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圈，能同时扛住最极致赞誉和最尖锐争议的导演，张艺谋绝对算头一号。

如今提起“国师”，大家会想到08奥运开闭幕式的恢弘大气，却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号最初带着多少揶揄的意味，更没人说清，这位黄土高坡走出的导演，是如何在艺术、市场与时代的夹缝里，蹚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艺谋的起点堪称炸裂。

《红高粱》拿下柏林金熊奖，让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三大电影节崭露头角，可随之而来的不是喝彩，而是“揭露本土阴暗面、取悦洋人”的批评。

尤其《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接连在国际获奖后，这种指责更是达到顶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拍中国的传统苦难与人性挣扎，竟成了“讨好西方评委”的原罪，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讽刺？

真正的转折点，藏在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里。

这部电影没有浓烈的色彩和压抑的美学，只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讲农村妇女秋菊为“讨个说法”反复申诉的故事。

秋菊的倔强、乡村的淳朴，还有悄然萌芽的法制观念，让故事满是温度。

有意思的是，刘震云的原著本就阴暗得多，张艺谋却从中提炼出了人性的光亮。你能想象吗？这部电影的首映式，居然摆在了人民大会堂，领导和专家们纷纷点赞，紧接着它就拿下威尼斯金狮奖。

这一下，官方对张艺谋的态度彻底逆转——原来拍中国故事，既能赢国际认可，也能获本土肯定。

1999年，是张艺谋荣耀加身的一年，也是电影圈暗流涌动的一年。

他的《一个都不能少》报名戛纳主竞赛，却被选片方扣上“为政府宣传”的帽子。换别人可能忍了，张艺谋偏不，直接撤片还发公开信抗议。

这份硬气没白费，影片最终还是拿下威尼斯金狮奖。而同一时间，青年导演贾樟柯却因《小武》遭了难。

贾樟柯在《迷茫记》里写过这段往事，读来满是唏嘘。

29岁的他头回进广电总局，竟在胡同口撞见一位“第五代大师”和儒雅官员勾肩搭背，那场面颠覆了他对“艺术大师不食人间烟火”的想象。

让他心寒的是，在办公室里，他意外看到一份台湾媒体对《小武》的报道，旁边竟有人手写举报：“请关注，勿让此片影响对外文化交流”，署名正是那位大师的文学策划。最后，贾樟柯被禁导，而那位大师却在官方那里风生水起。

2000年后，张艺谋成了官方“待见”的导演。当时电影圈推商业片，他是唯一一个能让广电操心“档期好不好”的人。

2008年，北京奥运开闭幕式交到他手上，这份国家级信任，让他用恢弘场面把中国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国师”这个称呼，虽仍有偏见，却多了几分实打实的分量。

江湖从不缺风波。2006年底，贾樟柯带着金狮奖作品《三峡好人》，在贺岁档撞上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小成本文艺片对阵大制作商业片，被封杀的青年导演遇上功成名就的“国师”，那场票房大战吵得沸沸扬扬，背后藏着的，是张艺谋在电影圈的城府与手腕。

如今张艺谋74岁了，却还在不断尝新。从《悬崖之上》到《满江红》，他从没被“国师”标签束缚。

有人骂他妥协市场，有人说他作品失了深度，但没人能否认，在中国电影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路上，张艺谋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国师”的名号从揶揄到认可，背后是一个导演的坚守与博弈，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功过是非或许难有定论，但他用一部部电影，给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