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辽宁抚顺，冬天来的格外早。街头卖红薯的小推车，冒着热气，摊主戴着棉帽，冻得直搓手。很多年后，于和伟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童年的味道，说的就是这股热乎乎的红薯味儿，只不过那会儿，他家不是拿红薯当零食，而是当饭吃。
他出名之后，回到老家，街坊跟他母亲打趣：“你家这小儿子，可真有出息啊。”老人只是摆摆手：“那是他哥哥姐姐们撑起来的。”一句看似家常的话，其实点破了这位“叔圈顶流”的底色——不是一路顺风的天之骄子，而是典型的“寒门少年”，被八个兄姐合力推上学堂，再靠自己一点点熬出来的戏骨。
有意思的是，在光鲜的演员履历背后，他这一生最关键的几次转折，都离不开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还有那几位看似普通，却一直在背后托举他的亲人。
一、寒门幼子：迟来的儿子，早早的重担
1971年，于和伟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贫困家庭。这一年，他的母亲已经四十五岁，是地地道道的高龄产妇。在那个年代，农村、工矿区的家庭，生孩子多不算稀罕，可在这样的年纪再添一个，却不是什么“喜从天降”，更多是现实压力。
家里已有五个姐姐、三个哥哥，排到他已经是第九个孩子。按老话说，“老来子是个宝”，可落在这样一个家境上，更多意味着一张嘴、一份开销、一摊子愁。
由于年纪太大，母亲奶水不足，偏巧大姐刚刚生了孩子，家里一商量，只能把这个最小的弟弟送到大姐家，由大姐帮着喂奶、照看。这样算起来，大姐比他大二十四岁，既像姐姐，又像半个娘。也是从那时起，这家人内部那种互相拉扯、互相成全的关系，悄悄定了型。
真正的打击很快就来了。于和伟三岁时，父亲去世，家里唯一能顶门立户的男人没了。这在当时的抚顺，不仅是一场家庭灾祸，更是生活全面滑坡的开始。母亲没有文化，也干不了技术活，只能推着小车去卖红薯，挣点辛苦钱，维持这一大窝子的吃喝。
按很多人的想象，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孩子辍学打工、早早顶上家里的担子，是再正常不过的走向。但这位母亲固执得有点“轴”，嘴上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认定一句话：穷也得让孩子念书。她不识几个字，却知道读书是“出窝”的唯一机会。
不过，懂事不懂事，是另一回事。少年于和伟，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马上化贫困为动力。他上初中时迷上了武侠小说，脑子整天飘在所谓的“江湖”里，幻想自己仗剑走天涯，对课本、作业提不起兴趣，成绩在班里经常倒数。母亲的唠叨，对那会儿的他来说，耳边风一般。
中考那年，他顺理成章地落榜了。那个年代，很多家长都把中考、高考看成“命运分水岭”，而落榜，意味着大概率要就此止步。要复读，就得交五块钱的借读费。别看是五块钱，在他们家，折合成一车车红薯，压得人透不过气。
家里为这五块钱犯愁，姊妹们拢在一起商量，有人说干脆别复读了，让小弟出去找点活干，也算帮帮家里。可母亲坚持，咬牙挤出了这笔钱。那天，于和伟看着母亲手里皱巴巴的票子，心里其实已经明白，这五块钱背后，是一整个家在为他腾地方。
复读，让他有了重新站上起跑线的机会。之后，他考上了师范学院，对一个寒门子弟来说，这已经算是改变命运的起点。
二、求学与恋爱：
4000
块学费与一场“豪赌”
进入师范学院后，他的日子比中学时紧张多了。一个没背景、没关系的少年，如果只想混张文凭，拍拍戏、教教书也能糊口；要想走得更远，就得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机会。
念书期间，抚顺市话剧团到学校挑人。团里老师看他反应快、长相也还过得去，就把他选去了话剧团。那时候的话剧团，虽然谈不上多风光，却比纸面上的“师范生”多了一条出路。也就是在那里，他开始真正接触表演。
1992年前后，他在话剧团忙前忙后时，认识了宋林静。这段感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标准的一见钟情。两人都年轻，都在舞台上摸索，既有共同话题，也有共同困惑，很快走到了一起。
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现实的冰水泼了下来。宋林静的父母态度很坚决：女儿可以嫁普通人，但不能嫁没有前途的人。在他们眼里，话剧团的小演员，收入不稳定，未来模糊，别说给女儿好日子，连自己都未必养得住。除非这小伙子能拿出一点看得见的希望，否则，婚事免谈。
这一番话，刺痛了于和伟。当时的他，既没名气，也没学历优势，手里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一腔不服输的劲儿。那天，他回到宿舍，对同伴说了一句：“总得给人家一点理由，愿意把闺女交给我吧。”这不是豪言壮语，却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决心。
几番思量，他做了个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犯傻”的决定——去考上海戏剧学院。要知道，他已经有话剧团的工作了，如果安安稳稳演下去，日子不会太差。可他明白，那样下去，自己可能永远也翻不出地方剧团的圈子，更别提什么“出人头地”。
