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达，1996年的时候，我在东莞开摩的。
那年我二十岁，从湖南乡下出来，揣着借来的三百块钱，一头扎进了这座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城市。
黄金没见着，灰尘倒是吃了个饱。
我骑着一辆二手的幸福250，车头那颗硕大的五角星，在南国湿热的空气里，早就没了刚出厂时的荣光，看着灰蒙蒙的，就像我的前途。
每天，我就像一颗钉子，钉在厚街镇最热闹的康乐南路路口。
那里有镇上最大的酒店，有最豪华的夜总会，还有一排排亮着暧昧红灯的发廊。
我的“同行”很多，一个个都把油箱擦得锃亮，眼神跟鹰一样，在每一个从酒店、从夜总会里走出来的男女身上扫来扫去。
“靓仔，去边啊？”
“老板，上车咯，整个东莞没我不知道的地方。”
喊声此起彼伏。
我不怎么会喊，多数时候就是靠在车上，点一根五叶神，眯着眼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不属于我的世界。
那晚，大概十一点多了。
正是夜生活刚刚预热的时间，空气里都是躁动和荷尔蒙的味道。
我那天运气不好，跑了一天，才挣了三十多块钱，连油钱和饭钱都将将够。
正烦躁呢，一辆黑色的、锃光瓦亮的平治（那时候我们都这么叫奔驰）“嗖”地一下停在了酒店门口。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
那红色，像一团火，瞬间就把我周围那些乱七八糟的霓虹灯都给比下去了。
她很高，很瘦，戴着一副能遮住半张脸的墨镜，头发烫成时髦的大波浪，随意地披在肩上。
我当时就愣住了。
不是因为她多漂亮，那晚灯光昏暗，我其实没看清她的脸。
是因为她的气质。
那种感觉很奇妙，她明明就站在那里，站在东莞厚街最龙蛇混杂的路口，可你就是觉得，她跟我们，跟这里的一切，都不一样。
她好像很急，跟车上下来的一个西装男人说了几句什么，语气听起来不太好。
男人不停地点头哈腰。
然后，她一转身，竟然就朝着我们这群摩的佬走了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是吧？
我周围的兄弟们一下子就炸了锅，个个都把车头往前凑。
“靓女！坐我的车！我的车最快！”
“我啊！香港来的吧？我识听白话！”
她没理会那些喧闹，径直走到我的车前。
我当时正叼着烟，愣愣地看着她，烟灰掉了一截在我的确良衬衫上，我都没发觉。
她敲了敲我的头盔。
“喂。”
声音很清脆，带着一点沙哑，普通话里夹着很重的粤语腔调。
“你会不会讲白ō话？”
我赶紧把烟屁股吐掉，点了点头，“会……会一点。”
“送我ō去虎门。”
“虎门？”我有点懵，“现在？去虎门很远的。”
从厚街到虎门，晚上骑摩托车，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我ō给你ō钱。”她说着，从一个精致的小手包里，拿出了一沓钱。
不是一沓，是厚厚的一砖。
全是红色的“老人头”。
她随手抽了几张，塞到我手里，“这些，定金。”
我低头一看，三张。
三百块。
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有时候都用不了这么多。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骗子？
还是在拍电影？
可那钱的质感，和上面独有的油墨味，都在告诉我，这是真的。
“走不走？”她有点不耐烦了。
“走！当然走！”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一脚把发动机踩得震天响，好像在给自己壮胆。
她很利索地跨上了我的后座。
一股很好闻的香味，若有若无地飘进了我的鼻子里。
不是我那些女工老乡用的廉价香水味，那是一种……很高级，很清淡，但又让你忘不掉的味道。
“去虎门哪里？”我扭头问。
“太平码头。”
说完，她就不再说话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轻抓着我衣服的下摆，抓得很紧。
幸福250怒吼着冲出了康乐南路。
东莞的夜晚，风是热的。
路两边的工厂，只有零星的灯光，像一只只沉睡的巨兽。
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看她。
她还是戴着那副大墨镜，把脸埋在我的后背上，好像在躲避什么。
我心里充满了疑问。
一个坐着大平治，一看就非富即贵的女人，为什么要深夜坐我的破摩托，去几十公里外的虎门码头？
还给那么多钱。
难道是……跟家里吵架，离家出走？
还是……被人追杀？
我越想越觉得刺激，手心都出汗了。
那时候的莞深公路上，路灯隔得很远，大片大片的黑暗，被我的车灯撕开一道口子，又迅速在身后合上。
路上有很多大货车，呼啸而过，卷起的风，吹得我的破摩托左摇右晃。
我能感觉到，后座的她，身体在发抖。
是害怕，还是冷？
“你……你坐稳了。”我大声喊。
风太大了，我不知道她听没听见。
她没回答，但是抓着我衣服的手，更紧了。
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感觉后背有点湿。
我以为是夜里的露水。
后来才发觉，是她在哭。
没有声音，就是那种压抑的、无声的流泪，眼泪透过我的衬衫，一点一点，把我的后背都浸湿了。
我心里一软。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忘了那三百块钱，忘了她是个“大人物”，我就是觉得，她很可怜。
“喂。”我放慢了车速，“你别哭了。”
她还是不说话。
“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我又问。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胆子，敢跟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一看就不好惹的女人，说这些。
