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她算得上是上海滩数得上号的富家小姐,家里有钱,混血背景,会说法语,弹钢琴,报纸上也常有她的名字。但没人想到,她最后跟了个唱戏的跑了,还被骂“丢尽脸面”。这事儿过去快一百年了,现在翻出来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恋爱脑上头。
她爸叫裘仰山,开钱庄的,1917年就病死了。死后家里的钱全落到她哥和她苏格兰籍的妈手里。她虽说过着优渥日子,可一分钱都动不了。那些钢琴课、法语课、舞会,说白了就是给她贴标签,好将来嫁个更厉害的人家。她不是没意识到这点,只是以前没机会挣脱。
1923年她在丹桂戏院第一次见上周信芳。他是麒派老生,唱得好,也有脾气。两人认识后没马上在一起,而是暗中来往了几年。这期间她不只是谈恋爱,还偷偷学戏班运作的事——票怎么卖,账怎么记,场子怎么租。她不是等着被救的大小姐,她是在准备跑路。
1928年她24岁,家里给她安排了门亲事,对方是个军阀的儿子。她知道再不走就真出不来了,当晚翻窗跑了。不是演戏,是实打实的逃命。她和周信芳去了苏州,那儿离上海远,又有些旧关系照应。两个人住进一间小屋子,连被子都是借的。
但她没把自己当家庭主妇。相反,她是周信芳整个职业转型的关键。1929年起她开始搞预售票,提前三天订票,稳定收入。这在当时很少见。她还改戏服,把亮片换成黑绸,成本降了,但看起来更稳重,成了周信芳的标志。这些都不是小打小闹,是实实在在的运营改革。
抗战那几年最难。日本人来了,周信芳的戏不能随便演,一不小心就说错话。她用英文和那些伪政府的人周旋,表面上客客气气,底下偷偷藏演员名单,每晚烧掉两份,留一份藏在奶粉罐里。她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不怕死,是得让这班人活着唱下去。
她对孩子的教育完全不按老路走。她不让孩子们唱戏,说这一行太苦,得有人抬头看路。但她又让大儿子周少麟去读复旦中文系,读完再回舞台——她要的是懂文化的艺人,不是只会模仿的角儿。她把二儿子周英华送去英国学酒店管理,不是学厨子,是要他将来能管事。女儿周采芹想学戏,她偏让她去考RADA,那时全英剧校几乎没收过亚洲人。但她硬是托人联系,寄材料,最后成了唯一被录取的女生。
六个孩子,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有的从商,有的搞艺术,有的留在国外。但有一点一样:她不让他们活在“周信芳儿子”或“裘家小姐”的影子里,而是逼他们打出自己的名头。她砸钱供他们读书,自己却一辈子没穿过什么好衣服,手袋也是旧的。
后来有人问她后悔吗?她只说一句:我没跑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自己能喘口气。那时候的女人,要么嫁人,要么守家,要么进教会。她选了第三条路——什么也不靠,自己活。
她帮周信芳整理了二十多年的演出资料,分门别类,按剧目、票房、报纸评论归档。这套方法到现在上海京剧院还在用。她不在意署名,也不争名分,但她做的每件事都留下了痕迹。
2020年,周采芹把一笔钱捐给RADA,设了个奖学金,名字叫“裘丽琳”。这是那所学校第一次用人名命名给中国女性的基金。签协议那天,她说了句她妈常说的话:女人要有自己的本子,不能只翻别人的剧本。
她一生没拿过奖,也没在镜头前风光过。但你去看周信芳那些年的戏能站住脚,看她孩子们在各自领域没被看低,就知道她干了什么。她不是为爱情叛逃,她是想自己决定怎么活。
她活到了1968年,没等到平反,也没看到孩子们全回来。走的时候,屋里最显眼的是个旧皮箱,里面全是账本、信件、船票根。
箱子上贴着张纸条,写着:
“周信芳演出收支记录(1928–1952)——丽琳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