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香港回归,我在街头卖唱,一个富婆递给我一张名片

港台明星 4 0

铜锣湾的傍晚,像一块被汗水浸透的湿毛巾,拧一把,能滴下半斤油。

紫红色的霓虹灯开始一片片亮起,把维多利亚港吹来的风都染上了几分暧昧的颜色。

我靠在时代广场的墙根,怀里抱着我那把破木吉他。

琴身上贴着一张磨花了的Beyond乐队贴纸,黄家驹的脸在夕阳里,有一种不甘心的倔强。

我的嗓子有点干,今天唱了一下午,从《光辉岁月》唱到《情人》,从陈百强唱到张学友,换来的,是琴盒里稀稀拉拉的几枚硬币。

叮当。

一枚五元硬币。

抬头,是个穿着校服的女学生,脸红扑扑的,对我说了声“加油”,然后迅速跑开,消失在人潮里。

加油。

我在心里咀嚼着这两个字,尝到了一丝苦涩的甜。

来香港三年了,从东莞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一头扎进这片光怪陆离的水泥森林。我以为我的嗓子,我的原创歌曲,能在这里砸出点声响。

结果,声响没有,回音全是肚子的咕咕叫。

明天就是七月一日了。

1997年7月1日。

收音机里,电视上,报纸上,全是关于“回归”的消息。街上挂满了国旗和区旗,红色的海洋,看起来喜庆又陌生。

有人兴奋,有人忧虑,有人忙着移民,有人忙着发财。

而我,只关心今晚的猪脚饭,能不能多加一块卤豆腐。

我清了清嗓子,手指拨动琴弦,准备唱最后一首。

就唱我自己的歌吧。

那首我写在无数个失眠夜晚,写在天台看着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为我而亮的歌。

歌名叫《浮城》。

“霓虹在闪烁,我在人海里漂泊,谁的眼神,曾为我停留过……”

我的声音不算高亢,带着一点沙哑,像是被香港潮湿的空气和坚硬的现实反复打磨过的砂纸。

我闭上眼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唱着天星小轮的汽笛,唱着庙街的嘈杂,唱着兰桂坊的孤独,唱着我那个只有一张床和一把吉他的,位于深水埗的劏房。

一曲终了。

我睁开眼,琴盒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纸。

不是钞票。

是张名片。

象牙白的底色,设计极简,只有烫金的几个字。

陈瑛琳。

安信艺术投资,总监。

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纸张的质感很硬,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水味,不是街上那些廉价香水的味道,是更清冷、更高级的味道。

我猛地抬起头,在流动的人群里搜索。

一个背影。

一个穿着剪裁得体的米色套裙的女人。

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身姿挺拔,像一只白天鹅,步履从容,与周围行色匆匆的人群格格不入。

她没有回头。

我捏着那张名片,心脏不合时宜地狂跳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炸开。

星探?可她不是唱片公司的。

艺术投资?投资我这个卖唱的?

别开玩笑了。

也许,她只是觉得我可怜,又不想给钱,用一张名片来打发我?

或者,是某种更不堪的暗示?

我看着那个即将消失在地铁口的背影,又低头看看手里的名片。

陈瑛琳。

这三个字,在傍晚的霓虹灯下,泛着一层虚幻而诱人的光。

我突然觉得,手里的名片,比我琴盒里所有的硬币加起来,还要重。

回到深水埗那栋唐楼,已经是晚上十点。

楼道里混杂着饭菜、油烟和劣质清洁剂的味道,墙壁上渗着水渍,贴满了通渠、开锁的小广告。

我的房间在天台,是僭建的铁皮屋,冬冷夏热。

唯一的优点,是推开门,能看到一小块香港的天空。

我没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杂乱光线,把琴盒里的硬币倒在床上。

二十七块五。

勉强够明天一天的饭钱。

那张名片被我单独放在口袋里,现在,我把它掏出来,放在桌上。

在昏暗的光线下,那圈金边显得格外刺眼。

我冲了个凉,赤着上身,坐在床沿,拿起吉他。

手指胡乱地拨着弦,脑子里却全是那个女人的背影。

她走路的姿attitudes,她手腕上那只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还有那股清冷的香水味。

她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像山顶豪宅和深水埗劏房,永远不会有交集。

可这张名片,像一座突然出现的桥,连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桥的那一头,是什么?

