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天的广州，珠江夜风有些凉。灯火映在水面上，一位中年女演员匆匆放下筷子，起身告辞。她一边看表，一边歉意地说：“一千多个观众在等，不能迟。”坐在她对面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毛主席笑着摆手：“那就快去，别误了演出。”这种场面，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以写进一生的回忆。对红线女来说，却只是漫长艺途中的一个片段。

多年以后，她的儿子马鼎盛感叹，如果母亲真肯坐下来写一本书，把和毛主席那几次长谈的细节、对粤剧和岭南文化的指点，一桩桩都记下来，那会是多么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这本书始终没有出现。红线女把很多记忆，藏在舞台上，也留在了知情者的回忆里。

这位“金嗓子”的一生，从西关窄巷走到国家大剧场，从战乱年代的小戏班走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既有粤剧艺术上的独创，又与共和国几位重要领导人有着特殊的交集。她如何从一个广州小女孩，走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注视之下？又是怎样在荣誉与压力中，守住“做一个劳动人民的红线女”的信念？

要说清这一切，还得从1925年的冬天说起。

一、从“阿廉”到红线女：在乱世里学戏讨生活

1925年12月25日，广州西关一户做小生意的人家迎来一个女婴。父亲给她取名邝健廉，家里人叫她“阿廉”。这一年，广州还沉浸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气氛中，但对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来说，眼前只有家门口那条并不宽敞的街道。

邝家做的是酒店、药店的小本生意，早年算得上过得体面。等阿廉渐渐懂事，家族的好日子已经走下坡路。时局越来越紧，生意越来越难做，家里长辈脸上的愁容多了起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家辗转逃到厦门，生活更加拮据，父亲动辄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也时常迁怒于家人。

在那个年代，生活压力来得很直接。十岁上下的阿廉，就被迫挑起养家的担子。她在爆竹厂做过钻孔的细活，也在糕饼铺里敲过瓜子仁，还帮人撕棉纱。那些零碎的工钱，支撑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训练。

倒是家里偶尔来的客人，给了她一点不一样的空间。父亲做生意应酬，酒过三巡，心情好了，就会叫她出来唱一段助兴。有一次，她在众人面前唱了《一代艺人》。童声清亮，腔调还带着稚气，却唱得满屋子人连连喝彩。父亲当场掏出一枚银元，摸着她的头笑骂一句“马骝仔”，既是夸奖，又带着几分欣慰。那一刻，唱戏这件事，在这个小女孩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有意思的是，她真正走进戏班，并不是出于什么艺术理想，而是出于生计。她有一位舅舅，是粤剧界颇有名气的文武生。战乱之中，能跟戏班混口饭吃，也算一条路。母亲看得明白，咬牙决定让女儿去学戏。父亲却极力反对，在他那一代人的观念里，唱戏是“下九流”，不体面，他甚至说出“成戏不成人”的狠话，宁可一起挨饿，也不愿女儿去“抛头露面”。

这句话，对红线女影响极深。几十年后，她仍记得清清楚楚。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她的母亲。临行前，母亲带着哭腔叮嘱：“阿廉，无书读，你就跟着舅父舅母去学戏，要争口气，不要让人耻笑，不要成戏不成人。”这一句“争口气”，既有对女儿前途的焦虑，也有对社会偏见的反抗。

从广州到澳门，再到香港，路程不算远，对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而言，却是第一次离家。她被送入舅父、舅母的“胜寿年”粤剧团，从此不再是普通孩子，而是戏班里的学徒。那时候，她有了第一个艺名——“小燕红”。

学戏的日子，并不好过。早晨起身扎马步、压腿、吊嗓子，白天要演戏，空下来还要伺候师傅、照应师兄师姐，一天到晚都在戏园子里打转。台上出错，台下挨骂受打，都是常事。好在她悟性不差，又肯吃苦，进步很快。十来岁时，已经能演一些有名字的配角，而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宫女或侍女。

对她自己而言，那次在舞台上手提宫灯，小心翼翼走上台、走下台，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是一次难忘的体验。那一刻，她真正踏进了戏曲世界的门槛。这份缘分，一直延续到晚年。

从生活角度看，这条路是被逼出来的。可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正是这种“被迫的选择”，把一个普通女孩送往日后粤剧的高峰。