可能，是这夜色太温柔了吧。
也可能，是她的眼泪，烫到了我的心。
她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不关你ō的事。”声音闷闷的，从我后背传来。
“你ō开你的车。”
我“哦”了一声，没再自讨没趣。
又骑了十几分钟，路过一个镇子，路边有家还没关门的大排档。
我把车停了下来。
“干什么？”她警惕地问。
“喝口水吧。”我说，“我也渴了。”
我没等她同意，就自顾自地走向那个摊子。
摊主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打着哈欠。
“老板娘，两瓶健力宝。”
我拧开一瓶，递给她。
她犹豫了一下，没接。
“我ō不喝。”
“喝吧。”我把瓶子硬塞到她手里，“不收你钱。”
她摘下了墨镜。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那一瞬间，我手里的健力宝“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呆立在原地。
是她！
竟然是她！
那个……那个……电视里天天放的，唱歌的那个……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虽然是个乡下来的穷小子，但我也看电视，我也买磁带。
她的海报，我还买过，就贴在我出租屋那发了霉的墙上。
她比电视上，比海报上，还要瘦，还要憔ăpadă。
眼睛又大又亮，但布满了红血丝，眼袋很重，看起来疲惫到了极点。
“你……你是……”我结结巴巴，一个完整的词都说不出来。
她迅速地把墨镜又戴了回去，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和厌恶。
“认错人了。”
她冷冷地丢下三个字。
我当然知道我没有认错。
那张脸，化成灰我都认得。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天啊，我载的，竟然是个大明星！
难怪……难怪出手那么大方，难怪气质那么与众不同。
大排档的老板娘也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
“走！”她低喝一声，拉着我的胳膊，就把我往摩托车那边拽。
她的力气，出奇地大。
我像个木偶一样，被她推上车。
“快走！被人ō看到就麻烦了！”她催促道。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发动了车子。
这一次，我把速度飙到了极限。
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开摩托，是在开飞机。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兴奋、紧张、不敢相信……各种情绪搅在一起。
我竟然载着我的偶像，在东莞的深夜里狂奔！
这件事，我回村里，能吹一辈子！
可她为什么要跑呢？
从一家豪华酒店里跑出来，神色慌张，深夜要去一个偏僻的码头。
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我不敢问。
从我认出她的那一刻起，我和她之间，仿佛就隔了一道无形的墙。
我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关心她“为什么哭”的摩的佬刘达。
我成了她的一个潜在的“麻烦”。
到了太平码头，已经是午夜。
码头上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几艘渔船上，挂着几点昏黄的灯。
海风吹来，带着一股咸腥味。
“就到这里。”她说。
我把车停下。
周围安静得可怕，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
一艘快艇，从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滑了过来，停在不远处。
快艇上下来两个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看不清脸。
“多谢。”她从我车上下来，又从包里拿出了一沓钱。
比之前那“一砖”还要厚。
她把钱，整个塞进了我怀里。
“这里是十万。”
“今晚的事，你ō没见过我ō，我ō没坐过你的车，明不明白？”
她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抱着那沓沉甸甸的钱，整个人还是懵的。
十万？
我这辈子，连一万块都没见过。
“我……”
“拿着！”她打断我，“拿着钱，然后，忘了今晚的一切。”
那两个黑衣人走了过来，一左一右地站在她身边。
我感觉到了危险。
那不是普通保镖该有的眼神，那是……见过血的眼神。
我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只能死死地抱着那十万块，拼命点头。
“我明白，我明白！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今晚就没出过车！”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
有警告，有恳求，还有一丝……绝望？
然后，她转身上了那艘快艇。
快艇很快就消失在了无边的夜色里。
我一个人，抱着十万块现金，站在空无一人的码头，腿肚子一直在打颤。
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梦。
一场荒诞的、不真实的梦。
我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疼！
是真的！
我骑着车，疯了一样往回赶。
