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南京，秦淮河畔的风带着江南的风情，吹进《月到中秋》的片场。
24岁的迟志强穿着一身熨帖的的确良衬衫，正对着镜头演绎着青年男女的青涩爱恋。
他微微侧头，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腼腆，嘴角扬起的弧度干净又阳光，举手投足间满是少年意气。
当时的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当红小生，是全国观众心里的“小黄”和“石头”，可他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场在南京的拍摄，会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让他从云端跌入谷底，用整整半生去消化这场时代浪潮下的命运颠簸。
拍戏间隙，望着秦淮河上往来的小船，迟志强总会想起自己从哈尔滨一路走到南京的那些日子。
1958年，他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普通家庭，14岁那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来哈尔滨招生，爱唱爱跳的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竟从几百个孩子里脱颖而出，成了培训班里年纪最小的学员之一。
1974年，他正式成为长影厂的演员，第一部戏就演了个小配角，虽然戏份不多，可他格外珍惜，每天最早到片场，最晚离开，跟着老演员学走位、练台词，硬是把一个小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机会总是留给肯吃苦，有准备的人。
1979年，21岁的迟志强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他主演的《小字辈》在全国热映，他饰演的公交车售票员“小黄”，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成了无数年轻人的榜样。
同年，他和刘晓庆、陈冲一同获评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还走进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
那张和领导的合影，被他小心翼翼地装裱起来，挂在老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成了全家的骄傲。
紧接着，他又主演了《夕照街》，把待业青年“石头”的迷茫与倔强刻画得入木三分，电影上映后，他走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观众追着他要签名，姑娘（们）红着脸递给他写满心意的情书，那时候的迟志强，前途一片光明，仿佛站在了人生的顶峰。
1982年秋天，迟志强接到了《月到中秋》的剧本，剧组选址南京，他兴冲冲地收拾行李南下。
南京的秋天温柔又热闹，秦淮河的夜市飘着桂花糖藕的甜香，夫子庙的小吃摊前挤满了人，老巷子里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都让这个北方小伙子觉得新鲜又亲切。
拍戏间隙，经剧组灯光师老杨介绍，他认识了几个当地的文艺青年，还有几位干部子弟。
老杨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迟，南京的朋友都特热情，带你认识认识，忙完了也能放松放松。”
第一次聚会是在双门楼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主人是干部子弟王某，二十出头，穿着时髦的喇叭裤，手里拎着一台三洋牌录音机。
一进门，迟志强就闻到了淡淡的香水味，房间里拉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把外面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邓丽君甜腻的《甜蜜蜜》从录音机里飘出来，几个男女围坐在地毯上，面前摆着瓜子、花生和几瓶金陵啤酒。
“这是迟哥，长影的大明星！”
王某热情地介绍，大家立刻围上来打招呼，有人递烟，有人倒酒，气氛热闹又随意。
迟志强本来还有点拘谨，可看着大家都是同龄人，聊的不是拍戏就是流行歌曲，渐渐也就放开了，跟着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直到深夜才回到剧组宿舍。
一来二去，他和这群朋友熟络起来，也慢慢认识了那个叫“小潘”的南京姑娘。
小潘二十岁出头，在一家国营商店当售货员，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亮亮的，笑起来会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性格爽朗又大方。
每次聚会，小潘都会主动跟他聊天，问他拍戏的趣事，听他讲北方的风土人情，迟志强也觉得和她特别投缘，会给她讲自己跑龙套时的辛苦，讲走红后的烦恼。