二、“红腔”成形：从战火戏班到电影银幕

抗战时期的南方，局势动荡，戏班也得随战火转移。年轻的“小燕红”在不同剧团间辗转，真正定下她一生艺路的，是两位前辈：一位是靓少凤，一位是马师曾。

1940年前后，她跟随舅母去金星剧团搭班，勤快听话的样子，很快被当家的靓少凤看在眼里。靓少凤和当时名角千里驹、白驹荣齐名，资历比她舅舅还老。闲下来，他会特意指点这个小花旦，特别是在如何用气、如何收放声音上，教得极细。这些看似枯燥的练习，后来都变成她唱腔稳健、音域宽广的基础。

有一天，靓少凤对她说：“’小燕红’这个名，不用了，给你改一个。”他讲起《红线盗盒》的故事，直言她身上有红线女那种侠肠义胆，于是给她取了“红线女”这个艺名。1941年前后，她随团到上海演出，正式以“红线女”之名登台。此后几十年，这三个字几乎和粤剧画上等号。

真正让她唱法脱胎换骨的，是与马师曾的合作。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马师曾带团辗转广西、粤西等地，以演出鼓舞民心。为了能有一份固定收入寄回家，红线女在介绍下加入以马师曾为首的“天平剧团”，当上第二花旦，随团在遂溪、陆川、玉林一带演出。

1943年初的一次救场，对她来说是个转折。当时剧目是《刁蛮公主戆驸马》，饰演刁蛮公主的蓝茵突然腹痛，不能上台，锣鼓已经响起，台下观众在等。马师曾当机立断，点名让红线女顶替。这种临时换角，对年轻演员是巨大的压力，她一边上妆一边翻曲本，硬着头皮上阵。

出乎意料的是，这场“硬顶”的演出，赢得了观众一致好评。蓝茵后来离团，红线女顺势升为正印花旦。可以说，舞台上的那次临危受命，直接改变了她在粤剧圈的地位。

艺术上的默契，慢慢延伸到生活。马师曾不仅是她的老板、搭档，也是她婚姻中的另一半。抗战结束后，两人在香港定居，育有一女两子。家庭责任加重，她却没有因此远离舞台。马师曾以大老倌的经验，为她设计戏路，两人联袂演出，成了粤剧界的强档组合。即便日后因性格、生活等原因分开，舞台上仍旧是相互成就的伙伴。

战后香港的戏曲环境在变化，电影业迅速兴起，粤剧舞台受到了不小冲击。很多名伶走进影业公司，以电影这种新媒介接触更广泛的观众。红线女、马师曾也加入这一潮流，先后在中联等公司拍摄《我为卿狂》《审死官》等片。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红线女参与的大大小小电影超过七十部。有人开玩笑说她是“粤剧的叛徒”，因为她的电影脸熟到连普通市民也认得。但了解她的人都清楚，她真正放心不下的，还是戏台上的那一块“生死场”。

正因为这样，她才会用在电影圈赚来的积蓄，在香港组建“真善美剧团”。这个名字并不是随便一取。她曾解释，真正打动观众的戏，一定得让舞台上的人物性格鲜明，行为有其道理，能发出人性的光亮。“戏要真”，这是第一步；其次是要有“善”的底色，让人看完觉得有价值、有依靠。

在艺术实践中，她没有停留在传统粤剧的老套路上。她大胆吸收京剧、昆曲的演唱特点，又借鉴西洋美声的气息控制、共鸣技巧，把这些杂糅进传统粤剧旦角唱法，逐渐磨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红腔”。

这种唱腔，音色清亮却不浮，低音稳，中音圆，高音透，三者统一得很好。行内人听得出用功，戏迷则只觉得“好听”“耐听”。在录音设备还不发达的年代，能靠现场演出和少量唱片，把自己的声腔流传出去，本身就说明了艺术号召力。

有意思的是，日后红线女在内地舞台上的许多经典段落，回头看，都能隐约听出当年在乱世戏班里练出的那股劲儿：既有传统味，又透着一点新意，不急不躁，却很有力量。

三、从观礼台到会客厅：红线女与毛主席的几次相逢

1955年，新中国成立刚过六年，百废待兴，香港仍处英治之下。就在这一年国庆节前夕，红线女在香港收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以香港归国观礼团成员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

北京饭店的那场国庆招待会，让她开了眼界。更没想到的是，主持新中国外交、事务繁忙的周恩来总理，竟然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来自各地的代表。当她走到门前，周总理一眼认出她：“红线女，我听过你的戏，这次你从香港远道而来，一定要到处看一看、走一走。”这句话很简单，却说明中央领导早就了解她的艺术，心里有数。

国庆观礼那天，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她与梅兰芳、程砚秋这样久仰其名的京剧大师并肩而立，又见到茅盾、夏衍、欧阳予倩、田汉、曹禺等文学、戏剧界的重要人物。游行队伍从城楼下经过，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方队依次走过，队形整齐，精神饱满。对一个来自战乱、殖民地社会，又在民间戏班打拼多年的人来说，这种国家层面的繁荣与秩序，是很直观的震撼。

