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星稀的“王朝时代”

那么，二里头究竟实现了怎样的历史跃迁？为什么说它开启了王朝时代？一个概念——“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它作为都邑既不是最早的，又不是最大的。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乃至东亚大陆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我们来看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的二里头王都为中心，其直接控制范围应该在直径200公里以内。但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整个长江流域，东及鲁豫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更重要的是，二里头是东亚大陆第一支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限制的向外大范围辐射的文明实体。良渚在太湖流域，陶寺在晋南的汾河下游，石峁在陕北。而二里头这种向外辐射，更多的是一种软实力的外扩，大家都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模仿导致文明要素乃至价值体系向外扩散。

我们以二里头文化著名的玉礼器牙璋为例，它的分布范围，最远到了越南河内附近的红河流域，已经超出了禹贡九州的范畴，扩散到了后来秦汉帝国版图所及，而这一区域也是适合于定居农耕的区域，它构成了后世中国的基本盘。所以我说它是中国世界的雏形。二里头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青铜文明的确立。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铸造技术生产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这种对关涉国家命脉的礼器生产与消费的绝对占有，显示了早期国家对礼制的一元化管理以及权力中心的唯一性。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和盛食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等，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塑像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二里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礼制的奠基。在古代中国，祭祀、政治不分，或者可以说是祭政一体。这样的王权体制在古代东亚是长期存在的。它的规范就是"礼"。

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该就起源于此。

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宫廷礼仪，最早是显现于二里头的宫殿建筑和礼仪用器的，它的出现昭示着中国王朝文明的开端。我们还要注意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杂交”。有学者指出，只有中原文化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才能从四面八方吸收各地优良文化因子与本身文化融合为一，从而产生出杂交的优势文化。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与四周文化所产生的杂交优势文化。

这种“文化杂交”在二里头有着非常具体的考古学证据。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首先是陶器文化的融合。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同时发现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陶器类型。实足的鼎，这是华东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就大量出现。而空三足的鬲，则是西北和北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晋陕高原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中都很常见。在二里头，这两种原本分属不同文化圈的陶器类型和谐共存，甚至出现了鼎鬲组合的现象。更有意思的是，二里头的工匠们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这些器型，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比如二里头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在保持陶鼎三足圆腹的基本形制的同时，造型更加优美，还施以花纹，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这种改进创新，正是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典型表现。其次是农业技术的融合。二里头地处中原，这里既适合种植北方的粟（小米），也适合种植南方的稻。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时期的先民们同时掌握了这两种农业技术。在二里头遗址中，我们既发现了大量的粟粒遗存，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稻谷的痕迹。这种农业的多样化，为二里头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经济基础。你想，如果只依赖一种农作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整个社会就可能面临危机。而多种农业并存，就大大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多元农业立国，这也许是二里头能够在“满天星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手工业技术的融合。二里头的青铜冶炼技术，既吸收了来自欧亚大陆内陆的冶金传统，又结合了本土固有的模制陶器技术，形成了独特的合范铸造工艺。这种工艺不仅能够铸造实用的工具和武器，更重要的是能够制作复杂精美的礼容器。最后是宗教信仰的融合。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这个龙的形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融合了各地不同的神话传统。从考古发现看，龙的形象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众多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出现，但形态各异。二里头的龙形象，则在整合了各地龙形象的基础上，加以规范化和体系化，成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母题的直接前身。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何其相似：单一的经济，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则颇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这种“文化杂交”的成功，还体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传播能力上。正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文化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文化平台，所以它才能够被其他地区的人群所接受和模仿。当各地的部族邦国首领看到二里头的城市规划、宫殿建筑和礼器组合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而是一个融合了自己文化传统的升级版本。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二里头文化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外辐射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它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文化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实现了软实力的扩张。最后，我们来看看二里头文化的历史影响。从二里头到二里岗，从二里岗到殷墟，从殷墟到西周，这是一个王朝文明传承的链条。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岗文化的直接前身，二者在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上都一脉相承，且续有发展。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祭祖的礼器、礼仪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礼器模仿的背景是社会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趋同，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之所在。而二里头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做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