问题马上摆在眼前：学费从哪儿来？这不是五块钱复读费，而是一个普通家庭都要掂量半天的大数目。身边的朋友大多反对，觉得他好不容易有了份“正经工作”，再折腾上大学，花钱不说，还不一定成。
事情传到大姐耳朵里，她几乎没多犹豫，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卖了一圈，又把多年攒下的积蓄一股脑掏出来，一共凑了四千块钱，塞到弟弟手里。那时候，这可不是一笔小钱，甚至可以说是大姐半生心血。有人劝她留点后路，大姐只说了一句：“咱家能出一个大学生，就值了。”
很难说，这四千块钱有没有改变中国影视圈的格局，但对于和伟来讲，这是他人生道路上极重的一块砝码。也别忘了，在他求学这一路上，其他几个哥哥姐姐，也一直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济他，凑学费、寄生活费、帮家里扛重活，默默把这个最小的弟弟往前推。
到了上戏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迷糊的武侠少年”。他知道，这次如果再混日子，对不起的不仅是自己，还辜负了一大家人的期望。上戏期间，他仍然保留着话剧团的工资，每个月会留一部分寄回家里，算是一点回报。剩下的才拿来自己花销。
宋林静也看在眼里。她发现，这个看似不显山不露水的男人，对家庭、对亲人，特别有担当。她每个月也会主动拿出三十块钱寄给于母，在当年的工资水平下，这不是一笔小数。这样的举动，让于家兄姐都觉得这个准儿媳“实在人”。
一年后，在于和伟的建议下，宋林静也去考了上海戏剧学院，顺利被录取。两人先是异地，一年后又在上海重聚。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初只会谈情说爱的年轻人，而是一对看清现实、开始为未来打算的小演员。
三、从龙套到“曹操”：被角色推着往前走
上戏毕业后，于和伟和很多科班演员的遭遇差不多——起步不算顺利。那几年，他接过一些戏，演过各种小角色，有时在片场忙活几个月，镜头加起来没几分钟。演艺圈对新人一向不温柔，尤其是对没背景没资源的人。
转机出现在1999年前后。他参加了电视剧《曹操》的拍摄。虽然这部剧在今天已经不那么被频繁提及，但在当时，算是一部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剧。于和伟在其中表现稳健，获得业内一些认可。片酬只有四百块钱，不过对他来说，这四百块远不止钱这么简单——这是向宋家父母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宋林静的父母看到这部作品，态度开始松动。他们发现，这个当初被他们质疑前途的女儿男友，确实在一步一步往上走，并不是嘴上说“要出人头地”就完事。几番接触之后，婚事终于水到渠成。
成家之后，于和伟仍然走在“慢热”的轨道上。2001年前后，他参演了《大宅门》，在其中塑造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反派角色。这个角色不算主角，却让不少观众记住了他的脸，也给他后来的“反派之路”铺了第一块砖。
之后几年，他陆续参与了《历史的天空》《真情年代》等作品，在荧屏上不断露脸。那段时间，他已不再是没人知道名字的小演员，却离“大红大紫”还有一段距离。
真正改变他行业地位的，是2010年左右新版《三国》的播出。他在其中饰演曹操，以复杂多面、带着人情味的形象打破了不少观众对“脸谱化曹操”的固有印象。有人说“于和伟一人，顶半部三国”，这话略显夸张，但也侧面说明了这个曹操给观众留下的印记有多深。
《三国》之后，他趁热打铁接拍了《青盲》。这是一部谍战剧，也是一部让他卷进绯闻漩涡的作品。合作女演员王丽坤名气很大，两人因《青盲》结缘，之后又陆续在其他三部戏中搭档出演情侣或夫妻，频率之高，让不少观众觉得“般配”。
2015年，有狗仔拍到他夜里出入王丽坤住处的画面，自媒体账号“全民星探”发出爆料，一时间议论四起。节目《文娱午报》甚至采访到了他的姐姐，姐姐解释说：“他们一帮人经常凑在一起打麻将，通宵的是有，至于你们说的哪一天我就不清楚了。”
面对外界的猜测和放大的镜头，于和伟选择了不大规模回应，只是对身边人淡淡说了一句：“解释也解释不清，干好自己的事吧。”王丽坤方面也回应，两人只是打麻将，并无其他。舆论的焦点，很快转向一个更关键的人——他的妻子。
宋林静面对记者，态度出人意料地坚决：她公开表示相信丈夫，不愿被外界声音牵着走。对于一个和丈夫一路走来、从他最困难的时候就陪在身边的女人来说，这种信任不是轻易给出的，也不是一句“我相信他”那么简单。很多事，在圈外人看来热闹，在当事人那里，只剩一个“信”字。
这次风波，并没有对他的事业造成致命影响。相反，随着《下一站婚姻》《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陆续播出，他在观众心中的形象越来越稳。2016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上映，他再度饰演曹操。这一次，他把曹操的复杂、狠厉、大度、孤独都揉在一起，塑造出一个既有“奸雄”气质，又有凡人悲喜的角色，很多观众甚至把这个曹操当成“教科书级”演绎。
从那以后，于和伟这个名字，几乎和“演技可靠”挂上了钩。他回到家乡，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吃红薯长大的穷小子，而是拿着各类奖项、在荧屏上“霸屏”的演员。有人说他“衣锦还乡”，不过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件“衣”，里面缝着太多旧日的补丁。
四、成名之后：报恩、拿奖与“老戏骨”的目标