国庆之后，她根据周总理“多看、多走”的叮嘱，在东北、华东多地考察参观。在哈尔滨、大连、青岛、上海、杭州等城市，她看剧团、访演员，尤其对北京、天津的评剧团印象深刻。国营剧团有完整的行政和创作结构，有专门作曲、编剧、导演的团队，对习惯了“班主一肩挑”的粤剧人来说，这种模式值得羡慕。

在此期间，何香凝等前辈，对她回内地发展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鼓励。回到广州，广东省省长陶铸也对她说：“粤剧需要你，你还是要演粤剧。”这句话，把艺术和时代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让她下定决心。1955年12月14日，她带着父亲、孩子，从香港回到广州定居，加入广东粤剧团。这一回，就是扎根大陆的开始。

回内地不久，她便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毛泽东。1958年1月24日晚，正在广州视察的毛主席，在中山堂观看了由她主演的《昭君出塞》。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起身向台上的演员招手致意。这已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同年4月13日，为配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调查工作，毛泽东再次到广州。广东粤剧团安排演出，红线女自然是主演之一。演出之后，毛主席在广东省委办公大楼参加舞会，还特意邀她共舞。舞池里，两人边跳边谈，场面既亲切又让旁人有些意外。

毛主席对她说了一件事：“你这次回香港是对的，人家还想要让你死呢，你也不要去管，只管走自己的路！”这句话，带着对当年香港社会复杂环境的了解，也流露出对她坚持艺途、选择回国的肯定。听到这里，红线女既惊讶又有点激动，她明白自己并不是被忽视的“小演员”，而是被国家领导人认真看在眼里的人。

顺着这层信任，她鼓起勇气说：“我也是刚从香港回来，什么也不懂，也有些不适应，那就请毛主席给我写几个字，让我继续努力前进。”毛泽东很爽快：“好嘛！”他接着说，“要做一个劳动人民的红线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分量不轻，相当于为她的艺术人生定下了方向。

那一晚，两人谈了不少。毛泽东谈到文学艺术，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她推荐中国“四大名著”，认为这些作品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有意思的是，在红线女心里，毛主席不仅是革命领袖，更像一位熟悉古今、谈笑间引用典故的学者。这种印象，也影响了她后来对于历史题材、人物性格的把握。

半个月后，195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广州珠江一艘船上召开。会后，毛泽东在冶炼码头游泳结束，点名要见红线女，一同进餐。偏巧那晚，她还要在太平戏院演《焚香记》，戏票早就卖光，一千多现场观众等着。她一边坐在饭桌旁，一边惦记剧场时间，心里颇为不安。

在她的观念里，演员最重要的职责是对观众负责。无论见谁，台上的那一场戏不能耽误。有人把她的焦虑转述给毛主席，他听后干脆利落：“开饭！开饭！赶快开饭！不然就来不及了！”他自己吃得很快，也顾不上慢慢品味。红线女记得，毛主席不吃田鸡，说这是吃蚊子的益虫。匆匆一餐，倒把她内心那层“对观众有愧”的担心化解了不少。

同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广东粤剧团受命赴汉演出《关汉卿》。赶到之后，三小时内装好舞台，立刻演出。演出前，毛主席照例接见主要演职人员。红线女一见面就笑着提醒：“主席，您说过给我写座右铭的，还没给我呢！”她的坦率，让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只说了一声“是”，没有当场写。

当晚，他回到住处，提笔写下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久，红线女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是毛主席书写的诗句和一段引语。她明白，这不仅是送给她的座右铭，也是对她“做劳动人民的红线女”的再次呼应。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没有把这幅题字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而是把“孺子牛”的精神默默放在心里。日后无论演古装戏、现代戏，还是参与新剧目创排，都尽量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去思考：人物的喜怒哀乐，观众能不能感同身受？戏的立意，能不能让工人、农民、普通市民看得进去？这种自觉，和毛主席那几次话语，不能说没有关系。

四、纸条与香烟：红线女和邓小平的另一种缘分

如果说红线女与毛泽东的交往，多发生在50年代、60年代的南方视察和重大会议期间，那么与邓小平的几次接触，则跨越了更长的时间，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

