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翟导为电影基金会四位常务理事绘制头像（右起张良、翟俊杰、马精武、江平）
著名导演、编剧翟俊杰因病于2025年12月23日在京逝世，享年84岁。从1986年执导《血战台儿庄》开始，翟导先后三拍长征，还有《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决战》《惊涛骇浪》等等，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了中国军事电影的经典，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翟导本人也在2005年获国家人事部和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23年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本报特邀与翟导有过多年交往的江平导演，以及曾经邀请翟导到本报开办讲座的记者撰文，共同纪念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他演戏不是演在脸上是演到骨头缝里
苏北的冬天，是能咬人的。1978年，我十七岁，那时候我是南通市话剧团的学员，在当地巡回演出。
清晨，泰兴街头，寒气像无数根细密的针，从棉袄的每个缝隙扎进来。我缩着脖子，在东进饭店门口排着队，手里捧着的不是碗，是一只搪瓷脸盆——我天生热情，自告奋勇起了大早去为我们剧团里的老演员们买早点。眼下，就等着这盆黄桥烧饼开餐呢！队伍挪得慢，脚趾头在单薄的解放鞋里冻得发麻。就在这时，背后传来浑厚的一声：“小鬼，端个脸盆，给公家买？”
我回头一看，一位解放军叔叔，“三点红”的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眉眼开阔，正冲我笑。听说我是给剧团的老师们代买，他二话没说，大手一揽，就把我让到了他前面。“先给老同志们买，热乎的才好。”他的北方口音，在湿冷的空气里呵出一团团白气，也呵暖了一个少年局促的心。就这么着，我认识了这位一口一个喊我“小鬼”的“解放军叔叔”。他告诉我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叫翟俊杰，在这里拍一部叫做《黄桥决战》的电影。我兴奋极了，冲他喊了一声：“翟叔，您能带我去看你们拍电影吗？”他一口允应。
我们剧团一般都是晚上演出，白天没什么事。我这就摸到了《黄桥决战》的拍摄现场。翟叔演一个专门和新四军搞摩擦打内战的反动派军长李守维。那天是在一个中学的工地上，人造的硝烟有些呛人。刚才还和颜悦色的翟叔，一听导演喊开机，整个人就“沉”了下去。只见他嘴角一撇，眼风斜扫，那股子骄横跋扈、死硬顽固的劲儿，就从眉梢眼角丝丝缕缕地渗出来。他没怎么大呼小叫，甚至台词都压着些，可那份阴沉，那份手握兵权又困兽犹斗的躁戾，让在一旁屏息观看的我，手心都攥出了汗。我才明白，戏，原来可以这么“演”——不是演在脸上，是演到骨头缝里。
晚上，我们剧团演出，翟叔那边不拍，也摸到我们这儿来了。就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我们团的老演员王明承老师，也正演着那个顽固派军长。散了戏，翟俊杰一个箭步跨上台，紧紧握住王老师的手，一口一个“大哥”，喊得又脆又亮。“您那几步走，那说话的腔调，绝了！我得跟您好好学学！”他那神情，哪里像来自电影制片厂的“大演员”，分明就是个见了偶像、掏心掏肺的戏痴。第二天中午，他硬是在东进饭店要了四个小菜，专请王老师。我这个小跟班，竟也荣幸地坐在了那张擦得锃亮的八仙桌旁。
酒是当地的洋河大曲，菜是家常的肉丝炒韭黄、猪肝炒韭黄、腰花儿炒韭黄，还有一个虾米青菜。他给王老师斟酒，也给我这小毛孩倒上小半杯。几口酒下肚，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到戏曲程式，从角色内心谈到镜头前的分寸。他说话时眼睛里有光，手势翻飞，仿佛那些抽象的理论，都化作了眼前活色生香的画面。他说自己不是什么大演员，就是个“文学编辑”，是“普通一兵”。可那种对艺术近乎本能的狂热与虔诚，像一粒滚烫的种子，“啪”的一声，落在了一个十七岁少年懵懂的心田上。从那天起，“翟叔”这个称呼，在我心里扎了根。
艺术上他较真得像头犟牛
缘分这东西，一旦缠上，就甩不脱了。后来，我辗转也进了电影圈。1988年，我竟然在遥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与他重逢。
那时，他刚刚随杨光远导演联合拍摄了《血战台儿庄》，自己又独立完成了《长征》。我那时刚当上执行导演，一有空，就爱猫进他那间烟雾缭绕的剪辑房。他正在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做“后期”。
那是艺术最后的、也最残酷的炼狱。翟叔坐在剪辑机前，像一尊凝固的雕像，只有眼睛在发亮，紧盯着划过画面的每一格胶片。空气里只有“哒、哒”的走片声和他偶尔低沉短促的指令。他和剪辑师吴光灿老师——我的南通同乡，常常争执。为了一个几尺几格的切点，为了一段音乐从何处起止，两人能争得面红耳赤。翟叔急了，会“砰”的一拍桌子，脖子上青筋都暴起来；吴老师虽然是女同志，也是执拗性子，寸步不让。那架势，让旁观的我大气都不敢出。可谁也想不到，一旦出了那间令人窒息的机房，走到厂区外热气腾腾的小酒馆，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两个人，立刻换了天地。翟叔大手一挥：“老板娘，炒粉、猪蹄儿，老样子！酒要烈的！”
他举起酒杯猛地干了，然后，一个劲儿地对剪辑师赔不是：“光灿小妹，抱歉，抱歉，我是个粗人儿，性子急容易上火，但搞艺术又是个细巧活，你把关是对的……不过，你也得给我倒一杯酒，刚才你……你还骂我是军阀呢，哈哈哈。”我在旁边傻眼了。那时候的他，又是那个爽朗爱笑、故事一箩筐的翟叔了。
