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民国上海的十里洋场，是一座用金粉和眼泪堆砌的迷城。

在这里，女明星的命运往往比胶片上的戏码更加跌宕凄艳。有人如阮玲玉般人言可畏，在盛名之下香消玉殒；有人似周璇般情路坎坷，在疯魔之中凄凉谢幕。她们像是一簇簇扑火的飞蛾，用生命点燃了那段浮华的岁月。

在这一片悲剧的底色中，却有一个例外。

她21岁横空出世，以清冷傲骨与周璇分庭抗礼，红透了半个上海滩。可就在声名最鼎盛的27岁，她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急流勇退，彻底消失在镁光灯下。

这一转身，便是近八十年的光阴。当昔日的对手早已化作黑白照片里的传奇，105岁的她却用漫长的岁月熬过了战火、动荡与变迁，活成了一部会呼吸的民国史。

在那个吃人的乱世里，她是如何看透繁华背后的虚空，用一次决绝的“逃离”，赢回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安稳？

01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的冬天比往年来得都要早，也要冷。

黄浦江上的炮火声虽然暂歇，但租界里的空气依然黏稠湿冷，带着股火药和发霉的陈味。霞飞路上的梧桐树叶落了个精光，光秃秃的枝桠像无数只枯瘦的手，伸向灰惨惨的天空，却抓不住哪怕一丝暖意。

何苹站在“裕源当铺”的高柜前，身上那件阴丹士林蓝旗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却熨帖得一丝不苟。

她手里攥着一只成色极好的翡翠镯子，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那是外婆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也是何家最后的体面。

“死当。”

她的声音很轻，却很稳，没有半点颤抖。

高柜里的朝奉撩起眼皮，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镯子，又扫了一眼何苹。那种眼神，何苹这几个月见得多了——那是看落水狗的眼神。

“成色一般，种水也不透。如今兵荒马乱，这玩意儿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三十块大洋。”

三十块。这镯子若是放在半年前的苏州，三百块也有人抢着要。何苹抿了抿嘴唇，没有还价。还价是市井妇人的做派，她做不来，也不屑做。

“开票吧。”

拿了票和钱，何苹转身走出当铺。门外的冷风裹着细雨扑面而来，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三十块大洋，在如今物价飞涨的上海，只够一家四口勉强糊口两个月。两个月后呢？

何家本是苏州望族。父亲何老先生一辈子沉醉于金石书画，自视清高，不治产业。淞沪会战一爆发，举家仓皇逃至上海租界，家产在大火中化为乌有。

如今父亲整日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亭子间里长吁短叹，对着几本残卷垂泪；母亲则为了几斤米面，要看尽房东太太的脸色。

这世道，最不值钱的，就是文人的骨气。

回到弄堂口，何苹看见父亲正站在巷子阴影里，手里攥着一份报纸，神色萎顿。见女儿回来，他眼神躲闪，嗫嚅着问：“苹儿，那镯子……”

“当了。”何苹从怀里摸出一袋米，塞进父亲手里，“爸，外面冷，您回屋吧。”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父亲抱着米袋，喃喃自语，背影佝偻得像个老虾米。

何苹看着父亲上楼的背影，眼底最后一丝温情渐渐冷却。

斯文？斯文能换来大米吗？斯文能挡住房东太太要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唾沫星子吗？

她金陵中学毕业，写得一手好文章，画得一手好丹青。刚来上海时，她也试过去报馆投稿，去学校求职。可报馆的主编握着她的手不放，暗示只有晚上去他寓所“谈谈文学”才能发表；学校的校长则直言，现在大家都忙着逃命，谁还读书？

路只有两条：要么等着饿死，守着那点可怜的“斯文”做饿死鬼；要么把脸皮撕下来，踩在脚底下，换一条活路。

当晚，何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对着那一小面裂了纹的镜子，细细地描眉。

母亲在一旁看着，惊恐得手里的针线都拿不稳：“苹儿，你这是要去哪？这么晚了……”

“妈，我找了个家教的活儿，教洋人说中国话。薪水高，就是时间晚点。”何苹撒谎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她换上了那双唯一还算光鲜的高跟鞋，推门而出。