是机会?还是陷阱?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受够了每天数着硬币过活的日子。

我受够了我的歌,只能唱给来来往往、面目模糊的人群。

我才二十二岁,我不甘心。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有去卖唱。

我拿着那二十七块五,去楼下的茶餐厅,点了一份从来舍不得吃的,A餐。

双蛋,火腿,牛油多士,还有一杯热奶茶。

我吃得很慢,像是某种仪式。

吃完,我站在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手里攥着那张名片,掌心全是汗。

电话号码被我的汗浸得有点模糊。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喂,你好,安信投资。”

一个声音很甜,但语调毫无波动的女声响起,应该是秘书。

“你好,我……我找陈瑛琳女士。”我的声音有点发紧。

“请问你哪位?有预约吗?”

“我……我没有预约。是陈女士昨天给了我一张名片。”

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然后是短暂的沉默。

“先生,不好意思,陈总今天的行程已经排满了。”

果然。

我心里一阵失落,意料之中,却还是难受。

“那……那好吧,打扰了。”

我正要挂电话。

“请等一下。”对方突然说,“请问,你是不是一位在铜锣湾唱歌的先生?”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是,是我。”

“陈总交代过,如果你打电话来,让你下午三点,到中环总公司来一趟。”

下午三点,中环。

我挂了电话,站在街边,看着周围车水马龙,一时间有些恍惚。

这就……约上了?

我翻遍了衣柜,找出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

一件白衬衫,一条深色牛仔裤。

衬衫是我来香港面试时买的,后来再也没穿过,压在箱底,皱巴巴的。

我用一个装满热水的搪瓷杯,小心翼翼地把衬v领熨平。

鞋子也刷了,头发也用水抹了又抹。

下午两点,我坐上了去中环的地铁。

地铁里冷气很足,我却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一遍遍地想,待会儿见到她,该说什么?

该怎么介绍自己?

是卑躬屈膝,还是不卑不亢?

越想越乱。

走出中环地铁站,我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步履匆匆,脸上写着“精英”两个字。

这里的空气,都好像比深水埗要稀薄一些。

安信投资在交易广场。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脖子都酸了,才看到楼顶。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误入瓷器店的野猫,浑身不自在。

走进大堂,冰冷的空调风让我打了个哆嗦。

前台小姐穿着精致的套装,妆容完美,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觉得自己身上那件熨烫过的衬衫,瞬间又皱了。

“我找陈瑛琳女士,约了三点。”

“请问贵姓?”

“我姓林,林杰。”

她查了查电脑,然后递给我一张访客证。

“三十六楼,陈总的秘书会在电梯口等你。”

电梯上升得很快,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三十六楼。

电梯门打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穿着职业套裙的女孩站在门口。

她就是电话里那个声音。

“林先生?”

“我是。”

“你好,我叫Connie,是陈总的助理。这边请。”

她领着我穿过一条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走廊两边挂着我看不懂的画。

整个空间安静得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

Connie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门。

“陈总,林先生到了。”

一个宽敞得不像话的办公室。

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整个维多利亚港。

我甚至能看到对岸尖沙咀的文化中心。

陈瑛琳就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她抬起头,看向我。

她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没穿外套,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

还是那张脸,清冷,优雅,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坐。”

她指了指我对面的椅子。

我拘谨地坐下,只敢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喝点什么?咖啡?茶?”

“白水就好,谢谢。”

Connie很快端来一杯水。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紧张得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

“林先生,是吗?”她先开口了。

“是,我叫林杰。”

“昨天你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浮城》。”

“自己写的?”

“是。”

她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很平和,却像X光,能把我从里到外看穿。

“你在香港多久了?”

