众多，比如中视汇才、中视科华、中视广经、中视北方等。如果是项目制和临时工，就和这些公司签短期合同。企聘员工中，和中视汇才签约的待遇最好，每月税后一般能拿到两万左右，中视科华其次，每月一万二上下。和其他公司签约的，往年也有一万多，但是今年降低了不少。

财经频道年终奖，一般是八万到十五万。这笔钱往年编制内、台聘、企聘以及项目聘的人都会有，但是随着郭振玺等财经频道多名领导被查，审计部门进驻，这笔钱就被压下了。

央视员工分三六九等在这样的聘用制度之下，员工的待遇，自然也分为“三六九等”。出人央视的门卡就是一个显著的差异，央视的编制跟出入门所佩戴的“门卡”有联系，门卡号前面的A、B、C、D基本上与可以跟个人的编制等级划等号。“A是正式员工，B类基本是台聘，C类是企业聘、D以外协人员（包括临时工）为主”。除了门卡，收人才是最体现差别的地方。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编制内员工，每月底薪在一万元以上。台聘的职工基本工资比编制内员工低一些。而企聘的员工底薪在三千元到四千五百元不等，更高级别的企聘员工底薪能达到七千至八千元。编制内、台聘和企聘的员工每年年末能够分到增收节支奖，这由每年的广告收入决定，一般在八万到十万不等。（增收节支奖与栏目广告收入挂钩，按比例提成，这部分实际占了工资大头。）项目聘用的员工底薪更少，仅是足够交社保、保险的数目，为二千到三千元。而至于最底下一级的“栏目聘”，则没有任何底薪。且项目聘用和栏目聘用的员工都没有增收节支奖。尽管项目聘用和栏目聘用的员工工资最低，但往往上作的主力却是他们，能吸引这批央视底层员工努力奋斗的，就是绩效奖金了。以我们财经频道为例，领导会根据收视率来给员工制作的节目打分，根据分数的高低，每个月节目编导能够拿到一万到一万五不等的劳务费用。如果拼命些，一个月做三期节目，即使是底层员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两万多的工资。不要把这笔劳务费拿到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央视要底层员工要拿相应数额的发票，用报销的途径来领取劳务费。为了搜集发票，很多员工从公关公司、广告公司等买发票。当时也总有一群倒卖发票的人在央视大楼周围“做生意”。不少人看到央视的人到处找发票，以为这是为了多报账，却不知道他们是央视里最苦最累最穷没有尊严的人，这么做只是为了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务费，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这是在二○一一年之前，这是吸引媒体人不需底薪不需保障以在央视工作下去的动力。然而，二○一一年之后，情况变了。二○一一年八月，央视突然改变了报票这一做法，导致员工无法足额领取薪水。

在央视内部，此变化的正式说法为压缩四费——餐费、交通费、稿费（外请专家、评委的费用）、劳务费的报销比例。但按照新规定，“四费”不得超过节目制作经费的百分之七。这意味着，如果某节目一期制作经费为三万元，“四费”不得超过二千一百元，这点钱连员工正常的餐费和交通费都保证不了，何况还要采访专家等。说白了，节目没法做了。如今，不少被戏称为“总编级实习生”的人依然在忍受这一用工制度，熬上十年甚至更长，然后转为企聘员工，在央视这一“高大上”的平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央视也出现一次次的离职潮，李咏、崔永元都在其中。有一个愤青同事离开时对央视充满了愤怒，他说他看到了“光环下的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