我不敢走大路，专挑那些漆黑的小路走。
我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追我。
那两个黑衣人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刻在我脑子里。
回到厚街，天都快亮了。
我没敢回我的出租屋，那地方人多嘴杂。
我在镇上最贵的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
就是她出来的那家。
我把门反锁，窗帘拉上，然后，把那十万块钱，全部倒在了床上。
一沓，一沓，又一沓。
我一张一张地数，来来回回数了十几遍。
真的是十万。
我躺在钱堆里，睁着眼睛，一夜没睡。
我脑子里，全是她那张憔ăpadă的脸，和那句“忘了今晚的一切”。
我忘不掉。
我怎么可能忘得掉？
第二天，我退了房，打死我也不敢再住下去。
我去了镇上最大的银行，想把钱存起来。
柜台的姑娘，看着我T恤衫上的破洞，和我怀里用报纸包着的钱，眼神跟看贼一样。
“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我……我中奖了。”我结结巴巴地撒谎。
她叫来了经理。
经理把我请进了办公室，盘问了半天。
我把昨晚想好的那套说辞，又说了一遍。
说我买了张彩票，中了十万块。
他们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给我办了存折。
我看着存折上那一长串的“0”，感觉自己像在飘。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去康乐南路开摩的。
我把那辆幸福250，连同那个破头盔，一起推进了河里。
我怕。
我怕有人会根据那辆车找到我。
我换了身行头，买了当时最流行的金利来T恤，还配了条鳄鱼皮带。
我学着那些大老板的样子，挺着肚子，在街上走。
可是，我兜里揣着十万块的存折，心里却比以前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还要慌。
我每天都买报纸。
香港的，广东的，只要是报纸，我都买。
我在找她的新闻。
可是，什么都没有。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电视上，也不再放她的歌，不再有她的广告。
我问那些卖盗版碟的老板，他们也说，好久没见她的新碟了。
“过气啦！”一个老板叼着烟，不屑地说，“香港的明星，红得快，忘得也快。”
我心里很难受。
那种感觉，就像你珍藏了很久的一件宝贝，突然有一天，被人告诉，这玩意儿一文不值。
过了一个月，我还是没等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东莞我是不敢再待下去了。
我总觉得，那两个黑衣人，随时会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把我拖走。
我决定回老家。
我揣着那本存折，回到了我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山村。
我跟村里人说，我在广东打了几年工，发了财。
没人信。
直到我拿出钱，把我家那三间漏雨的土坯房，推倒，盖起了全村第一栋三层小洋楼。
我爸妈看我的眼神，从怀疑，变成了敬畏。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谄媚。
我成了村里的“能人”。
说媒的，几乎踏破了我家的门槛。
我谁都没看上。
我忘不了那晚，那个穿着红裙子，坐在我后座，默默流泪的女人。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
梦见我骑着我的幸福250，载着她，在没有尽头的黑暗公路上飞驰。
她在我身后，不停地哭。
我想安慰她，一回头，她却不见了。
然后我就会惊醒，一身冷汗。
那十万块，我不敢乱花。
除了盖房子，剩下的，我都存着。
那钱，像一块烙铁，烫在我的心上。
我觉得，那不是钱，那是封口费。
是买我命的钱。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人也瘦得脱了形。
我妈以为我中了邪，请了神婆来给我“叫魂”。
没用。
我知道，我的魂，丢在了1996年，东莞的那条公路上。
有一天，我堂哥来找我。
他一直在深圳那边混，据说做得还不错。
“达子，你那钱，到底怎么来的？”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
我还是那套“中彩票”的说辞。
他撇了撇嘴，明显不信。
“行了，你也别瞒我了。”他说，“你那点胆子，我还不知道？给你十万块，能把你吓死。”
“我听说了，你在厚街开摩的，是不是惹上什么人了？”
我心里一惊。
“你……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钱，干净吗？”
我沉默了。
干净？
我不知道。
“达子，听哥一句劝。”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那钱不干净，就赶紧扔了。不然，迟早要出事。”
“现在严打，你知道吗？为了十万块，把命搭进去，不值当。”
我被他说得心惊肉跳。
是啊，万一……万一那晚，不只是她跑路那么简单呢？
万一，是出了人命案呢？
那我拿着这钱，不就成了帮凶？
我越想越怕。
当天晚上，我又做那个梦了。
梦里，那两个黑衣人，提着刀，追着我。
我吓得魂飞魄散。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把钱还回去。
可是，我还给谁？
茫茫人海，我去哪里找她？
我连她真实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的艺名。
我堂哥看我那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叹了口气。