雨还在下。她撑着一把黑伞，穿过泥泞的弄堂，走过闪烁的霓虹灯牌。她的目的地是静安寺路——那里矗立着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

站在百乐门那扇巨大的旋转琉璃门前，何苹停下了脚步。

里面传出爵士乐的轰鸣，萨克斯的呜咽声像某种迷幻的药物，在这个乱世里麻痹着人们的神经。豪车如流水般停下，走下来的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珠光宝气。这里是销金窟，是名利场，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深渊。

门口的侍应生上下打量着这个穿着旧旗袍、气质清冷的女子，刚想伸手阻拦。

何苹收起伞，挺直了脊背，下巴微微扬起一个傲慢的弧度。她的眼神里没有风尘女子的谄媚，也没有良家妇女的羞怯，只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决绝，冷得像这冬夜的雨。

“让开。”

她吐出两个字，径直推开了那扇旋转门。

那一刻，何苹觉得自己不是走进了一个舞厅，而是走进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美貌是她的武器，智慧是她的盾牌，而她的灵魂，被暂时寄存在了门外的冷雨中。

02

百乐门的舞池，是个巨大的染缸。红男绿女在如水的灯光下扭动，空气里混杂着香烟、廉价脂粉、昂贵香水和酒精发酵的味道。

何苹第一次坐进舞女待客的“金鱼缸”时，周围的红舞女们投来了轻蔑的目光。

在这个圈子里，谁穿得露、谁笑得浪、谁能把男人的魂勾走，谁就是赢家。何苹包得严严实实，脸上挂着生人勿近的寒霜，在她们看来，简直是个笑话。

然而，仅仅半个月，笑话变成了神话。

那些在商场上厮杀惯了的大亨、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政客，早已厌倦了千篇一律的逢迎。他们缺的不是肉体，而是“情调”，是一种能满足他们虚荣心的征服感。

何苹不仅会跳舞，她更懂“度”。

“何小姐，今晚赏光去我府上吃个宵夜？”一位脑满肠肥的纱厂老板把一只大手覆在何苹的手背上，眼神赤裸。

何苹没有惊慌失措地抽手，也没有顺势倒进对方怀里。她只是轻轻端起高脚杯，借着喝酒的动作，自然地抽回了手，嘴角噙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赵老板，您那府上的门槛太高，我这双旧鞋怕踩脏了您的地毯。再说，此刻这曲《夜来香》正浓，离了这舞池的灯光，酒也就没味了。”

她声音不大，却字字珠玑，既捧了对方，又守住了底线。赵老板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这女子“有味道”。

她与客人谈诗，谈画，谈时局，偶尔露出一两句精辟的见解，让那些习惯了被当作恩客的男人，竟生出一种面对知己的错觉。

“百乐门来了一位女先生。”

这句话在上海滩的权贵圈子里悄悄传开了。何苹成了“红人”，坐台费水涨船高。她不仅还清了当铺的账，还在法租界租下了一套体面的公寓，把父母接了过去。

父亲虽然依旧不问世事，但也隐约猜到了女儿钱财的来路。他不再谈“斯文”，只是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抽烟的频率越来越高。

何苹看在眼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但她不说。在这个家里，她是顶梁柱，柱子是不能喊疼的。

但何苹清醒得很。舞女这碗饭，吃的是青春，耗的是尊严。再红的舞女，也不过是富人眼里的玩物。等到年老色衰，下场往往凄凉。

她需要跳板。

机会在一个雨夜降临。

那天，角落里坐着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他们不叫舞女，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目光如炬，始终盯着舞池中央的何苹。

一曲舞毕，何苹被侍应生请到了那一桌。

“何小姐，我是金星电影公司的周剑云。”说话的男人四十上下，戴着金丝眼镜，眼神锐利得像鹰。他没有废话，开门见山，“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特质。”

“什么特质？”何苹坐下，姿态优雅。

“书卷气。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周剑云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现在的电影圈，那个姓周的女人太红了，红得让人眼红。国华公司靠她赚得盆满钵满，但我周剑云不信邪，我要造一个能跟她分庭抗礼的人。”

