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西雅图医院走廊的灯一直亮着，穿着病号服的男人被推进太平间，跟在后面的殷亭如抱着两个女儿嚎啕大哭。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缓冲的余地，前半生拼出来的光鲜在这一刻塌掉。

很多人记得她是挂历上的清秀面孔，忘了她其实是挑过粪桶的姑娘。1955年出生在上海工程师家庭，本可以顺着父母的路读书拿铁饭碗，结果被分去杭州湾农场。两桶粪压在肩上，脚底全是泥，她那些在石库门里学来的文静样子瞬间被打磨掉，只剩能咬牙的劲儿。农场宣传队排节目，她顶着烈日唱歌、跳舞、拉幕布，那时候的台前台后差距不过几步，她却在这几步里看到了出口。

高考一恢复，她冲进上海第四师范当音乐老师，后来跑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白天在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带学生唱歌，晚上回到艺术团做报幕员，穿高跟鞋站在台前把嗓子用得甜甜的。滕文骥就在一次排练里点了她，给了《苏醒》里的配角。她觉得自己没底儿，天天盯着陈冲看怎么走位。等到《都市里的村庄》里的丁小亚找上门，她直接从衣柜里翻开当年在农场穿的土布衣，用真实的手势把女工的神态搬上银幕，别人质疑她城里气质，她干脆用树枝练扛麻袋的姿势，结果一炮而红。

当年的制片人觉得她适合演乡村老师，于是又有了《思乡》。她再次扛起挎包去郊区体验生活。那几年，她和滕导合作了三回，连杂志都在夸她“挂历女神”。可就在最热的时候，她决定自费去美国读书。纽约州立大学的电影课不比国内，它让她第一次知道镜头语言还可以这么复杂。后来她又去俄亥俄大学读硕士，搬宿舍、打工、写论文一条龙。当时认识的黄颖恒是医药公司创业者，也是华人，两人一起跑图书馆、逛华人超市，1987年结婚，她在婚书上签了“黄亭如”三个字。

婚后她生了两个女儿，黄斯蒂芬妮和黄达莉亚。丈夫忙着公司，她在西雅图教老外中文，顺便规划孩子的课程表。她偶尔回国拍戏，1987年趁着暑假演了《大明星》，那也是她和滕导的第三次合作。不少朋友劝她趁热继续拍，她却觉得家庭更重要，1989年拍完在美国取景的作品后彻底淡出。她在自家后院种玫瑰，周末带孩子去唐人街吃点心，生活看起来安稳。

真正的拐点在2003年。黄颖恒长年熬夜，查出癌症时已经扩散。她白天教书，晚上陪他化疗，两个女儿还在学校要人照顾。医生宣告无力回天的那天，她在医院走廊里抱着孩子哭得几乎断气。丈夫走了，家里只剩三张椅子。朋友少，亲戚都在国内，她只能硬撑。

她没办法辞掉中文老师的工作，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和两个孩子的学费逼她继续沿着既定轨道走。课程多，备课要写拼音、画图卡，她常常凌晨才睡。睡眠被孩子的学校电话、银行账单、保险表格打断，头痛和失眠终于成了常态。为了补贴，她还接过口译，去机场接团、陪人谈合同。有人在社区小聚时看她总低着头，以为她高冷，其实她只是算计第二天的公交时间。

那几年我在华人社区听过另一位早年学舞蹈的阿姨讲自己的故事，同样是丈夫猝然离世、独自养娃，她也是靠做双语助教熬过来。两个故事像镜子，折射的都是远离故土后无法休止的忙碌和力不从心。差别只是殷亭如曾被全国观众记住，压力却并没因为“名气”而轻。

她也想过回国。朋友在电话里说现在国内影视圈换了新面孔，她若回去重新开始要面对市场、关系、口音的隔阂。她站在自家厨房里，手里拿着刚削好的苹果，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五十多岁，重新来过谈何容易。那时女儿刚进入青春期，她得盯作业、参加家长会、处理校园活动捐款，说真的，连给自己看病都没时间。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跑诊所，医生讲了一堆指标，她听不懂专业词，只能点头。药瓶子越来越多，她依旧照常站在教室里写粉笔字。

2010年前后，她的免疫力已经一塌糊涂，冬天咳嗽要拖几个月。有人劝她回上海养病，她犹豫。这里有女儿的学校、有丈夫的墓，她舍不得。2017年春天，她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那段时间她仍在担心学费，叮嘱朋友帮忙在课堂上向学生解释自己请假。6月11日，她离开了，终年62岁。外界得到消息后又翻出她年轻时的照片，感叹她的气质，仿佛所有人都想起那个曾经在荧幕上笑得温柔的姑娘。

看她一生，选择像多米诺骨牌：下乡磨练了身体，宣传队点燃艺术的火苗，上海的课堂稳住了饭碗，滕导的一眼让她走向大银幕，留学又把她推向远方。她凭本事赢得掌声，却也因为自己的决定离开熟悉的土壤，在异国为家务和账单忙到病倒。她的故事提醒人，把所有勇气都押在“我能撑得住”上，代价可能就是没给自己留退路。你在两难时会选择继续留在远方硬扛，还是转身回到熟悉的地方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