“三年。”

“为什么来香港?”

“为了……音乐梦想。”我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

“现在看来,梦想实现得不太顺利。”

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嘲讽,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的脸有点发烫。

“是。”

“除了在街上唱歌,还做什么?”

“偶尔去酒吧串场,或者在工地上打打零工。”

“住在哪里?”

“深水埗。”

她问得很细,像是在做背景调查。

我一一如实回答。

反正我一穷二白,没什么不能说的。

问完,她又沉默了。

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坐立不安,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只是好奇一个街头歌手的生活。

“林杰。”她突然叫我的名字。

“嗯?”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机会?”

“我成为你的赞助人。”

“赞助人?”我完全没明白。

“我给你提供住所,提供生活费,给你请最好的老师,学乐理,学声乐,学乐器。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专心创作。”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什么意思?

包养?

这个词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自尊心。

我的脸瞬间涨红。

“陈女士,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看着我,嘴角第一次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因为我昨天听了你的歌。”

“就因为一首歌?”

“一首歌,就够了。”她淡淡地说,“我在你的歌里,听到了一种东西。一种很久没听到过的,真实的东西。”

“真实?”

“是。现在的唱片市场,太多流水线产品,太多无病呻吟。而你,你的歌里有生活,有挣扎,有不甘。虽然粗糙,但很动人。”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投资艺术品,画,雕塑,古董。偶尔,也投资人。”

投资人。

我感觉自己就像她办公室里摆着的那些艺术品一样,被她审视着,估价着。

“我不需要你回报我什么,也不需要你履行任何……你不愿意的义务。”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补充道,“这是一份纯粹的艺术赞助。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在你有资格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之前,你所有的作品,都不能发表,不能出售。”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你的才华,过早地被市场消耗掉。我希望你像一块璞玉,被慢慢地,精心地打磨,直到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她的话,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很清澈,不像是在开玩笑。

住所,生活费,最好的老师,专心创作……

这些词,对我来说,像是天方夜谭。

我来香港三年,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为的就是这个。

现在,机会就摆在我面前。

可是,代价呢?

天底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

“我需要……考虑一下。”我艰难地说。

“当然。”她点点头,“这是应该的。这张卡你拿着,想清楚了,就来找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写着地址的便条,推到我面前。

“密码是六个八。里面的钱,够你先安顿下来,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我看着那张卡,像看着一块烙铁。

“我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等你将来成功了,十倍还我。”她笑了笑。

我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张卡和地址。

走出交易广场,外面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塑料卡片,我感觉我的命运,好像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变了。

我没有马上回家。

我去了湾仔,坐上了天星小轮。

我站在船头,吹着海风,看着两岸的风景慢慢后退。

一边是繁华的中环,一边是烟火气的尖沙咀。

我就像这艘渡轮,被夹在两个世界中间。

我的脑子里很乱。

陈瑛琳,她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要帮我?

仅仅因为一首歌?

我不信。

但我又无法拒绝那个诱惑。

一个可以让我安心创作,不用再为三餐发愁的机会。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把那张银行卡拿出来,在自动取款机上查了一下余额。

一串零。

我数了三遍。

十万。

十万港币。

我当时就愣在了取款机前,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催我,我才回过神来。

我取了一千块钱,捏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很不真实。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了庙街,点了一桌子的避风塘炒蟹、椒盐濑尿虾。

还叫了一瓶啤酒。

我一个人,坐在嘈杂的大排档里,吃得酣畅淋漓。

旁边桌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回归,谈论着未来。

而我,也在思考我的未来。

是继续在街头卖唱,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守着那点可怜的自尊?

还是接受这个女人的“赞助”,走进一个未知的,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的世界?

