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中等偏上的个头，端庄慈祥，不胖不瘦，看上去挺结实。旧社会她缠过脚，留下了终生痛苦，走路不稳颤颤巍巍。

解放后，母亲在济南刺绣厂工作，我们家住在济南。不管酷暑严寒、刮风下雨，母亲都会踮着小脚步行五六里去上班，从来不耽搁。

1968年，我们回到了老家左家庄。那年母亲四十多岁，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来过，周围的一切都是生疏的，乡亲们也不认识我们。但是俗话说得好，“亲不亲，故乡人”，很快我们就和乡亲们熟悉了。

左家庄在黄河南岸，北岸有大片的河滩地。老人们说，我们回老家的前一年秋天，河北滩地里的庄稼眼看就要熟了，一场大水把玉米和大豆淹在了水下，只有高粱穗还在水面上摇曳。人们只好坐着船把高粱穗剪下来勉为充饥。

看到高粱不怕水，第二年，河北滩地里耩了近200亩高粱。黄河也收敛了许多，再没有漫滩。秋天到了，高粱红透半边天，一片丰收景象。

带着丰收的喜悦，棒劳力都住在黄河北抡起镐子抓高粱，然后把高粱头运回河南打场。这样一来，河南打场的就只有几个老人和家庭妇女了。

过去人们常用“提耧撒种，扬场簸簸箕”形容好的庄稼把式；用“放下叉子摸扫帚”形容场里会干活的人。母亲到场里干活时间不长，就受到了乡亲们的赞扬，都说母亲干活有眼色，干啥像啥。

有一天，母亲看到天气不好，就叫着另一个人清扫高粱垛底子。母亲拿着两杆叉，把叉齿插在垛的下面，再抬起叉子杆，另一人立马把叉齿下面的高粱粒扫出来，这样围着高粱垛转一圈，下雨时就没有高粱粒生芽了。

那年的高粱真好啊，打一场就是一两万斤。从早上开始漫场、放场、压场、翻场、起场、打堆，就到了下午扬场的时候了。扬场是个技术活，讲究“会扬的扬个黄瓜，不会扬的扬个王八。”扬场要有一个人上锨，另一个人甩簸箕，看风向出“趟子”（长弯形粮食堆），还要有一个不怕脏的人“打料”。

有一次，扬场的时候人手不够，上锨、甩簸箕的都开始了，却没有人打料。母亲看到这种情形，就拿起扫帚，戴上草帽，顶着哗、哗、哗落下来的壳锁子，从趟子的“下扬头”往“上扬头”扫，再转过去，顺着趟子把杂物扫到末端。乡亲们看到母亲干得有模有样，都很惊奇。场长也是碍于大伯哥身份，才没有当面夸奖。

那时候，生产队干活记工分，秋后按工分进行分配，一般的活记10分，累活记12分。那次母亲打料打得好，场长专门告诉队长，给母亲记了12分。还给队长说：晨他娘干活扎实，比棒劳力打料都利索，有的棒劳力怕脏不往下扬头去，可人家晨他娘在下扬头，把高粱粒和壳锁子分的一清二楚，能顶个棒劳力。

看到母亲干活扎实利索，场长有时候就让她“折腾”粮食。折腾粮食是把打料扫下来，带有壳锁子的高粱摊在场院边，用人拉着碌碡碾压，有时候还要用“呱嗒子”砸，最后再用簸箕和簸箩迎着风溜，一次能折腾出不少的粮食呢。

有一次，我问起那次打料的事，母亲不在意地说：力气是“闲材”，使了还来，都是人找活，哪有活找人的呢？人干活不疼力气，干得多了，就会越干越好。

队里在河南的滩地里种了棉花，修棉花、拾棉花的活就落在了妇女身上。修棉花要有技巧，开始有的妇女担心母亲不会，就告诉母亲怎么修，可是真的干起来她们发现母亲很会分辨“担条”（结棉桃）和“华条子”（徒长）。

棉花不负人们的辛勤劳作，白绒绒开满了一地，仿佛在向人们招手要回家了。队里的妇女们排成一行，说着笑着边拾边往前走，拾完后过秤，根据每个人拾的数量记工分。

现实中总会有人不自觉，拾棉花也是如此。有的人为了多挣工分，就抢在别人前面，大把大把地采大朵，不把棉桃上的棉花剥干净。而母亲总是把棉桃剥得干干净净，不去和别人比斤数。有的年轻妇女出于好心，就对母亲说：婶子啊，不用那么仔细，太费事了。母亲总是回一句：剥不干净，就瞎在上面了。

有一次，母亲说起了这事，说完后告诉我们兄弟姐妹：做人要厚道，不能光想着投机取巧赚便宜。但是咱也不要和人家撕破脸皮，管好自己就行了。

人民公社时，社员按人口分有自留地。由于我经常住在外边干活，自留地里的活就由母亲操劳。母亲在地里种了春玉米能早收，省下麦子冬天吃；种了棉花能纺线织布，一家人穿得整整齐齐；种上绿豆能弥补队里粮食品种欠缺，调剂生活口味。母亲干活一般是很早就到地里，看到自己的庄稼心花怒放，越干越有劲。

有时候，我劝母亲把自留地里的活留一留，等我回来再干，母亲就会说：你们在外边干，我在家里干，一家人齐心协力，才能过上好日子。

后来，乡亲们知道母亲干农活挺利索，有的年轻人就问母亲：婶子，你从济南回来，农活咋干得这么好呢？母亲听了淡淡地回答：咱本来就是庄户人家，过去在家为闺女，做媳妇，这些活都干过。

作者简介：李晨，生于济南，原籍垦利。青年推小车，中年管汽车，老年学写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