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行甲的网意有点逆转，因为他辞掉县长后，入职一家公益基金，但是年薪却高达70万。

由公职转公益，本也丝滑，但年薪陡然升至70万就突兀了、乍眼了。网友质疑，既然是公益，管理者就应该有真正的爱心，薪金就不应该太高。如果太高了，那就不是爱心了，而是爱财之心。

进一步，有人质疑，或许，陈行甲对体制的最大不满，就是收入不理想。而他人格的确又太正直，不愿通过非法的方式去搞钱。而是想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去挣钱。于是他真正践行了，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古训，毅然辞职下海。

因此，应该质疑的是这个公益基金本身，而非受雇者陈行甲。整个事件恰恰能说明，他的确是个正直的人，做官时也的确是拒绝腐败的清官。只是，他不适合做官罢了。这一点又低于网意的预期，然后引发不满和指责。

说陈行甲不适合做官，有两个层面。

一是，做官的核心是和人打交道，各种身份的人，有上级、下级，有人民群众，有商人，有亲朋好友，父母兄弟，等等。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的判断，在与人和谐融洽的同时，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以致最终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不容易的。

需要原则性和变通性的高度结合，是需要定力、胸怀和智慧的。如果他是一个理工男或理工男式的思维，就不适合这样的工作。基本可以确认，陈行甲是原则性有余，而变通性不足；正直有余，而定力和胸怀不足。

他从彻底离开官场，就是用脚投票，说明他个人对整个官员体系是不认可的。这个体系固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但它整体上是有效的，而且堪称优秀。放在全球更是如此，它是最好的行政体系，没有之一。

原因很简单，正是这套体系，支撑了中国的伟大崛起。不仅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而且还在中美对抗中大获全胜。

二是，自古以来，中国就实现了义利的分开，这是心性独立和义理独立的结果。这是中国文明最核心、最独特，也是最伟大的地方。

义不仅独立了，而且高于利。这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正如孟子所言，“舍生取义”，而生是最大的利，是利的极限。

也正因为义、利分开了，在行业分工上，也就是整体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义行业，一块是利行业。

注意，中国不仅自古以来就有自然自发地形成了行业分工，而且在整个行业分工体系中，独立出来一个义行业。这两个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唯一，尤其是后者。

在中国之外，独立的行业分工是近现代才有的，而且出现在西欧，尤其是英国。所以，主张行业分工的亚当斯密，就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成了行业分工的发明者。殊不知，行业分工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存在，而且中国还有独立的义行业。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及和论述行业分工的，是中国的孟子。而且，孟子并非象亚当斯密一样，去论述行业分工本身的好处和必要性，这对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基本事实，无需论证。孟子的目的，是用已经存在的行业分工，去论述和说明义行业的存在和必要性。

义行业在中国自古就有，但是，在政府出现之前，义行业都是非职业性的。但政府出现后，义行业职业化了，就是政府。在中国，政府业就是职业化的义行业。孟子所论述的就是这种职业化的义行业，就是政府，也叫治国业。

这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文化中，政府就是职业化的义行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整个人类史上，唯有中国存在正在的政府。因为只有中国实现了义理独立和义利分开，然后才有义行业和职业化的义行业。

《大学》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对政府的定义。这里的“国”就是指治理国家的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义不在利，追求义和不追求利。

孟子之所以用行业分工原理去论证政府业也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原因在于，自政府在尧舜时期出现后，很多中国人对职业化的义行业一直不接受。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了近2000年。从尧舜起，经过夏商周三代，在经春秋而至战国。诸子百家的道家和农家都是反对政府的存在的，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从别人手中征税去养活自己。

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在中国，政府是一独立的义行业，而且是职业化的。做官、入仕，就是进入职业化的义行业。

因此，在义利关系中，义高于利，所以义行业也就高于利行业。所以，在行业排序中，政府行业地位最高：士、农、工、商。士就是政府业、义理业。

后来更接地气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基于这一点。这里的书不是后来的一般的书，而是特质讲义理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也被称之为圣贤之书。其他书都称不上书。读书可以参加科举，做官，进入义理业，政府业。