我喝光了最后一口啤酒,做出了决定。

我选择后者。

因为,我不想再过现在这种日子了。

我不想我的梦想,最后真的变成一个笑话。

陈瑛琳给我的地址,在半山。

麦当劳道。

光是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不是我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一栋看起来很高级的公寓。

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我报上了陈瑛琳的名字,他立刻变得恭敬起来,帮我打开了门。

公寓在十五楼。

打开门,我再次被震惊了。

一个至少一百多平米的单位,装修是简约的北欧风格,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客厅里有一面墙的书架,还有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

推开落地窗,是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上摆着藤椅和咖啡桌,可以俯瞰大半个香港的夜景。

这里,比我那个劏房,好了不止一万倍。

桌上留着一张便条,是Connie写的。

“林先生,冰箱里有食物。你的音乐老师,下周会开始上课。有任何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

下面是她的电话号码。

我把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放在玄关。

然后,我开始参观我的“新家”。

我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各种我见都没见过的进口食品。

我走进卧室,床又大又软。

我打开衣柜,里面空空如也。

我走到那架钢琴前,小心翼翼地掀开琴盖,按下一个琴键。

叮——

清脆的音符,在空旷的房间里回响。

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林杰,一个从内地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一个在香港街头卖唱的流浪歌手,竟然住进了半山的豪宅,有了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

这一切,都像一场梦。

一场不真实的,随时可能会醒的梦。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不再需要去卖唱,不再需要为房租和饭钱发愁。

每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家”里。

看书,练琴,写歌。

每周,会有三位老师来给我上课。

一位是教乐理的大学教授,一位是教声乐的歌剧演员,还有一位是教吉他和编曲的著名音乐人。

他们都很专业,也很严厉。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我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充实。

但我心里,却始终有一种不安。

我和陈瑛琳,自从那天在中环见过一面后,就再也没见过。

她没有联系我,我也不敢联系她。

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Connie。

每周,Connie会打一次电话给我,询问我的学习进度和生活情况,然后告诉我,下周的生活费已经打到我卡上。

不多不少,每周五千。

我成了一个被圈养起来的“艺术家”。

这种感觉很奇怪。

一方面,我享受着这种衣食无忧,可以专心创作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又感觉自己像一只金丝雀,住着华丽的笼子,却失去了自由。

我的朋友,那个和我一起在旺角卖过唱的肥仔,来找过我一次。

他看着我的新家,眼睛都直了。

“阿杰,你……你这是发财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我说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她很欣赏我的才华,愿意资助我。

肥仔的表情很复杂。

“阿杰,你小心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有钱人,他们的心,比谁都黑。”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别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肥仔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当然知道。

但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开始疯狂地写歌。

我把我这几年的经历,我的痛苦,我的迷茫,我的希望,全都写进了歌里。

我的创作能力,在那些专业老师的指导下,飞速进步。

我的编曲,不再是简单的吉他和弦。

我的歌词,也变得更加凝练。

但我的歌,还是充满了那种底层挣扎的,粗粝的生命力。

因为,那些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我忘不掉。

我写了一首又一首。

《深水埗的月光》、《天桥上的独白》、《十万块的梦》。

我把它们录成demo,存在一盘盘磁带里。

我遵守着和陈瑛琳的约定,没有给任何人听,也没有拿出去卖。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验收成果”。

我只能等。

这种等待,让我感到焦虑。

回归那天,七月一日,香港下着大雨。

我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看着电视上的交接仪式直播。

当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改变,会给我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在那天晚上,我接到了Connie的电话。

“林先生,陈总今晚想见你。”

我的心,猛地一紧。

“在哪里?”

“石澳,陈总的家里。”

石澳。

那是香港真正的富人区,别墅区。

Connie开车来接我。

车子在雨夜里穿行,最后停在一栋面朝大海的白色别墅前。

一个穿着旗袍,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女佣开了门。

“林先生,请进,夫人在楼上书房。”

我跟着她走上盘旋的楼梯。

整个别墅,装修是中式的,墙上挂着很多水墨画和书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书房的门虚掩着。

我看到陈瑛琳,正坐在一张书桌前,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海。

窗外,是漆黑的大海,和瓢泼的大雨。

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和落寞。

“你来了。”

她没有回头。

“陈女士。”

“坐吧。”

我坐在她身后的沙发上。

“这几个月,过得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

“老师们都说,你很有天分,进步很快。”

“我只是……很努力。”

“我知道。”

她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

她今天没有穿职业装,而是穿了一件很居家的丝质长裙,没有化妆,看起来比在办公室里柔和一些,也憔悴一些。

“我听了你写的歌。”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Connie把demo拿给我了。”

“……你觉得,怎么样?”我紧张地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很好。”她说,“比我预期的,还要好。”

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她话锋一转,“太苦了。”

“苦?”

