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萍和杜涛的分手，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改革浪潮里两种立场的碰撞，是个人抱负与集体命运的撕扯。
杜涛的出发点，是记者的“实事求是”。他熬夜写出的两篇猛料，无论是月海的城市建设费争议，还是村媒印刷厂员工超标问题，字字句句都踩在了真实的节点上。在他眼里，这是能让自己一步登天的契机，是新闻工作者挖掘真相的职责所在，更是媒体监督的价值体现。可他恰恰忽略了，自己笔下的“真相”，正撞在月海改革的脆弱期上。
而李秋萍的坚持，是一方父母官的“守土之责”。80年代的改革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月海没有国家拨款、没有现成范例，每一步探索都走得战战兢兢。城市建设费的“七上八下”政策有争议，郑德诚是顶着风险在“吃螃蟹”；印刷厂的违规是创业初期的野性生长，是一群人谋生的希望。李秋萍太清楚，这些“猛料”一旦见报，必然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断章取义，不仅会让高雪梅的印刷厂面临查封，让郑德诚的努力沦为笑柄，更会让月海好不容易攒下的发展势头付诸东流，让杨奶奶那样的贫困户失去生活的盼头。她压下报道，不是心虚，不是压制新闻自由，而是在为月海的试错争取时间和空间。
说到底，两人的核心分歧，从来不在“真相与否”，而在“立场之别”。杜涛在意的是个人的职业前途，是新闻报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他眼里的“对”，是记者的本分；李秋萍看重的是月海的集体命运，是一方百姓的生计发展，她心里的“对”，是父母官的担当。
杜涛不懂月海从一片荒滩起步的艰难，不懂李秋萍从被排挤到被认可的不易，他只觉得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否定，只觉得新闻自由被压制；李秋萍也无暇顾及杜涛的职业抱负，她的目光早已和月海的土地、百姓绑在一起，台风天里惦记着群众财产，生死一线时想着守住建城的成果，她的情感与责任，早就超越了儿女情长。
所以这场分手，哪里有什么对错可言？不过是一个偏向个人成绩，一个看重集体发展；一个追逐笔下的真相，一个守护眼前的生机。道不同，终究不相为谋。
至于那句“失去了新闻自由”的遗憾，更该放在时代语境里看——这不是对新闻自由的否定，而是改革初期“先发展再规范”的无奈选择，是理想与现实博弈下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