“这样吧，你跟我去深圳。”他说，“东莞那地方，你暂时别回去了。出去躲躲风头。”
“那钱，你也带上。找个机会，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这样，跟着堂哥，去了深圳。
1997年的深圳，比东莞还要繁华，还要疯狂。
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
堂哥在华强北租了个档口，卖电子表。
他让我跟着他干。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他。
“哥，你帮我处理吧。”我说，“我信你。”
他看了我很久，点了点头，“行。这钱，算你入股了。”
就这样，我从一个摩的佬，变成了一个卖电子表的小老板。
我开始学着怎么跟人讨价还价，怎么分辨水货和行货，怎么在工商来检查的时候，迅速地关门躲人。
我很努力地想融入这个新的生活。
我想忘了过去，忘了那晚，忘了那个女人。
可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去买香港的报纸和杂志。
《东周刊》、《壹周刊》……只要是八卦杂志，我一本不落。
我像个疯子一样，在那些纸醉金迷的字里行间，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直到1997年的夏天。
香港回归了。
整个深圳，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喜悦之中。
那天晚上，堂哥拉着我，去酒吧喝酒。
酒吧的电视里，正在直播回归的庆典晚会。
很多明星，在上面唱歌。
我一杯接一杯地灌着啤酒。
就在我喝得半醉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电视里传了出来。
我猛地抬起头。
是她！
她站在舞台的中央，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
比我那晚见到的时候，稍微胖了一点，气色也好了很多。
她唱着一首我没听过的歌。
歌声，还是那么动听。
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那种……能唱到人心里去的味道。
我旁边的卡座，有几个香港来的生意人，也在看电视。
“咦？这不是那个谁谁谁吗？她居然出来了？”
“是啊，听说被雪藏了快一年了。”
“得罪了大佬嘛，还能有活路？这次能出来，估计是服软了。”
“可惜了，本来多有前途的一个女仔。”
他们的对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耳朵里。
得罪了大佬……被雪藏……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那晚，她不是离家出走，她是在……逃命。
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摩的佬，在她最绝望的时候，载了她一程。
那十万块，不是封口费。
是她……给我的救命钱。
也是她自己的。
我突然很想哭。
可我哭不出来。
我把一整瓶啤酒，一口气灌了下去。
从那以后，我更拼命地做生意。
我和堂哥的档口，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我们不再只卖电子表，开始卖VCD，卖随身听，卖所有从香港那边流过来的新潮玩意儿。
我们发财了。
1999年，我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刘老板”。
我学会了抽中华，喝XO，学会了在酒桌上，脸不红心不跳地跟人称兄道弟。
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了。
可我心里，始终有个角落，是空的。
我把那张存折，一直放在身边。
那十万块，我一分没动。
它就像一个坐标，提醒着我，我是从哪里来的。
2003年，非典。
整个广东，人心惶惶。
生意一落千丈。
我和堂哥，也赔了不少钱。
有一天，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
“阿达，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明星？”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记得，怎么了？”
“她……好像不太好。”朋友说，“得了抑郁症，自杀，被救回来了。”
“现在，住在沙田那家医院里。”
我挂了电话，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开着车就去了罗湖口岸。
那时候，去香港还很麻烦。
我花了很多钱，找了“蛇头”，才办下来一张通行证。
我在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找到了她。
她住在一间单人病房里。
我推开门的时候，她正坐在窗边，看着外面。
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头发剪得很短，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她听见声音，回过头。
看见我，她的眼神，先是迷茫，然后是惊讶，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是你ō？”
她还认得我。
我点了点头，走到她面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你ō……怎么会来？”她问。
“我……我听朋友说，你病了。”
“是啊。”她自嘲地笑了笑，“我ō有病，我有。”
