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拥两亿身家，却背负通缉令，最后死在日本病床上

1964年出生在湖南，14岁就考进武大中文系，那时候恢复高考才第二年，能考上的都有真本事，他后来没有走寻常路，先去学中医，又跑去北大跟着季羡林读哲学，诗写得不错，24岁就加入作协，体制内也待过，当过主编、记者、科员，每一步都踩在风口上，但没人想到他会走到后来那一步。

1995年他接手海南一家公司，开始做文化项目，邀请季羡林挂名主编，编出一套123册的《传世藏书》，每套定价六万八，限量发行一万套，这套书打着“文化稀缺”的名号，其实主要卖给有钱人当收藏品，宣传力度很大，声称它很值钱，但没人真正核实过利润情况，媒体报道说他靠这个赚了两个亿，可到底有没有审计报告，谁也说不清楚，文化被当作一种工具，出版变成了融资手段。

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旗下创办了十几本杂志，但只有《希望》能够盈利，其他都在持续亏损，银行贷款不断增加，公司现金流逐渐难以支撑，等到1997至1998年海南金融风暴来临，所有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中国银行海南分行指出该公司伪造单据，骗取38.4亿日元的信用证，外界传言他欠下40亿元债务，实际上其中还包括担保部分，没有经过法院最终确认，个人信用与公司信用长期混在一起，一旦崩溃就无人能够挽救。

1998年，王志文与演员许晴传出感情消息，那时他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后来离婚后，他花三千多万元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和许晴一起住进去，许晴之后解释说，两人是因为兴趣相投才走到一起，彼此之间没有金钱往来，这话听起来很纯粹，但更多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文化人转行经商，私生活也跟着乱了”，这段关系被不断放大，变成一种符号，成为王志文“走下坡路”的证据。

2003年，他以看病为由去了日本，之后没有回国，有人称其为跑路行为，随后官方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他涉及信用证诈骗，2017年11月，他在东京因心脏病去世，终年53岁，由于当事人死亡，相关法律程序终止，所欠债务无法追回，他留下的印刷厂、协会职务以及十余种出版物也随之解散，无人接手。

在那个年代的海南，热钱到处流动，监管几乎没有，很多人用文化包装资本，他只是其中一员，但他特别会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把读书人形象变成生意招牌，早年他确实有才华，但后来选择了一条捷径，结果被自己搭的台子压垮，时代给了他机会，也让他栽了跟头。

现在回头看，这个人不是坏人，也不是天才，只是一个聪明人，在错误的时候选错了路，文化可以变成钱，但不能拿它当借口，他用一本书搞到两个亿，最后却连自己的信用都没保住，人这一辈子，名声比钱更重要，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