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演员闫学晶因为一些有争议的言行，被平台给封了，代言的合作也解约了。她的言论还整出了“酸黄瓜”这么个又搞笑又有点苦涩的新词。

从李佳琦说“哪里贵了”，到疯狂小杨哥惹出的一堆事儿，再到闫学晶那像“何不食肉糜”一样让人无语的话，有个挺让人闹心的事儿慢慢就清楚了：有些本来是从底层拼出来的公众人物，挣了大钱、成了大腕之后，好像不光和过去的生活彻底断了联系，说话做事的时候，对以前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点儿都不关心，甚至还看不起人家。这就让人忍不住想问：咋的，往上爬的梯子，到有些人这儿，就变成自己爬上去之后抽走，还踩上几脚的木板啦？

回头看看这些事儿，套路都差不多。李佳琦，从化妆品柜台的小哥，变成了直播界的大明星，就因为不理解普通消费者心疼钱，一下子人设就崩了；小杨哥团队，靠草根搞笑火起来的，可有钱之后，老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行、说话不过脑子惹麻烦；闫学晶，以前演农村妇女演得可好了，大家都夸，现在倒好，让人说和现实脱节，说话那股子高高在上的劲儿，和普通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他们说的那些话能闹得这么大动静，不光是因为他们忘了自己咋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儿就像一面三棱镜似的，让咱看出现在社会上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焦虑：那些本来和咱们一样的人，好不容易往上走了一步，不但没想着拉咱一把，反而给咱砌了堵墙，甚至把普通人的难处当成是“酸”和“没本事”。成功啊，好像在他们那儿变成了一场“背叛”过去自己的戏。

这种现象的滋生，是个人心态与结构性环境交织的产物。

首先，是剧烈社会流动中的“认知失调”与身份焦虑。

当一个人迅速脱离原有阶层，其社会坐标与认知体系面临重构。为了在新环境中获得认同、稳固地位，一种本能的策略便是与过去进行“符号性切割”——通过否定旧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来急切地证明对新归属的忠诚。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可能导致他们对仍在奋斗的同胞产生无意识的优越感，将个人际遇完全归功于自身努力，从而陷入“优绩主义”的陷阱。

其次，是经济资本膨胀必然伴随的“感知鸿沟”。

当财富积累到以亿计，日常消费的参照系彻底颠覆。曾经的“昂贵”变得“平常”，曾经的“奢侈”成为“日常”。这种“经济性失忆”使他们难以共情普通人的物价焦虑与生计压力。更关键的是，顶流生活往往被团队、粉丝与商业利益层层包裹，形成一个信息茧房，进一步隔绝了真实世界的烟火气与叹息声。

再次，是扭曲的“成功叙事”与商业逻辑的共谋。

我们的社会文化热衷于渲染“草根逆袭”的神话，却常将其简化为纯粹个人奋斗的胜利，忽视了时代机遇、行业红利与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这种叙事鼓励了一种“自我创造”的幻觉。与此同时，在高度竞争、赢家通吃的市场逻辑下，尤其是娱乐与直播行业，“踩踏”有时被错误地等同于“上进”，保持与底层的“距离”被视作维持“高级感”的手段。

最后，是话语权与责任的严重失衡。

这些公众人物坐拥数千万粉丝，其一言一行具有巨大的符号意义。当他们用轻描淡写的姿态谈论普通人沉重的生存议题时，其伤害是双重的：既是对特定群体的漠视，更是对“努力就有回报”这一社会公平信念的嘲讽。公众的愤怒，既是对个人的失望，更是对资源与话语权分配不公的情绪宣泄。

个体的迷失固然值得批评，但若仅止于道德谴责，便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普遍现象，更应促使我们进行多层面的深层反思：

真正的强大与成熟，在于能否整合过去与现在，形成一种包容、自省的连贯身份认同。保持与根源的联结，主动突破信息茧房去倾听多元声音，是防止成功沦为“空中楼阁”的根基。影响力越大，对共情能力与社会责任的修炼就应越深。

我们需要共同构建一种更健康、更全面的“成功观”。成功不应被狭隘定义为财富与名气的飙升，更应包含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来路的铭记、对他人的善意。媒体与舆论在讲述逆袭故事时，应有意识地呈现其全貌，肯定个人奋斗的同时，不遮蔽结构性因素与集体支持的价值。

每一次类似的舆论事件，都是一次公共讨论的契机。我们的关注与批评，应超越对个别人的嘲讽，转而审视培育这种现象的土壤：是哪些制度与文化因素，让“切割过去”成为部分人向上爬升时的潜规则？我们又该如何建设一个让成功者无需“背叛”过去也能获得认可的社会环境？

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让向上的通道畅通无阻，但这条通道不应是单向的电梯，让人上升后便与楼下风景永隔。它更应是一座盘旋而上的阶梯，让人们在高处仍能看见、理解并关怀下方的身影。因为所有的“我们”，都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所有的“他们”，都构成了“我们”共同来处的土壤。当成功不再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而是带着来处的记忆与温度走向开阔，那或许才是个人与时代共同进步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