20世纪60年代初，广东迎宾馆的一次接待演出上，红线女所在剧团表演的是现代题材的《山乡风云》，她在剧中扮演一名女连长。这类作品注重现实感，唱腔、身段都要做出时代气息。中场休息时，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由陶铸引见，与她简单交谈。邓小平说：“你演现代戏很好，这个《山乡风云》剧本编得也好，你演的女连长很不错。我是四川人，很喜欢川剧，但对粤剧也很喜欢。”寥寥数语，既肯定剧目和人物塑造，也流露出他对地方戏曲的兴趣。

到了1974年，红线女随团赴京演出，在一场活动上清唱了一个京剧唱段式的曲目，没有乐队伴奏，全凭自身唱功支撑。这种清唱对嗓子的控制要求极高。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在观众席与她握手，关心地问：“你这段清唱完全没有伴奏，一定很辛苦，平时要注意身体。”话语不多，却让她感到对文艺工作者的那份体察。

时间推进到1988年，邓小平已年近八旬。此时的红线女，作为粤剧代表人物之一，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更为稳定。这一年她在北京演出，安排了半场个人独唱节目。为了能让邓小平亲耳听一听多年磨出的“红腔”，她特地写信邀请。

邓小平看完邀请信，心里也有点为难。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耳聋实在听不见，不能听她的演唱会。但要记得带话，祝她演出成功。”考虑再三，他建议妻子卓琳代他出席，以示尊重。不久，红线女收到邓小平的回信，大意是感谢邀请，说明自己耳朵不好，不能到场，请她不要因此受影响。演出当天，她在观众席意外看到卓琳，心里自然十分感动，这种“托人捎去的支持”，在艺术圈里传为佳话。

同样是1988年，北京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3月24日至4月21日间，全国各地代表齐聚首都。4月8日，第一次会议选举期间，邓小平投完票回到座位，习惯性地点燃一支香烟。众所周知，吸烟是他的一个长期习惯。

就在此时，坐在红线女身边的一位代表看见主席台上的举动，忍不住感叹：“世界无烟日刚过，国内外都在宣传吸烟的危害，小平同志的烟瘾怎么还这么大。”随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你敢不敢给邓主席提意见，让他不要在上面抽烟？”这话，在一般人听来，多少有点冒险的意味。

红线女没有太多犹豫，顺手写下一行字递给大会工作人员：“请小平同志不要在主席台上吸烟。”纸条辗转到了主持会议的宋平手中，又到了邓小平眼前。邓小平看完，哈哈一笑，当场掐灭手里的香烟。此后，他不再在主席台上吸烟，后来更是干脆戒了多年的烟瘾。

同年，邓小平接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时，谈笑间提到这件事：“我在人大开会时习惯性吸烟，就有一个代表提出了批评，我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两人相视而笑。这位代表是谁，当时并未公开。直到2004年，媒体报道中才明确指出，当年写纸条的人，正是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

从学徒时期扛行头、端茶水的小姑娘，到敢在大会上给国家领导人写纸条的全国人大代表，跨度看似很大，背后仍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她一直把“真”放在前头。舞台上真，做人也真。敬畏观众，也敢对最高领导层说实话，态度坚定，但并不激烈。这种性格，在文艺圈中并不算普遍，却让她的形象多了一层立体感。

1990年代以后，红线女逐渐减少舞台演出，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学、传承和剧目整理上。她带着后辈重排经典剧目，对唱腔、身段反复推敲，希望“红腔”不只停留在录音、影像里，而是活在新一代演员的喉咙和身上。2013年11月30日，她出席广州粤剧团周年晚会，仍然登台演唱成名曲《荔枝颂》，嗓音虽不如当年圆润，却依旧有股韧劲。八天后，也就是12月8日，红线女因突发心梗在广州离世，享年88岁。

她的儿子马鼎盛在其去世前后，对媒体提到一件心愿：很希望母亲把那几次与毛主席长谈的细节、对粤剧、对岭南文化的指点写成一本书。这种期待，不只是出于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也是一位后人对珍贵史料可能失传的惋惜。只可惜，红线女一直把“言传身教”放在舞台和课堂上，对书写自己的故事却颇为克制。

从1925年的广州西关，到21世纪的文化舞台，这位被称作“金嗓子”的粤剧大师，走过了战乱、建国、风云变幻的几十年。她在不同历史节点上，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既有偶然，也有必然。这些片段，让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既知道自己肩上背着戏曲传统，也知道面前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时代。

她不喜欢把题字挂在家里当装饰，却用一辈子的演出，去兑现“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八个字。舞台谢幕多年之后，很多戏迷提起红线女，先想到的还是那一嗓子“红腔”，以及她在灯光照耀下那种坚毅又温和的神情。这些具体的声与影，本身就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朴素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