有一次聚会结束，王某起哄让迟志强送小潘回家，两人沿着秦淮河畔慢慢走，晚风拂过，带着河水的湿润，小潘突然说：“我特别喜欢看你演的《小字辈》，觉得你特别阳光。”
迟志强心里一动，转头看向她，路灯的光晕落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温柔，那一夜，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自愿的性关系。
在那个对男女关系格外保守的年代，这已经算是“越界”的行为，但迟志强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就是年轻人之间的恋爱，你情我愿，没伤害任何人”，他甚至觉得，这段南京的邂逅，是枯燥拍戏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真正让他卷入麻烦的，是后来的两次聚会。
1983年3月的一个周末晚上，王某开着一辆借来的上海牌小轿车，兴冲冲地找到迟志强：“迟哥，带你去个好地方，玄武湖边兜风去！”
车上还有一个叫陶某的女青年，二十多岁，穿着碎花连衣裙，看起来有些害羞。
车子驶出市区，沿着玄武湖一路开，夜色渐浓，湖边没什么行人，王某把车停在一片僻静的树荫下，笑着说：“咱们喝点酒，聊聊天。”
他从后备箱拿出几瓶啤酒，三人坐在车里慢慢喝，邓丽君的歌声从车载收音机里传来，气氛渐渐变得暧昧。
王某先和陶某在后座聊了起来，说着说着就抱在了一起，迟志强坐在副驾驶，心里有些别扭，却没好意思打断。
后来王某喊他：“迟哥，过来一起聊聊啊！”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挪到了后座，在酒精的作用下，也和陶某有了亲密接触。
一个月后，还是在双门楼宾馆的房间里，王某又组织了一场聚会，这次来了曹某等几个朋友，还有一个叫刘某的女青年。
大家依旧是喝酒、跳舞，玩到尽兴时，王某提议“玩点刺激的”，便拉着刘某进了里间，后来曹某和迟志强也先后进去，和刘某发生了关系。
迟志强当时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看着大家都这样，又碍于朋友情面，没好意思拒绝，事后他有些懊悔，却没多想——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私下里的事，“都是朋友介绍的，女方也愿意，没人哭闹，没人举报”，顶多算是生活作风上的小问题，根本没想到会触犯法律。
他甚至还在日记里写“南京的朋友很热情，生活很惬意”，可他不知道，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正在悄悄酝酿。
1983年，是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特殊节点。
2月，“东北二王”持枪杀人后流窜七省市，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暴力犯罪案件；6月，内蒙古红旗沟农场发生惨绝人寰的青少年屠杀案，27名无辜者遇难；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口号响彻街巷，一场历时三年的“严打”风暴正式拉开序幕。
就在这股高压态势下，有人匿名向南京市公安局举报：“有个电影明星在南京搞流氓聚会，拉着姑娘跳光屁股舞、乱搞男女关系”。
举报信里没提迟志强的名字，但描述的“电影明星”特征太明显，警方顺藤摸瓜，很快就锁定了正在河北完县拍摄《金不换》的他。
1983年8月一天的中午，这个日子迟志强记了一辈子。
当时他刚拍完一场戏，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手里还拿着扑克牌，平时协助剧组工作的当地警察突然敲门，表情严肃地说“你出来一下”。
他还笑着招呼对方进来，刚走到门口就被一把揪住领子，走廊里齐刷刷站着二十多个蓝制服红领章的公安干警，南京方面的拘捕通知已经送达。
“迟志强，跟我们走一趟！”
冰冷的手铐铐在手腕上，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他穿着戏服，手里还攥着那张没打完的扑克牌，就被押上了警车。
一路颠簸回南京，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他的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天塌了。
最初的审讯，气氛并没有那么紧张。
南京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核实情况后，心里其实有了底：所有行为都是双方自愿，没有暴力、胁迫，也没有受害者报案，顶多算是“生活作风问题”。
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种情况通常是通知单位领回去，批评教育、记个处分也就算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派了人来南京，准备接他回去。
可谁也没想到，一篇媒体报道彻底点燃了舆论，也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走向。