病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那晚……谢谢你ō。”她突然开口。
“如果不是你ō，我ō可能……已经死了。”
“不用谢。”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你ō做了。”她说，“你ō给了我ō一瓶健力宝。”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原来，她还记得。
“后来……他们ō还是找到了我ō。”她淡淡地说，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ō被带了回去。”
“他们ō没打我ō，也没骂我ō，就是把我ō关了起来。”
“每天，都有人ō看着我ō，我ō哪里都去不了。”
“一年后，他们ō说，事情过去了，我可以ō出来了。”
“可是……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让我心疼。
“那个……给你ō的钱……”
“我存着。”我打断她，“一分没动。”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你ō真是个傻瓜。”
“那钱，就是给你的。”
“拿着它，去做点小生意，回老家盖个房子，娶个老婆，好好过日子。”
“忘了我ō，忘了那晚发生的一切。”
“那才是你应该有的人生。”
我摇了摇头。
“我忘不了。”
“那晚之后，我的人生，就已经变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被我摩挲得发旧的存折。
我把它，放在了她的床头柜上。
“这个，还给你。”
她看着那本存折，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流了下来。
不是那晚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哭。
是嚎啕大哭。
像个孩子一样。
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绝望，都哭了出去。
我没有安慰她。
我知道，她需要发泄。
我就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她哭完。
哭了很久，她才慢慢停下来。
“你ō走吧。”她擦了擦眼泪，声音沙哑。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ō了。”
“我们ō……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你好好保重。”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从香港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我把深圳的生意，都交给了堂哥。
我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我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
每天，就是守着我的小店，跟村里的老人，下下棋，聊聊天。
日子过得很慢，很平静。
我再也没去过广东。
我也很少再看电视，看报纸。
关于她的消息，我都是从那些来买东西的年轻人嘴里，零星听到一些。
他们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富商，退出了娱乐圈。
他们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过得很幸福。
他们说，她偶尔会去做慈善，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
我每次听到，都只是笑笑，不说话。
2016年，我四十岁了。
我还是一个人。
村里人都说，我这个人，有点怪。
有钱，也不知道享受。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等什么。
或许，我什么都没在等。
我只是，在守着一段，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
那年夏天，村里来了个摄制组，说是要拍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公益电影。
导演，是个香港人。
那天，他们正好在我的小卖部门口取景。
我搬了张椅子，坐在门口，看他们忙活。
休息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T恤，戴着鸭舌帽的女人，走到我面前。
“老板，来瓶水。”
声音，有点耳熟。
我抬起头。
阳光很刺眼，我眯了眯眼。
是她。
她比上次见面，又胖了一些，眼角，也有了细细的皱纹。
但，还是那么好看。
她也认出了我。
我们两个，就那样，隔着一个小小的冰柜，互相看着，谁都没有说话。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1996年。
东莞，厚街，那个闷热的夜晚。
我，还是那个二十岁的摩的佬。
她，还是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大明星。
“好久不见。”最终，还是她先开了口。
“是啊。”我笑了笑，“好久不见，刘太。”
她也笑了。
“你怎么ō知道我ō姓什么？”
“你忘了？我那时候，天天看你的海报。”
我们都笑了。
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她告诉我，这部电影，是她投资的。
她现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有困难的儿童。