他口中的“那个女人”，是周璇。彼时的上海滩，周璇是当之无愧的“金嗓子”，是所有男人心头的白月光。

何苹看着周剑云，她知道这个男人是出了名的精明商人和操盘手。在他眼里，自己不是人，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是一个用来对冲市场风险的工具。

但这又如何？

与其在舞池里被无数双手揩油，不如站在大银幕上，受万人仰望。至少，那样看起来更像个人样。

“条件？”何苹问。

“签五年长约。片酬从优，但一切听公司安排。包括你的名字，也要改。”周剑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烟盒背面写下两个字。

“何苹太普通，太苦。从今天起，你叫胡枫。”

“胡枫？”

“枫叶经霜越红，越冷越艳。这名字，压得住场。”周剑云盯着她的眼睛。

何苹看着那两个字，沉默了片刻。她想起了苏州老家院子里那棵老枫树，每到深秋，红得像火，像血。

“好。”她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茶水，一饮而尽，“周老板，合作愉快。”

走出百乐门时，雨停了。何苹回头看了一眼那金碧辉煌的招牌，心中没有留恋。她知道，自己刚刚从一个狼窝，跳进了一个虎穴。但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更好，她必须成为那个训虎的人。

03

1941年的上海，俨然一座孤岛。租界外是日军的铁蹄，租界内却是畸形的繁华。电影院里场场爆满，人们争相在胶片编织的幻梦里逃避现实的残酷。

《花溅泪》的首映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海报上，胡枫穿着一袭素色旗袍，眼神忧郁而坚毅，旁边配着一行醒目的标语：“乱世佳人，独傲霜雪”。

周剑云的营销手段果然毒辣。他没有让胡枫去模仿周璇的甜美娇俏，而是另辟蹊径，主打“知性”、“冷艳”、“新女性”。

这一招精准地击中了当时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软肋——他们在胡枫身上，看到了自己理想中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影子。

一夜之间，胡枫红了。

片约如雪片般飞来，金星公司的电话被打爆。何家门口每天都有记者蹲守，父亲出门买个报纸都要被人围观。

“中联”成立后，上海的电影公司被迫合并。胡枫不可避免地与周璇成了同事。

第一次在摄影棚见到周璇时，胡枫有些意外。那个在银幕上笑靥如花的“金嗓子”，私下里却瘦小得让人心疼。周璇缩在休息椅上，手里捧着热水袋，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

“胡小姐，你的戏真好。”周璇主动打招呼，声音软糯。

“周小姐过奖了，您才是前辈。”胡枫客气地回应。

两人表面寒暄，四周的工作人员却都屏息凝气。谁都知道，这两人现在是公司手里的一对“双生花”，也是被资本推上擂台的对手。

拍摄《火中莲》时，正值盛夏。摄影棚里闷热得像蒸笼，几千瓦的碳精灯烤得人皮肤发痛。

这是一场重头戏。胡枫饰演的女主角要在一个权贵的宴会上，为了救国难中的恋人，不得不强颜欢笑，周旋于汉奸与特务之间。

“卡！胡枫，眼神不对！”导演大声喊停，“你要表现出那种屈辱，那种恨，但又要藏得深！你现在的眼神太硬了！”

胡枫站在灯光下，汗水顺着鬓角流进脖子里。她深吸一口气，调整状态。

这一场戏，太像她的人生了。

就在昨晚，金星公司安排了一场“答谢宴”。说是答谢，其实就是让旗下的女明星去陪几位“大人物”吃饭。

席间，一位汪伪政府的高官，目光一直黏在胡枫身上，那种眼神比百乐门的客人更让人恶心——那是权力的傲慢，是把人当成玩物的肆无忌惮。

周剑云当时就坐在旁边，脸上挂着讨好的笑，不停地给胡枫递眼色，示意她敬酒。

那一刻，胡枫明白了。哪怕成了大明星，在这乱世里，她依然是一块肉。只不过以前是在案板上卖，现在是放在精美的盘子里卖。

“再来！”导演的喊声打断了她的回忆。

这一次，胡枫入戏了。她端起酒杯，嘴角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眼底却是一片死寂的冰凉。那种身不由己的绝望，透过镜头，直击人心。

