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祖父是法官，父亲是书记官，名字取自《汉谟拉比法典》。

可为什么他越认真搞笑，大家越觉得他累？

那天在台北文华东方，满场明星，吴宗宪掏两百万红包，Lulu爸爸真开了计程车来，跳表算钱。

媒体拍完切蛋糕，反而开始翻他家谱——彰化陈氏传了250年，族谱里没一个干娱乐的。

他大学读国贸，热舞社社长，没考律师，也没报司法官，就拎着包去录《全民大闷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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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他讲过，第一次上节目自己钉图钉，流血了，主持人说“见红好”，他点点头，没喊疼。

那年他26岁，不是不会痛，是知道进这行得先交个“投名状”。

后来在《康熙来了》坐十年助理位，不是站不起来，是得先蹲得够低，才能看清别人怎么说话、怎么停顿、怎么笑得刚好。

他模仿小S，不学她骂人，专记她抬手擦眼角那一下；学康永哥，不抓腔调，只抠他讲完一句后轻轻吸气的节奏。

朋友说他私下很少大笑，吃饭老盯着邻桌人怎么夹菜、怎么低头看手机。

他演《翻滚吧！阿信》里的木瓜，戏份不多，但摔跤前先扶了下眼镜——那动作是他自己加的，因为他说“乡下孩子紧张时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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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无双》他演孙悟空，脸涂金粉，尾巴是钢丝做的，演到中途断了一截。

导演喊cut，他站着没动，等工作人员换新尾巴，汗顺着脖子流进戏服领口。

没喊累，也没要冰水，就问：“刚才那句台词，是不是比上次少停半秒？”

《2049》里他演一个写不出稿的作家，整部戏几乎没台词，靠看窗外雨、翻烂笔记本、反复拧开又关上保温杯。

有场戏他坐在灯下改稿，镜头扫过桌面：三张废纸，两支断芯笔，一杯冷透的茶。

他没演崩溃，就只是把茶杯转了半圈，杯底在木桌上留下一个浅浅的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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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拍《陌路无期》，角色叫陈汉生，和他本名差一个字。

戏里他开一家修表店，天天听滴答声，修不准的表就摆在柜台最左边。

有场戏是他修一块老怀表，修了六次，第七次才响。

他对着镜头说：“时间不是修好的，是等准的。”

他爸现在还在法院上班，退休前最后一年，把几十年的判例手抄本送他，没题字，只贴了张便签：“你演什么，我都看。”

他把那本子放在书架最底层，上面压着一摞剧本，最新那本边角卷了，页眉全是铅笔写的“这儿喘气”“此处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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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累啊，但累和没价值是两回事。”

他从不否认自己爱钱——上通告准时，代言认真，婚礼收红包都让助理按名单登记清楚。

但他也从不把“搞笑”当解药，更不当遮羞布。他清楚自己站在哪条线之间：一边是家族的规矩，一边是综艺的荒唐。

他住台北市中心的房子，不是豪宅，是父母早年买的三房，电梯坏了修两次，物业费十年没涨。

他常带女儿去市场买菜，认得每个摊主小孩叫什么、读几年级。

有次下雨，他帮卖豆腐的老太太搬货进屋，没拍照，也没发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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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完雨，他发了条IG，只一张图：窗台积水里倒映着对面楼亮起的灯，水波晃得厉害，光都碎了。

底下没人问，他就没解释。

他不是突然变严肃，是大家终于开始看他没笑的时候。

他演的从来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怎么在笑声里站稳脚跟。

他没想当救世主，也没想破圈，就是把每一场戏、每一次模仿、每一声笑，都当成一份要盖章存档的案子在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