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会被记忆打动。

舞台上星光常在，故事常被转述。但背后的记忆和最初的震颤，只在亲历者的笔端。

今日头条独家呈现「头条星光回忆录」，诚邀郭德纲、姜武、邓亚萍、蔡明等开设图文专栏，记录独家记忆。这些文字是他们在聚光灯外的第一次回望，用自己的笔触揭开未经示人的心灵档案。

这里有台前幕后的温暖相遇，也有创作生涯的笑泪交织，每段往事都是首次公开的“未刊头条”。

文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自内而外的翻转和展示，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些时光深处的叙事吧。

本期我们邀请您品读蔡明的专栏文章《我本爱演大悲剧，却与小品相伴整整30年》，她在专栏中讲述了她对喜剧、悲剧的理解，也回忆了如何开始表演小品的经历。

人的一生有悲有喜，有时你分不清哪是悲哪是喜，所谓的悲中有喜，喜中有悲。——题记

12岁我拍电影那阵子，大人们都说：“瞧这孩子，天生就是一块演悲剧的料儿！”可是谢添老师见了我后便说：“你们才错了呢，这孩子是演喜剧的料儿！”其实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悲剧，演大悲剧，特过瘾。我就希望以后能够有大悲剧让我演。

记得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演的第一个本子就是曹禺的《日出》。我演“小东西”。那时真是盛况空前，一连演了二百多场，走遍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当时我戴了一块带松紧表带的手表，心想用不用摘下去呢？那表带可以伸缩，我就没有摘掉，而是一直往上撸，认为衣袖可以盖住，观众看不见就可以了。可是当我演到“小东西”上吊一场时，胳膊往上一伸，穿的是绸子的衣服，袖子掉下来，那表一下子就露出来了。观众一片哗然，哄然大笑。我的脑袋当时就“嗡”的一声，心里想这下完了！

下了台，导演王人美阿姨说：“蔡明，这下该打屁股了吧！”

我说：“导演，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这件事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从此，我每次上台，都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得天衣无缝，绝不留下任何隐患。我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错误。

说起我演小品的事情，真是一种偶然。以前我一直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演小品。小品给人的印象似乎都是喜剧，其实不是。这里面有一种误解，与这些年的小品偏重于喜剧效果有关。小品是些戏剧片段，需要精练、精彩，寓教于乐，应该说是比较难的。我一直都这样看。而有的演员认为小品是很容易的，甚至不把它做为一种比较严肃的艺术作品，这有些偏激。我非常尊重小品这种形式，我认为无论哪种艺术样式，只要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一句话，只要观众喜欢，我就演。还有的演员认为演小品似乎降低了自己的艺术品位，对之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一直觉得一位演员，他的修养有多好，他的作品就有多好。同样一个作品，不同的人来演肯定是不一样的。

和梁天、沈畅组成《临时家庭》

我们的观众偏爱喜剧小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现代生活节奏比较快，人们普遍感到生存的压力，再加上精神上的紧张，情感上的压抑，他们都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一下自己，暂且把一切烦恼和郁闷都忘掉。而小品以其独特的轻松、温馨、浪漫迎合了广大观众的心理。一种艺术形式得到人们的喜爱，这说明它有着存在的深厚基础。还有一点是小品比较贴近生活的现实，观众看到的就是每天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或事物。也就是说小品肯放下架子，肯忠于生活，肯把神圣的东西戏谑化。这可以说是一种革命。就像摇滚，是一种释放式的反向思维，同样是深刻的。所以我不想强做清高，也不把小品归结于下里巴人。如果我们演员心里怀着一片阳春白雪，那么即便通俗的东西一样会演绎成崇高。而通俗绝不等于庸俗。

我第一次演小品是陈佩斯拉我去的。我曾在一九八五年与陈佩斯合作演出了电视剧《敏的故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也认为蔡明特别聪明，满身都是喜剧。那时他就说：“你应该演喜剧才对。”

说过了就算了，没想到一九九〇年北京台的元旦晚会，佩斯非拉我去演不可。于是我们再度合作，演了一个青工不肯剪头，最后把头发卷进了机器里的一个故事。九〇年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看了后说：“这小女孩太可爱了，是谁呀？”

有人告诉他说：“那不是蔡明吗！”

这个导演大喜过望说：“把她找来，参加中央台的‘金锁、银锁’晚会。”

就这样，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露面，一连演了两个小品，挺过瘾的。接着是刚刚开播的《综艺大观》第四期找到我，要演一个小品《鉴赏家》，于是我又开始了与郭达的合作。

和谣传是我妈妈的田华阿姨

从此，我的小品表演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演了三十年。每一年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挑战，我非常重视。我凡事比较认真，绝不凑合。我辛勤劳动的结果广大观众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一点不悔，终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