“好！过！”导演兴奋地拍手。

收工后，片场的人渐渐散去。胡枫卸了妆，正准备离开，路过化妆间时，听到了压抑的哭声。

门虚掩着。她透过缝隙，看到周璇趴在梳妆台上，肩膀剧烈地耸动。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正指着周璇的鼻子低声咒骂：“哭什么哭！不就是让你去陪个酒吗？你以为你是谁？没了我，你什么都不是！”

那是周璇的“爱人”，也是把她当摇钱树的吸血鬼。

胡枫站在阴影里，只觉得浑身发冷。她看着镜子里周璇那张梨花带雨的脸，仿佛看到了几年后的自己。

周璇太感性，太渴望爱，所以她一次次飞蛾扑火，一次次被烧得遍体鳞伤。而自己呢？

走出摄影棚，夜色深沉。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到了胡枫面前。

车窗摇下，露出周剑云那张精明的脸。

“上车，送你回去。顺便谈谈下部戏。”周剑云笑着说，“那个吴部长对你印象很深，点名要投资你的新片。”

胡枫看着黑洞洞的车厢，就像看着一张张开的兽口。她知道，吴部长的投资，要用什么去换。

“周老板，”胡枫站在车外，夜风吹乱了她的长发，她的声音在风中显得格外清晰，“我累了，想休息几天。”

“休息？”周剑云脸上的笑意淡了，“胡枫，趁热打铁的道理你不懂？现在是你最红的时候，多少人想爬这个位置爬不上来。别不识抬举。”

“我只是累了。”胡枫坚持道。

周剑云盯着她看了几秒，冷笑一声，关上车窗：“你自己想清楚。在这个圈子里，不进则退。想退，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命。”

轿车绝尘而去，喷出的尾气呛得人咳嗽。

胡枫站在路灯下，看着自己被拉得长长的影子。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为在往上爬，其实是在往悬崖边走。继续走下去，要么像周璇一样被榨干最后一滴血，要么像阮玲玉一样留下一纸遗书。

这名利场，就是一座镀金的鸟笼。笼门虽然开着，但外面全是猎枪。

必须要逃。

但在逃之前，她必须演好这最后一出戏。不仅要在银幕上演，更要在生活里演。她要骗过周剑云，骗过那些盯着她的恶狼，甚至骗过这个时代。

一个疯狂而周密的计划，在她脑海中悄然成型。

她抬头看了看夜空，今晚没有星星，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黑。但她知道，天总会亮的，只要能活到那时候。

04

一九四七年的上海，像是一个回光返照的重症病人。

抗战胜利带来的短暂狂欢早已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焦躁。街头的霓虹灯依旧彻夜闪烁，但灯下的阴影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倒卖银元的“黄牛”。

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天一个样。早晨的一袋米，到了晚上就只能买一盒火柴。钞票在人们手里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想在它变成废纸前把它花出去，换成金条、美金，哪怕是几听午餐肉。

片场里，《迎春曲》的拍摄正如火如荼。

这是一部粉饰太平的歌舞片。导演要求画面必须“亮堂”、“喜庆”，要让观众在影院的两个小时里忘掉外面飞涨的米价。

胡枫穿着缀满亮片的舞衣，在镜头前笑得明艳动人。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笑容有多僵硬。

“停！好极了！”导演喊道，“胡小姐，您这个回眸，简直就是春回大地啊！”

周围响起一片恭维声。胡枫微笑着点头致意，转身走向化妆间。刚进门，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警惕。

她的助理小红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姐，那笔片酬结了。不过周老板说现在的行情，法币贬值得厉害，公司资金也紧，想用一部分公司股票抵……”

“不行。”胡枫打断了她，一边拆着头上的珠钗，一边透过镜子看着小红，“你去告诉会计，我只要‘小黄鱼’（金条）或者美金。如果现银不够，就折成实物，面粉、棉纱都行。股票和法币，我一分不要。”

