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那年，她坐在轮椅上，头发几乎全白，声音轻却清晰。中秋晚会的灯光打下来，照着她微微颤抖的手，也照着她脸上几十年如一的笑容。她和沈腾、肖桂云坐在一起，聊起《柳堡的故事》时眼睛还是亮的，像年轻时候一样。谁能想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一个月后，她让人录下视频，说：“拍好中国电影，得脚踩泥土。”这句话像是告别，又像是叮嘱，听得人心里发紧。

她走后，人们翻出她家的老照片。有一张在病房里拍的，她和黄国林对坐着笑，旁边放着药瓶和没吃完的饭盒。那是1993年，她被查出腺样囊性癌，医生说要从脸上下刀，可能毁容。她急得直掉眼泪，求医生换方案，“我是个演员，脸要是变了，以后怎么见人？”最后改成了口腔手术，保住了面容，也保住了后来的戏路。可刚做完手术第四个月，黄国林也被确诊直肠癌。两人一个在五楼，一个在七楼，谁都不肯先倒下。她每天做五顿饭，一盒盒送去，就为让他多吃一口。

他们结婚是在1958年，南京的小房子里摆了两桌，连婚纱都没穿。那时她刚演完《柳堡的故事》，红得不得了，追求的人能排到街口。可她只看得上文工团那个不起眼的“小秘书”黄国林。他14岁参军，话少，做事踏实。两人好上的事儿，还是他老班长帮忙牵的线。后来生了第一个女儿，才八个月，突然高烧不退，没救回来。那天下着雨，她从外地赶回来，扑到婴儿床前，手摸到的只有冷掉的小被子。黄国林什么也没说，默默申请调岗，天天跑回家陪她，一连几个月。

房子一直没换过，老小区四楼，60平出头，墙上漆都掉了几块。桌上堆着报纸、药瓶、演出通知，角落里还放着她的太极剑。2017年黄国林走了，她谁也没搬去住，连他用过的茶杯都原样摆着。有次记者去采访，她正打着四套太极拳，嘴里念叨：“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邻居知道。”那时她都90了。

她两个女儿长得真像她。大女儿黄珊在北京当幼儿园园长，带队去过汶川、新疆支教，小女儿黄晖在香港教孩子唱歌跳舞。她提起她们总带笑，“没走红毯，但走得踏实。”其实她自己也是。44岁调去八一厂时，早过了女演员的黄金期，第一部戏只有八秒切面条的镜头。她练了三天刀工，手指都磨红了。后来有个角色临时空缺，她顶上，两场戏演完导演直说“没想到”。

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一直挂着黄国林的照片。她常说，人走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83岁那年，她本可以歇着，可日程表还是排得满满的——下基层演出、参加环保宣传、给艺术学院开学剪彩。睡前必须看报，说是“不能跟时代脱节”。她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给青年演员的话：别怕小角色，怕的是不用心。”

《九九艳阳天》的旋律响起时，总有人想起那个扎着辫子的姑娘。她没躲过病痛，也没绕开生死，可她笑着走完了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