1983年第5期的《大众电影》和《中国青年报》几乎同时刊发了题为《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的报道，记者伪装成“公安局上级”采访时，将迟志强的自我检讨添油加醋，虚构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情节：“加入飞车流氓集团，出入高级宾馆看淫秽录像”，“驾驶红旗小车将三名女青年骗至紫金山，企图强奸未遂”，“与同伙轮奸女青年”。
这些文字在那个对“流氓罪”极度敏感的年代，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要知道，当时的影星绝非如今的娱乐偶像，而是“先进工作者”和“社会楷模”，一个全国追捧的优秀青年演员，突然被贴上“强奸犯”、“流氓”的标签，这彻底超出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力。
报道一出，举国哗然，舆论瞬间被愤怒情绪裹挟。
全国各地的电话、电报像雪片一样涌向南京市公安局、法院和省委，据当年审理此案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尚盛回忆，仅群众来信就装了几大麻袋，信里满是“衣冠禽兽”，“皆曰可杀”的声讨，有人直接写道：“迟志强身为公众人物，道德败坏到这种地步，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
南京本地的《新华日报》还刊登了读者评论，义正词严地批判：“演了几部片子就自我膨胀，以为做多少坏事都没人敢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自作自受就该进班房”。
甚至有学校组织学生讨论此案，将其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青年”的反面教材，让学生们写批判文章，一时间“打倒迟志强”的口号在不少地方流传。
这种一边倒的舆论，最终直接左右了案件的判决走向。
尽管辩护律师始终坚持“所有行为系双方自愿，无社会危害，不符合流氓罪构成要件”，但法院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压力下，最终于1983年秋天以“流氓罪”判处迟志强有期徒刑四年。
而和他一同涉案的女青年，有的被判五年，有的被判一年，她们的家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走到哪儿都被人指指点点“养了个女流氓”。
当时的民众对此判决大多表示“大快人心”，觉得“明星犯罪就该重判”，只有少数人在私下里嘀咕“是不是判得太重了”，但没人敢公开表达这种想法。
刚进南京看守所的日子，是迟志强人生最黑暗的时光。
从万众追捧的明星沦为阶下囚，再加上全国铺天盖地的唾骂，巨大的落差让他彻底崩溃，他选择了绝食，十天里体重骤降三十斤，颧骨凸起，眼窝深陷，整个人脱了形。
他甚至想过自杀，趁狱警不注意往墙上撞，好在被及时拦下。
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长影厂厂长刘世龙专程赶来探监，没有一句责怪，只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人生才刚开始，死了算什么本事？好好改造，活着出来才有机会说清楚”。
这份在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刻递来的温暖，像一盏灯照亮了他的绝境，他终于想通：死不了，就活出个人样来。
转到江苏省龙潭监狱后，迟志强开始拼尽全力改造。
他被分到南京花山煤矿劳改队，每天凌晨四点就得起床，穿上沉重的矿工服下井挖煤，漆黑的巷道里粉尘呛得人喘不过气，尖锐的矿灯照不出尽头，一天下来手掌磨出满是血泡的茧子，浑身酸痛得连筷子都握不住。
除了挖煤，他还干过敲石子、装运车、锄草挑水的活，这些对过惯了舒适生活的他来说，每一项都是煎熬，但他从没喊过一句苦，总是第一个完成劳动定额。
南京日报的老记者孙云龙多次去监狱采访他，每次都看到他晒得黝黑，穿着沾满煤灰的囚服，却依旧挺直腰杆干活，他说迟志强曾跟他坦言：“劳动虽然苦，但能净化灵魂，我得靠自己挣回自由”。
因为认罪态度好、劳动积极，监狱很快发现了他的文艺特长，让他牵头组建“犯人艺术新生团”。
这一下，迟志强像是找到了精神寄托，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他自己写剧本、编节目，教其他犯人唱歌、跳舞、演小品，把监狱的活动室当成了舞台。
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独舞《浪子回头》，表演时穿着囚服，灯光亮起的瞬间，他想起自己从巅峰跌落的过往，想起家人的期盼，眼泪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流，台下的犯人和狱警都被深深打动。
这台全部由犯人出演的节目后来还去高淳等地巡演了二十几场，场场爆满，成为监狱里的“正能量名片”。
他还在狱中学习法律知识，把1979年《刑法》翻得卷了边，慢慢明白自己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为何会被定罪，这份清醒让他更加踏实改造。