“是。你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在控诉,在呐喊。你的愤怒,你的不甘,都写在脸上。”

“我……我写的就是我的生活。”

“我知道。”她点点头,“但这不是我想听到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你,想听到什么?”

“我希望你的歌里,能多一点阳光,多一点温暖,多一点……爱。”

爱?

我愣住了。

“商业市场,需要的是这些。能抚慰人心的,能让人产生美好幻想的。而不是你这种,把血淋淋的现实撕开给人看的东西。”

“可我不会写那种歌。”我倔强地说,“那是假的。”

“你可以学。”她说,“艺术,有时候也需要包装。”

“我不想包装。”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们两个,就在这间豪华的书房里,对峙着。

窗外,雨声越来越大。

“林杰,”她叹了一口气,语气软了下来,“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多疑问?”

“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有所图谋的,冷冰冰的商人?”

我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她突然笑了,那笑容,带着一丝自嘲和悲凉。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你吗?”

“因为……我的歌?”

“是,也不全是。”

她站起身,走到一个书架前,从上面拿下来一个相框。

她把相框递给我。

相框里,是一个年轻男孩的照片。

他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白色的演出服,怀里也抱着一把吉他,笑得阳光灿烂。

我看着那个男孩,突然觉得,有点眼熟。

他的眉眼,他的神情,竟然……和我有几分相似。

“他是我儿子。”陈瑛琳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察的颤抖。

“他叫家明。他和你一样,热爱音乐,也想成为一个歌手。”

“五年前,他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和朋友去飙车,出了意外,走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我终于明白了一切。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注意到我。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帮助我。

原来,我只是一个替代品。

一个……影子。

“那天在铜鑼灣,你闭着眼睛唱歌的样子,和他太像了。”

“我看着你,就像看到了我的家明,如果他还在,大概也是你这个样子。”

她的眼圈,红了。

我手里的相框,变得无比沉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安慰的话,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对不起。”我最后只能说出这三个字。

“不关你的事。”她摇摇头,从我手里拿回相框,小心翼翼地擦了擦,放回原处。

“我帮你,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你像他。我把你当成一种寄托,我想在你身上,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

“但是,”她看着我,目光变得复杂,“这几个月,我听着你的歌,看着你的成长,我发现,你不是他。”

“你比他,更有才华,也比他……更苦。”

“你的音乐里,有他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是真正打动我的地方。”

“所以,我改变主意了。”

“什么?”

“我不想再把你打造成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偶像。我想让你,就做你自己。”

“做……我自己?”

“对。你就写你那些‘苦’歌,写你的挣扎,你的愤怒。我要让全香港的人,都听到你真实的声音。”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你说真的?”

“我从来不开玩笑。”

“可是,你刚才还说,市场不需要这些……”

“市场是可以被创造的。”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个成功商人特有的,自信而锐利的光芒。“只要包装得当,真实,本身就是最大的卖点。”

“我要为你组建一个团队,为你办一场前所未有的,个人作品发布会。”

“不,那不叫发布会。那叫,一场行为艺术。”

“主题就是,一个底层青年在盛世下的呐喊。”

“时间,就在今年年底。”

她描绘的蓝图,让我心潮澎湃,却又感到一丝寒意。

我感觉自己,从一个“替代品”,变成了她手里一件更精美、更独特的“艺术品”。

她要向世人展示我,展示我的“苦难”和“真实”。

我,连同我的音乐,都成了她投资版图里,最新,也是最特别的一项。

“你愿意吗?”她问我。

我看着她,这个掌控着我命运的女人。

我还有得选吗?