“可是周老板那边……”小红有些为难。

“你就说是我说的。如果给不了，明天的戏我就拍不了，嗓子疼。”胡枫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

她太清楚周剑云的算盘了。金星公司表面风光，实则内里早已被通货膨胀掏空。周剑云想用那些即将变成废纸的股票套住她，让她继续做这艘沉船上的桅杆。

半小时后，周剑云阴沉着脸走进了化妆间。

“胡枫，你这是在逼宫啊。”周剑云把烟蒂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现在谁家里能拿出那么多现大洋？大家都在共体时艰。”

胡枫转过身，神色平静地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亨。几年不见，他的鬓角全白了，眼袋浮肿，眼神里透着一股穷途末路的凶光。

“周老板，不是我逼您。是我那一大家子要吃饭。”胡枫慢条斯理地整理着手包，“现在的世道您也清楚，一张钞票早上能买只鸡，晚上连个蛋都买不到。我是个俗人，不懂什么资本运作，只知道落袋为安。”

周剑云盯着她看了许久，突然笑了，笑得有些凄凉：“胡枫啊胡枫，你是真聪明，还是真狠心？你这几年，拒了多少权贵的饭局，推了多少应酬。你是想把自己摘干净，是吧？”

“我只是想活得清净点。”

“清净？”周剑云冷哼一声，凑近她，压低声音道，“这上海滩就是个大染缸，进来容易，想干干净净地出去？做梦。我告诉你，我有路子，南京那边有人看上你了，只要你点头……”

“周老板。”胡枫猛地站起身，眼神如刀，“戏我拍完了。钱货两讫，这是规矩。至于其他的，不在合同里。”

最终，周剑云还是妥协了。他让人送来了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里面是十根“小黄鱼”和一卷美金。

拿到钱的那一刻，胡枫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那箱子沉得烫手。她知道，这是她与这个圈子最后的切割，也是周剑云对她最后的忍耐。

接下来的日子，胡枫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大撤退”。

她没有大张旗鼓地变卖房产，而是通过相熟的中间人，零敲碎鼓地把家里的红木家具、古玩字画换成了便于携带的细软。她遣散了佣人，给了她们一笔丰厚的遣散费，理由是“回乡省亲”。

父母那边，她只说要去香港拍外景，可能要住上一段时间。父亲虽然老迈，但看着女儿日益严峻的神色，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收拾了几本最珍爱的孤本。

《迎春曲》首映礼的那晚，上海滩下起了暴雨。

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车水马龙，闪光灯此起彼伏。胡枫挽着男主角的手臂，在红毯上最后一次绽放。她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回答记者的提问滴水不漏。

“胡小姐，听说您下一部戏打算尝试悲剧？”

“是啊，人生如戏，总要尝尝不同的滋味。”她微笑着回答，语带双关。

首映礼结束后，庆功宴摆在国际饭店。觥筹交错间，胡枫借口不胜酒力，提前离席。

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寓所，窗外的雨还在疯狂地拍打着玻璃，像无数只手在敲门。胡枫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那个妆容精致的女人。

那是“影星胡枫”，是万人追捧的偶像，是周剑云的摇钱树，是权贵眼中的猎物。

她拿起卸妆棉，一点一点地擦去唇上的红脂，擦去眼角的眼线，擦去脸上厚厚的粉底。

每一擦，都像是在剥离一层皮。

直到镜子里出现一张素净、苍白，眼角带着细细纹路的脸。那是何苹，是那个曾经在苏州园林里读诗的女孩，也是那个在百乐门咬牙求生的舞女。

她站起身，脱下那件价值不菲的丝绒旗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床上。然后，她换上了一套普通的阴丹士林布衫，穿上一双平底布鞋。

墙上的挂钟指向凌晨三点。

楼下，一辆不起眼的黑色出租车已经在雨中等候。车里坐着惊惶未定的父母。

胡枫提起那只装满“身家性命”的小皮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她奋斗了十年的地方。这里有她的青春，有她的荣光，也有她的屈辱。

“再见，胡枫。”