艺术上，他较真得像头犟牛，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生活里，他却有着孩童般的直率与天真。这奇妙的矛盾，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他的“孩童气”，或许更源于骨子里那深沉的孝。拍《我的长征》时，战火纷飞的片场，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太太，摇着蒲扇，颤巍巍地跟在翟叔身后。那是他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儿子指挥千军万马，声如洪钟；一回头看见母亲，立刻腰也弯了，声也柔了，恭恭敬敬一声“娘”，听得人心头发暖。
有一回，正拍一场重头戏，万马齐喑，气氛肃杀。突然，一个苍老而清晰的声音喊：“停——！”全场愕然。只见老太太拄着拐杖，指着监视器，对一脸错愕的儿子说：“儿啊，你看那红军同志，脚上咋穿着塑料凉鞋？这……这不是你常说的‘穿帮’吗？你总说这‘照片’（她总把胶片叫照片）是国家的，金贵，马虎不得呀！”
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老太太把“胶片”说成“照片”，憨直得可爱。可在一片笑声中，我分明看见，我的翟叔，那位在片场说一不二、铁骨铮铮的将军导演，竟别过脸去，肩膀微微耸动，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那一刻，铁汉柔情，天地动容。他对艺术的“不容沙子”，连最朴素的母亲都懂了，并成了他最严格的“现场监督”。这“穿帮”，穿帮了塑料凉鞋，却透出了母子间最深沉的懂得与最质朴的守护。
对孙道临谢晋导演等前辈的敬重
这份对长辈的敬，不仅给了母亲，也给了所有他敬重的前辈。电影大师孙道临先生筹拍《詹天佑》，邀他与我，说是“三代同堂”，共谱一曲。翟叔兴奋得像孩子，拉着我去孙先生武康路的家拜访。
孙夫人王文娟老师熬了绿豆汤，用小巧的瓷盅款待。翟叔连喝几盅，咂咂嘴，忽然对王文娟老师笑道：“嫂子，这绿豆汤真好，可您用这肚脐眼儿大的酒盅，喝得不过瘾啊！您把那锅端给我成不？”一屋子的文雅，被他这憨话搅得热气腾腾，孙先生指着他也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孙先生偶然提起北平冬日澡堂的惬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翟叔悄悄嘱咐我：“小江平，在上海找找，有没有老式的大池子？”我跑遍老城南市区，终于寻着一处。一个冬日午后，我们三代人，叫了辆出租车，真就“赤诚相见”了。氤氲的热气里，三个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岁的男人，泡得皮肤发红，聊着詹天佑，聊着电影，聊着人生。
翟叔感慨：“这真是‘赤诚’相见啊！”而孙先生闭着眼，喟然长叹：“八十岁了，没想到还能这样泡一回大池，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后来电影虽未合作成，但那池热水暖出的情谊，一直流淌着。孙先生仙逝，翟叔连夜乘“红眼”航班飞抵上海，直奔灵堂，在遗像前长拜。那一刻，他不是导演，只是一个痛失尊长、执弟子礼的学生。
对恩师谢晋导演，他同样是这般至情至性。他能把《高山下的花环》的镜头背下来，分析得丝丝入扣。谢导说他是知音。谢导走后，追悼会上人山人海，翟叔见我张罗着忙乎，二话不说就帮忙维持秩序，忙前忙后，汗水涔涔，不知情的，还真以为穿着迷彩服军装的他是殡仪馆的保安。这就是他，从未把自己当什么“人物”，在老百姓中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兵。
“我们的镜头，生来就是为人民说话的”
他拍《我的法兰西岁月》，为了捕捉川东神韵，扎进村里，一住就是多月。
掀老乡的锅盖，看米缸还有多少粮；坐在门槛上，一晌午就听老人“摆龙门阵”。演员台词带了儿化音，他急得跺脚：“这是南方！要说‘我们’，不是‘咱们’！”道具拿来青花细瓷碗，他眼睛一瞪：“乡野小店，哪来这么精细的东西？换陶碗！记住，不要黑陶，那是北方的！”草木皆兵，细节皆戏。他说：“艺术这东西，哄不了人。你心里没有人民，镜头里就装不下江山。”
他最爱陈毅元帅的诗：“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他说，这不是口号，是他的来时路。18岁，他就在修筑青藏公路的部队文工团里，用冻僵的手打快板，鼓舞士气。生死高原，冰河铁马，是人民用最质朴的信念滋养了他艺术的根。
后来他虽考入高等学府，身居要职，但底色从未变过。他病重的时候，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老艺术家的回信，对“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这两句话反复咀嚼，他说：“我们这辈人，就该这样。因为我们的笔、我们的镜头，生来就是为人民说话的。”
如今，翟叔已远去。可闭上眼，我总看见两个画面交替浮现：一个是泰兴寒冬，那个把陌生少年让到身前的绿色身影；另一个，是剪辑房里，为了一格胶片与同事争得面红耳赤、而后嘻嘻哈哈去吃炒粉的“老男孩”。前者是仁厚，后者是赤诚；前者关乎做人，后者关乎艺术。而贯穿其中的，是他对土地、对人民、对艺术那份近乎笨拙的、滚烫的虔诚。
那只在东进饭店门口接过烧饼的搪瓷脸盆，后来我一直保存着。但我更知道，翟叔用他的一生，为我，也为无数人，端来了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一盆滚烫的、名为“如何做人、如何做艺”的精神食粮，足以暖透此后一生的每一个寒冬。盆沿或许已有磕碰，但那热度，历久弥新。翟叔，您这盆“烧饼”，我们慢慢吃，细细品，一直，一直。
文并供图/江平（作者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中影集团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