凭借着突出表现，他先后记功三次，1986年4月17日，监狱传来减刑一年半的通知，当听到自己可以提前出狱时，这个硬汉在操场上忍不住哭了出来。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迟志强恍如隔世。
回到长影厂，他的演员编制已经被取消，只能从后勤部门的底层活干起，拉大车送煤、修电灯、和沙子抹墙，昔日的男一号，如今成了人人可以指点的“劳改犯”。
旁人异样的眼光像刀子一样扎心，但他毫不在意，每天埋头干活，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转机出现在1987年，一家音像公司的负责人偶然听说了他的经历，又听到他在干活时随口哼唱的“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突然嗅到了商机——当时“囚歌”在市场上是空白，而迟志强的真实经历正是最好的卖点。
起初迟志强是抗拒的，他不想再被“罪犯”的标签捆绑，但在对方的反复游说下，他还是答应了：“就当是给自己的过往一个交代”。
这张名为《悔恨的泪》的专辑，录制过程格外仓促，条件也十分简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铁窗泪》的演唱其实并非迟志强，歌曲部分由翟惠民、张秀艳完成，他只负责其中的独白朗诵，但因为专辑主打“迟志强狱中自述”的概念，再加上他的名气和经历，听众都默认这是他演唱的，“囚歌之王”的称号也就这样传开了。
专辑里的歌词直白又戳心，“手扶着铁窗我望外边，外边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一定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这些话正是他狱中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击中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共鸣——严打之后，社会对“失足者”的包容与反思悄然滋生，无数人从这首歌里看到了救赎的可能。
1988年6月专辑一经发行，就像一场风暴席卷全国。
磁带销量疯涨，短短几个月就突破千万盒，大街小巷都在播放《铁窗泪》，无论是街头的音像店，还是农村的广播喇叭，都能听到那沧桑的独白和旋律。
它不仅创下了乐坛纪录，还入选了新浪娱乐评选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百大娱乐事件”。
迟志强再次红了，红得比当年当演员时还要彻底，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他，喊他“囚歌之王”。但这份红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舆论再次出现分裂：支持者认为“他用自己的经历警示世人，难能可贵”，不少失足青年的家长还写信感谢他，说“孩子听了你的歌，终于醒悟了”；反对者则批评“囚歌”基调颓废、传播负能量，认为“一个犯过罪的人不该成为公众人物”，甚至有媒体直接称他为“强奸犯的歌”，要求禁止传播。
1989年前后，“囚歌”系列被官方点名批评，迟志强的事业再次跌入谷底，只能黯然引退。
就在人生起起落落之际，爱情悄然降临。
经长影厂同事介绍，他认识了温婉善良的杭州姑娘池代英，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过去，把从巅峰到谷底的经历和盘托出，没想到池代英没有丝毫嫌弃，反而被他的坦诚和坚韧打动。
1988年，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年后儿子迟旭南出生。
成为父亲后，迟志强更加沉稳，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懂法守法，爸爸吃过的亏，你绝不能再吃”。
让他无比欣慰的是，儿子后来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拿到了律师资格证，还进入影视行业当了制片人，2014年拍摄的微电影《向阳生长》，正是以他的经历为原型，讲述黑暗中寻找光亮的故事，这成了儿子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
如今的迟志强已经年过六旬，定居在老家哈尔滨，在短视频平台有两百多万粉丝，偶尔唱唱老歌、聊聊往事，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他还积极参与公益，2023年为抗洪捐款十万元，2024年给学校捐书，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回望那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怨恨，更多的是释然：“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规矩，我赶上了，也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