她对着空房间轻声说道，然后关上灯，关上了这扇通往名利场的大门，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漆黑的雨夜。

05

这是一张没有归期的船票。

轮船拉响汽笛，沉闷的呜咽声在黄浦江上空回荡。江面上雾气弥漫，外滩万国建筑群的剪影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座巨大的海市蜃楼。

何苹站在甲板上，海风吹乱了她简朴的短发。她看着那座城市一点点后退，变小，直到消失在灰色的海平线下。那一刻，她感到一种强烈的晕眩，不是因为晕船，而是因为一种灵魂被生生撕裂的痛楚。

她只有二十七岁，却感觉已经过完了一生。

到了香港，何苹并没有像其他逃难来的明星那样，急着去拜码头、找电影公司复出。她深知，换个地方继续做戏子，不过是从一个笼子跳进另一个笼子。

她给自己改回了原名，何苹。

在浅水湾附近，她租下了一间不大的铺面，开了一家花店。

这里没有人认识“影星胡枫”，只有一个说话轻声细语、插花手艺极好的何老板。

她每天清晨去花卉市场进货，修剪枝叶，包扎花束。她的手，曾经戴着价值连城的翡翠，曾经在无数权贵的酒杯间周旋，如今却满是花刺留下的细小伤口和泥土的味道。

但她觉得踏实。每一分钱，都是靠劳动换来的，干净，安心。

日子像流水一样平缓地流过。

偶尔，她会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昔日故人的消息。

1957年，报纸上登出豆腐块大小的新闻：一代歌后周璇在上海病逝，年仅37岁。

那天，何苹在花店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她看着手里的一朵白菊，想起了当年在摄影棚里那个缩在椅子上哭泣的瘦小身影。周璇这一生，一直在找爱，一直在被骗，最后疯了，死了。

如果当初自己贪恋那一点虚荣，留在了上海，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

1968年，又传来了上官云珠跳楼的消息。那个曾经艳压群芳的女人，终究没能熬过时代的严冬。

何苹关上店门，给父亲上了一炷香。父亲在来香港的第三年就走了，走得很安详。临终前，他拉着何苹的手说：“苹儿，你选对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七十年代，何苹移民去了美国旧金山。

为了生计，她考了教师资格证，在一所华人学校教中文。她教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孩子念唐诗，讲《红楼梦》。

没人知道这位头发花白、衣着朴素的老太太，曾经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

只有一次，学校组织义演。一个年轻老师因为紧张怯场，上不了台。何苹路过后台，拍了拍她的肩膀，微笑着说：“别怕，把台下的灯光当成太阳，把观众当成木头。”

然后，她示范了一段身段。仅仅是一个抬手、一个回眸，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优雅与风情，瞬间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

2025年，旧金山的一家养老院。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轮椅上。一位105岁的老人正闭着眼睛晒太阳。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像一张揉皱了的旧地图，但皮肤依然透着一种温润的光泽。

一位年轻的华裔记者蹲在她面前，小心翼翼地问：“婆婆，听说您以前在上海拍过电影？您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老人缓缓睁开眼睛。那双眼睛，浑浊却依然清澈，像两汪深不见底的古井。

她看着面前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仿佛透过了他的脸，看到了八十多年前那个站在百乐门门口、在大雨中攥紧拳头的自己。

记得吗？怎么会不记得。

那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那胶片转动的咔哒声，那无数个夜晚的担惊受怕，那一张张贪婪或绝望的脸庞。

“忘了。”

老人轻轻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孩童般狡黠的笑意，“那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是个卖花的。”

记者有些失望，起身告辞。

老人看着窗外，一只蝴蝶停在了玻璃上，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粉般的光芒。

她这一生，见过最绚烂的烟火，也走过最泥泞的夜路。她赢了周璇，赢了阮玲玉，不是因为她比她们美，也不是因为她比她们红，而是因为她懂得在最该转身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转身。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她闭上眼睛，在温暖的阳光里，沉沉睡去。这一次，梦里没有上海的雨，只有苏州老家那棵红得像火一样的枫树，在秋风里沙沙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