我苦笑了一下。

“我愿意。”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一个更专业,也更身不由己的阶段。

陈瑛琳为我组建了一个顶级的团队。

制作人,是给天王巨星写过无数金曲的雷颂德。

形象设计师,是香港最前卫的时尚教母。

宣传团队,更是业内最顶尖的公关公司。

我搬出了麦当劳道的公寓,住进了录音室旁边的酒店。

每天的生活,就是和雷颂德一起,一遍遍地打磨我的那些歌。

他很欣赏我的原创,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的不足。

我的编曲,我的唱功,在他的调教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升。

我的那些粗糙的,充满原始力量的歌,被他注入了更丰富的音乐元素。

摇滚,蓝调,甚至一点点古典。

它们变得更精致,更高级,但内核,还是我的。

那种不甘和愤怒,被包装得更具艺术感。

与此同时,形象设计师开始对我进行“改造”。

他让我留长了头发,微卷,染成了深棕色。

他给我搭配的衣服,都是一些我叫不出牌子的,看起来旧旧的,却又剪裁独特的衣服。

他说,我的形象,要符合我的音乐气质。

颓废,忧郁,敏感,又带着一丝倔强。

我每天对着镜子,看着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心里很茫然。

我是谁?

我还是那个在深水埗天台上,光着膀子弹吉他的林杰吗?

公关团队则开始为我造势。

他们没有直接把我推到台前。

而是先在一些文艺圈子,时尚杂志上,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消息。

“一个神秘的音乐天才,即将颠覆香港乐坛。”

“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为什么所有的顶级音乐人都为他保驾护航?”

他们把我包装成一个谜。

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

这个过程中,陈瑛琳很少出现。

她就像一个幕后的总司令,遥控着一切。

所有人都听她的。

雷颂德也好,时尚教母也好,都对她言听计从。

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女人的能量,远比我想象的要大。

有一天,我和雷颂德在录音室里,为一首歌的编曲争执不下。

我觉得他加的弦乐,太华丽,削弱了歌曲本身的力量。

他觉得,这是为了让歌曲更大气,更有层次。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雷颂德说:“这样吧,我们把两个版本都给Connie,让陈太决定。”

我愣住了。

雷颂德,香港乐坛的大神级人物,竟然需要陈瑛琳来做最后的决定。

一个对音乐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的商人。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屈辱感。

我觉得自己,和我的音乐,都只是她手里的棋子。

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艺术追求,最后,都需要一个商人来点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

我给肥仔打了电话。

电话一通,我就忍不住哭了。

我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傀儡,一个被精心打扮,即将上台表演的木偶。

肥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阿杰,”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香港的时候,我们一起睡天桥底。那时候,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是……是能有一个舞台,让很多人听到我的歌。”

“现在,你不是马上就要有了吗?”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舞台……”

“那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一辈子在街上唱,唱给那些根本不在乎你唱什么的路人听?唱到嗓子哑了,老了,然后回到东莞的工厂里,拧一辈子螺丝?”

肥zǎi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醒了。

是啊。

我现在所拥有的,不就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吗?

虽然过程和我幻想的不太一样。

但结果,是一样的。

“阿杰,你听着。”肥仔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你不是傀儡。你和你的歌,是子弹。那个女人,她只是给了你一把枪,一个瞄准镜。最后扣动扳机的,还是你自已。”

“你只要记住,你心里想唱的是什么,那就够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走进录音室,对雷颂德说:“雷老师,我想通了,就用你的版本。”

他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说:“你说得对,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武器,去打动更多的人。”

我的音乐会,定在十二月底。

地点在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

一个非常专业的,通常只有国际级大师才能登上的舞台。

海报出来了。

黑白的色调。

照片上的我,低着头,只露出半张脸,头发遮住了眼睛。

海报上没有我的名字。

只有一行字:

“你听过,这个城市心碎的声音吗?”