科举考试的本质，是选拔官员的制度性测试。其考核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义理属性和义理水平的高低，也是德性、心性水平的高低。既然政府业就是义行业、义理业，也只有义理属性和义理水平最高的人，才有资格去做官。

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士”。这里的学也是特指义理之学、心性之学。

所以，读书也属于广义的义理业。而“万般”则是整个的利行业，是利行业中的各行各业。它们都排在义理业之后，“皆下品”。

当职业化的义行业、义理业出现后，即政府出现后，为了保障其行业独立性，也进行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所说的，“不与民争业”，后来被说成不与民争利。

“不与民争业”是说，官员既然从事了职业化的义行业，既然政府已经发给他们工资了，而这些工资则又来自人民的税收，官员就不应再从事其他任何的利行业。

用现在的权力思维，就是官员被剥夺了从事利行业的权力，唯有人民才拥有从事利行业的权力。这样作为义行业的政府业就与利行业实现了分离，成为一个独立行业，获得独立。

汉朝以后，这种政府业与利行业的分离的行业关系，就被说成“官商关系”，主张维护官商分离，已维护双方的独立，反对官商勾结。

现在又被说成政商关系。更通俗的说法就是钱权关系。权之所以高于钱，其原始根源就是义高于利。权钱关系也是做官和发财的关系，其本质就是义利关系。

陈行甲辞职后，选择了年薪70万的工作，这个事实说明，在个人偏好上，是利大于义的。所以，他更适合利行业，而不适合义行业。

贺娇龙也是体制内的国有网红。尽管她对体制的适应性比陈行甲高，但从结果看却殊途同归，都结束了做官的生涯。只不过陈行甲是辞职，而贺娇龙是辞世。

很多人会觉得，将陈的辞职和贺的辞世放在一起非常不妥，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相同。陈行甲辞职是因为他并不适合做官，更重要的是，这种不适应让陈行甲出现了焦虑和压力，使得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勇敢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但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可以称赞的。如何他不辞职，出事的概率会很大。对挣钱的欲望，要么压抑自己，躺平抑郁，要么释放出来，成为贪官。

事实上，贺娇龙和陈行甲一样，也是不适合做官的，不适合义行业的。

所有的贪官和腐败分子都是不适合做官，不适合义行业的。贪官的真正错误不再贪婪，而是入错了行。在利行业，对利润和任何技能的贪婪反而是优点。

注意，不仅金钱财富是利，义之外的任何技能都属于利。一个篮球爱好者，执着和贪婪于篮球技术的提升，也是求利，但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值得鼓励。所有的个人爱好，也都是属于利的范畴。包括骑马。

作为一名曾经的分管旅游的副县长，骑马的个人爱好对贺娇龙而言，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骑马为其博得巨大流量，而成为网红。不幸的是，最终坠马而逝。

毫无疑问，贺娇龙骑马是为了工作，她的离世也是因公殉职。只是，对她升职后的工作而言，骑马并非必要的，甚至说是不必要的。

在升职后的新的工作岗位上，贺娇龙依然冒风险而执着于拍骑马视频。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她个人太爱好骑马了。二是，她太过于重视和依赖流量了。

每年都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爱好而死去。爱好骑行的人，因车祸而亡；爱好探险的人，失温、坠崖而亡。只是，他们都是单纯地爱好，没有和工作挂钩。

单纯就个人爱好来说，对于贺娇龙有一点是说不清的。到底是为了工作而骑马，还是为了骑马而工作。骑马和工作，孰轻孰重，谁服务于谁，是说不清的。

如果说贺娇龙爱骑马，不是因为骑马本身，而是因为骑马可以搏求流量。也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流量和工作之年的关系是含混不清的，谁服务于谁也是说不清的。

骑马、流量都属于利，而工作和为人民服务是义。本来是分的很清的，一旦分不清了，就是问题了。坦率地说，即便贺娇龙不过早去世，这种潜在的问题也会以其他形式爆发。而过早去世本身也是问题的爆发。

这就是孟子批评春秋五霸是“假仁义”的根源所在。“假”既有假的含义，也有假借之义。“假仁义”，就是以仁义为工具，以服务于个人私利，就是假公济私。假仁义其实也是混同义利，混同以行业和利行业，背离传统和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