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演员闫学晶在直播中谈及儿子生活现状，语出惊人。她表示，32岁的儿子一年需要挣“百八十万”家庭才能运转，但儿子作为演员年收入仅几十万元，儿媳从事音乐剧年收入不足十万元，家庭入不敷出。

这番言论迅速引发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质疑其有炫富之嫌，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她代言的品牌“佐香园”更遭到部分网友抵制。

事件发酵一周后，品牌方于1月5日回应称，法务部正在评估代言合同。闫学晶的儿子则表示，家人从未就此事公开回应，网上流传的所有所谓“回应”均不属实。

明星“卖惨”为何总失灵？

闫学晶描述的儿子家庭状况，年收入几十万元、妻子收入不足十万元，却需要负担北京房贷、育儿、教育等，年开销高达80万元至100万元。在普通人看来，这组数字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认知冲击。对于绝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年收入几十万元已是难以企及的目标。

闫学晶口中“不够花”的年入四十万元，与普通人的生存现实形成反差。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3214元，即便一个三口之家，年均消费也仅十余万元。

当一日片酬相当于普通人十年劳作，当“基本生活需求”被重新定义为常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创作者对普通人生活境遇的理解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扭曲。

“儿子如果在电视剧行业坚守会很难，压力非常大，另外一个出路就是跑横店闯一闯。”闫学晶本人出身农民家庭，从业余小剧团演起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当她觉得儿子去横店是“被迫无奈”的选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来时的路。

当明星与大众失去“共同语言”

从郑爽“日入208万元”的惊人数字，到苏芒对650元日餐费的轻蔑，再到闫学晶为儿子“哭穷”引发的哗然，本质上反映的是明星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日益扩大的认知鸿沟。这种鸿沟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上，更体现在对“困难”与“压力”的感知与定义上。

对于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明星家庭来说，压力可能来自维持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社交圈层或子女教育路径；而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压力则来自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

闫学晶并非首个因“哭穷”而翻车的公众人物。此前，演员董洁也在带货直播间吐槽，称儿子一年的马术、高尔夫等课外班费用稳稳超过100万元，一边感慨“快养不起了”，一边又坚持这些奢侈课程“一个都不能少”。

这类言论之所以让网友反感，是因为它们与普通人的生活现实严重脱节。普通家庭的孩子请个大学生家教，父母都可能感到压力巨大，而那些昂贵的课外班，大多数人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演员秦海璐曾直言，演员一部戏的片酬够老百姓过一辈子；葛优也坦言“干演员这行不辛苦，给的钱挺多”。这些才是行业内的实在话。

明星公开抱怨收入低、压力大、生活苦，之所以让人反感，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懂真正的普通人生活有多难。当明星在直播间倒苦水时，普通人正在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

流量时代更需守住敬畏之心

闫学晶风波并非个例，它为所有公众人物与品牌敲响了警钟。

作为从二人转演员成长起来的一级演员，闫学晶曾凭借朴实角色积累了“亲民”人设，却在直播流量中迷失了自我。从关闭评论区、投诉吐槽博主，到用尖锐言辞硬刚网友，一系列操作彻底消耗了大众好感，甚至让其原定参与的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前景不明。

对公众人物而言，敬畏之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份敬畏，是对受众的尊重，明白每一份关注都源于信任；是对言行的克制，知晓聚光灯下无小事；是对责任的坚守，主动传递正向价值观。在信息传播飞速的当下，公众人物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唯有守住言行边界，才能行稳致远。

文艺工作者需扎根人民

其实，文艺工作者获得体面收入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否必然伴随着对生活根基的疏离？历史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呐喊，到鲁迅对祥林嫂命运的深切凝视，他们的深刻正源于此：始终将文艺的根系深植于最广阔的生活土壤。

当前影视业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如何创造更高的票房或收视，而是如何重建与人民的实质性联结——文艺创作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这并非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过着清贫生活，而是呼唤一种自觉的、持续的、真诚的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从俯视到平视，从想象到理解，唯有如此，文艺才能找回它打动人心的力量。

记者/刘丹

编辑/尹玮 校读/李乐

初审/胡兆红 终审/李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