宣传攻势,铺天盖地。

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都在讨论这个神秘的“心碎”歌手。

媒体把我塑造成一个来自底层的,极具反叛精神的天才。

我的身世,被他们添油加醋地描绘出来。

从内地工厂,到香港街头。

我的每一份苦难,都成了我传奇故事里,闪光的勋章。

我看着那些报道,感觉既荒谬,又真实。

我确实是这么过来的。

但当这些经历,被他们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起来,我又觉得,那不是我。

音乐会前一天,陈瑛琳来了。

她来看我彩排。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歌剧院舞台上,聚光灯打在我身上。

台下,只有她一个人。

我唱了我的主打歌,《浮城》。

经过雷颂德的重新编曲,这首歌,变得无比恢弘,无比悲壮。

间奏里,弦乐和电吉他交织,像一场暴风雨。

我闭着眼睛,用尽全力,唱出了最后一个音符。

全场安静。

我睁开眼,看着台下的她。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怎么样?”我问。

她站起身,慢慢地走到舞台边,仰头看着我。

“林杰,”她说,“你知道吗?家明他,也写过一首歌。他去世前,写了一半。”

我愣住了。

“那首歌,没有名字。歌词里,他一直在问,妈妈,你爱我吗?你爱的是我,还是那个,你期望中的,完美儿子?”

她的眼眶,又红了。

“我当时,不懂。我觉得我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前途。我以为,那就是爱。”

“直到他走了,我才明白,我给他的,是枷锁,不是爱。”

“我一直,活在后悔里。”

“我帮你,一开始,是想弥补我的后悔。我想,如果我能帮你成功,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能让家明成功?”

“但现在,我不想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这是什么?”

“你所有歌曲的版权转让协议。我已经签好字了。”

“从今天起,这些歌,完全属于你。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你……什么意思?”我彻底懵了。

“意思就是,我们的赞助关系,到此为止。”

“明天,是你的第一场演出,也是我们合作的最后一场。”

“演出结束后,你是谁,你想去哪里,都由你自己决定。”

“你自由了。”

自由了。

这两个字,从她口中说出来,我却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

我习惯了被她安排。

习惯了沿着她铺好的路走。

现在,她突然把路抽走了。

我悬在了半空中。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不。”她摇摇头,“你做得太好了。”

“好到让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再继续掌控你的人生。”

“你不是家明,你就是你。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

“我能为你做的,就是帮你打开第一扇门。后面的路,要靠你自己了。”

她说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林杰,祝你成功。”

然后,她转身,离开了。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巨大的,空旷的舞台上,不知所措。

音乐会当晚,座无虚席。

台下,坐着全香港最挑剔的耳朵。

乐评人,DJ,唱片公司高层,时尚名人。

后台,Connie递给我一张纸。

“林先生,这是陈总让我交给你的。”

是一张支票。

一百万。

“陈总说,这是你第一场演出的酬劳。她把她那部分的收益,也给你了。”

“她还说,她今晚不会来了。”

“她让你,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唱。”

我捏着那张支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开场前,雷颂德拍了拍我的肩膀。

“阿杰,别紧张。记住肥仔说的话,你就是那颗子弹。今晚,就把你自己,射出去。”

我点点头。

灯光暗下。

我抱着吉他,走上舞台。

我看不清台下的人脸。

我只能看到一片黑暗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期待的目光。

我突然,就不紧张了。

我什么都不想。

不想陈瑛琳,不想她儿子,不想那一百万。

我只想唱歌。

我坐在高脚凳上,拨动了琴弦。

我没有唱《浮城》。

我唱了另一首歌。

一首我刚来香港时,住在重庆大厦,挤在八人间里写的歌。

那首歌,很粗糙,很直白,甚至有点愤怒。

我从来没给任何人听过。

因为它太真实,太黑暗。

“水泥的森林,没有一寸土,钢筋的笼里,关着一头野兽……”