“那笔钱，我ō最后还是收下了。”她说。
“我ō用它，盖了一所希望小学。”
“就在你们ō邻县。”
我的心，猛地一颤。
“你ō……怎么会想到……”
“我ō打听过。”她说，“我知道你ō是这里的人。”
“刘达，我ō一直想跟你ō说声对不起。”
“那晚，我不该把你ō卷进来。”
“还有……后来，在医院，我不该对你ō说那些话。”
我摇了摇头。
“都过去了。”
“你现在，过得好吗？”我问。
“很好。”她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光。
“有爱我的先生，有可爱的孩子，还有一份，我自己喜欢的事业。”
“你ō呢？”她反问我。
“我？”我指了指我的小卖部，“我也很好。”
“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的小卖部，聊她的基金会，聊这些年的变化。
我们，默契地，谁都没有再提那晚的事。
也没有再提那笔钱。
傍晚，他们要收工了。
她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张名片。
“以后，来香港，记得找我ō。”
我接过名片。
上面，只印着她的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
没有头衔，没有公司。
“好。”我点了点头。
她冲我挥了挥手，转身上了车。
车子开远了，我还站在原地。
我看着手里的名片，突然觉得，心里那个空了二十年的角落，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快乐了。
可是，那一刻，我发现我错了。
原来，真正的忘记，不是努力地去不想，而是，当你想起的时候，心里，已经不再有波澜。
第二天，我关了小卖部。
我去了邻县。
我找到了那所，她用我的钱，盖的希望小学。
学校很漂亮，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我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
我突然想明白了。
那晚，她给我的，不是一百万。
她给我的，是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虽然，那条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但，它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世界。
如果没有她，我现在，可能还是在东莞的某个工厂里，日复一日地，拧着螺丝。
也可能，还在某个路口，跟同行们，抢着那一单几块钱的生意。
我的人生，不会有那栋小洋楼，不会有深圳的档口，更不会有现在这份，平静和释然。
我回到村里，重新开了我的小卖部。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只是，我的心里，多了一份牵挂。
我会偶尔，从网上，搜一搜她的名字。
看看她的基金会，又帮助了哪些人。
看看她的希望小学，又走出了多少个大学生。
我没有再联系过她。
我知道，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这样。
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但又彼此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在自己最黑暗的时候，给过自己一束光。
这就够了。
2023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很豪华的越野车，停在了我的小卖部门口。
他走下车，问我：“请问，您是刘达先生吗？”
我点了点头。
“我妈妈，让我ō把这个，交给您ō。”
他递给我一个很精致的盒子。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是她的告别演唱会。
地点，在香港红磡。
“我妈妈说，她欠你ō一张门票。”
“她说，二十多年前，你ō是她唯一的歌迷。”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原来，她什么都记得。
我去了香港。
在红磡体育馆，山顶的位置，我找到了我的座位。
我看着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女人。
她的歌声，穿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再次，响彻在我的耳边。
一曲唱罢，她站在舞台中央，气喘吁吁。
“最后，我ō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特别的朋友。”
“我ō不知道，他ō今天，有没有来到现场。”
“二十多年前，在我ō人生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他ō像一位骑士，骑着一辆白色的摩托车，载着我ō，逃离了深渊。”
“我ō想对他说，谢谢你ō。”
“也想说，对不起。”
“这么多年，我ō一直没有勇气，再跟你ō联系。”
“我ō希望，你ō现在，过得很好。”
“这首歌，叫《有幸》。”
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
我的视线，已经模糊一片。
我看着舞台上的她，看着周围挥舞着荧光棒的万千歌迷。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因为，我拥有一个，价值一百万的秘密。
和一个，用一百万，也换不来的，有幸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