事业走上坡路后，于和伟的收入水涨船高，片约不断。外界看到的是他在各类剧集、电影中的亮相，而他心里最惦记的，仍然是那个多年前靠卖红薯供他念书的家。
他把哥哥姐姐都当成最亲的人。谁家有困难，他出钱出力；谁家孩子念书，他尽量帮衬。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高调报恩”，只是一个小儿子、一个弟弟该做的事。
遗憾的是，那位当年用奶水喂大的大姐，没能等到他大红大紫的那一天。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大姐因病去世。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怕耽误弟弟学业，悄悄扛着病痛，没有通知他回来看最后一面。等消息传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这件事，一直是于和伟心里过不去的坎。他曾在私下里说过：“大姐这辈子亏大了。”他很清楚，自己能有今天的局面，大姐那四千块钱，只是看得见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那些年替弟弟挡上的风雨。所以，后来他对大姐的孩子格外照顾，几乎当亲生儿女一样看待，尽力帮他们铺路，这既是亲情，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一种“还债方式”。
演艺道路上，他越来越被认可。2020年前后，短视频平台兴起，一句“接着奏乐，接着舞”被网友做成各式各样的剪辑，火遍网络。很多年轻人是在这些片段里，第一次记住了这个中年演员的脸。一夜之间，他成了被频繁“二次创作”的对象。
面对这种意外走红，于和伟的态度有点“淡漠”。他在采访里提到：这些流行的梗、段子，热度过得快，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作品本身。他既不排斥新传播方式，也不刻意迎合，更没有顺势开直播、搞账号、抢流量，而是继续接戏、磨角色，按自己的节奏往前走。
对他来说，比“红”更重要的是“老”。他给自己定下的新目标，不是赚到多少片酬，也不是拿多少奖，而是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戏骨”，那种到了某个年纪，站在镜头前，光一个眼神就能把人物的过往带出来的演员。这种目标，说起来轻巧，要走到那一步，却需要大量角色堆出来，需要几十年不偏不倚的积累。
2021年6月10日，上海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举行，众多熟脸齐聚。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单里，有王凯、黄轩、陈建斌等人，个个都是实力派。结果公布时，念到“于和伟”的名字，会场里起了一阵掌声。出人意料的是，现场起立的却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位前来代领奖的友人。
不久，颁奖礼大屏幕上放出一段他预先录制的视频。画面里的他穿着很随意，看背景，大概就在家里。他在视频中大意说了一句：这个奖，是对过去作品的肯定，更重要的还在后面，要看今后能不能把角色演好。话不多，却挺冷静，没有那种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架势。
那天，他在微博上的发言也只有寥寥几句，并未长篇感慨。有人觉得他这是“凡尔赛”式的低调，也有人说这就是他一向的状态——把兴奋压在心里，把注意力放回工作。但无论评价如何，有一点比较少被争议：凭那几年的表现，白玉兰这个奖落在他头上，并不算意外。
到了五十岁这一年，他依然活跃在各类作品中。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播出，他参与其中。8月12日，都市剧《理想之城》上线，他在剧里饰演重要角色。11月3日，科幻题材电影《三体》发布全球首支预告，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同一年，北京举办第二届“光影中国”盛典，于和伟获得2020—2021年度“媒体关注电影演员”奖。那天的获奖名单里，还有陈凯歌、吴京等重量级人物，他站在这样的名单里，并没有显得突兀。在台上，他说了一句颇为诚恳的话：“很珍惜这个奖，希望以后尽力演好每一个角色，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待。”
有人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他对未来工作的计划，也有人注意到，他很少谈“名”，只反复提“角色”。也确实如此，从那个靠姐姐喂奶长大的小儿子，到坐在领奖台上的中年演员，他真正能握在手里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又一个塑造出来的人物。
回头看于和伟这一路，光环和故事不少，却都有内在的逻辑：早年的贫穷和家庭的支撑，把他往“读书”这条路上推；中途的恋爱阻力，逼他往更高的平台冲；演艺圈的沉浮，让他明白“作品为本”的硬道理；成名之后的报答，则是他对亲情的一次长久回应。
八个兄姐供他上学，他成名后回头扶全家，这样的故事，说起来有点传奇，又并非孤例。在很多年代向上的家庭里，总会有这么一个最小的孩子，被全家人托举着往外走，然后再在另一个高度上，向下托回去。这种彼此成就的味道，或许比任何“逆袭”两个字，都更值得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