我一开口,就感觉到台下气氛的变化。

那不是他们期待中,被包装过的“艺术”。

那是赤裸裸的,带着血腥味的现实。

我能感觉到,雷颂德在后台,一定急疯了。

但我不管。

今晚,是我的舞台。

我要唱我自己想唱的歌。

唱完一首,我没有停。

我唱了所有我最早期,最不成熟,也最真实的作品。

我唱我在工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麻木。

我唱我初到香港,被人当成“阿灿”的歧视。

我唱我在街头卖唱,被城管追赶的狼狈。

我唱我看着别人阖家团圆,自己却只能吃泡面的孤独。

我没有说话,只是一首接一首地唱。

我的声音,嘶哑,甚至破音。

我的吉他,弹得凌乱,甚至有错音。

但我的情绪,是满的。

我把这三年,所有的委屈,不甘,愤怒,全都吼了出来。

台下,一片死寂。

我不知道他们是被镇住了,还是觉得我在胡闹。

最后,我终于还是唱了《浮城》。

唱到一半,我哭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不是在表演,我是真的,撑不住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歌里唱的,一片浮萍,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找不到根。

曲终。

我站在台上,泪流满面,对着黑暗的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你们。

也,再见了。

我放下吉他,转身,走下舞台。

我没有回后台。

我从侧门,直接跑了出去。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只是想逃。

逃离这个不属于我的,华丽的舞台。

我跑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跑不动了,才停下来。

我发现,我不知不觉,竟然跑到了铜锣湾。

跑回了我当初卖唱的那个地方。

已经是深夜,时代广场的人潮已经散去。

只有一个清洁工,在默默地扫着地。

我走到我曾经靠着唱歌的墙角,坐了下来。

我把头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

不知道哭了多久,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给你。”

我抬起头。

一张纸巾,递到我面前。

我顺着那只拿着纸巾的手,往上看。

是陈瑛琳。

她就站在我面前,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风衣,手里拿着我的那把破吉他。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哽咽着问。

“我说我不会来,没说我真的不来。”她淡淡地说。

“演出……是不是,搞砸了?”

“没有。”她摇摇头,“很成功。”

“成功?”

“你走之后,全场起立,鼓掌了十分钟。”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很多唱片公司的人,都在后台等你,想签你。Connie快疯了。”

“我……我不想签。”

“我知道。”

她在我的身边,也坐了下来。

我们两个,一个身价上亿的富婆,一个刚刚逃离舞台的歌手,就这样,并排坐在铜锣湾午夜的街头。

“你今晚,唱得很好。”她说,“比彩排的时候,好一万倍。”

“那才是真正的你。”

“我做到了。”我说,“我把我心里想唱的,都唱了。”

“是。”

“然后呢?”我茫然地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没有回答我。

她把我的吉他,递给我。

“再唱一首吧。”

“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接过吉他。

我想了想,唱了那首《光辉岁月》。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我的声音,沙哑,疲惫,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唱完,她带我去了附近一家还在营业的茶餐厅。

她给我点了一碗热腾腾的云吞面。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

她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

“林杰,”她突然说,“你有没有想过,回内地发展?”

我愣住了。

“香港的乐坛,太小了。你的音乐,应该有更大的舞台。”

“九七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内地的市场,正在打开。那里,才是你的未来。”

“我……”

“我可以在北京,为你成立一个工作室。给你最好的资源,但完全由你自己掌控。”

“这,算是另一份赞助吗?”我问。

“不。”她笑了,“这,算是一份投资。”

“我投资的,是你,林杰。不是家明的影子,不是香港的传奇,就是那个,来自东莞,爱唱歌的林杰。”

“我等着你的回报。”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睛里的真诚。

我突然觉得,我和她之间那层看不见的墙,消失了。

我们不再是赞助人和被赞助者。

我们是……合伙人。

或者,是朋友。

三个月后,我站在了北京一家Live House的舞台上。

台下,是一群年轻而热切的脸。

他们和我一样,说普通话,听同样的歌长大。

我的那些歌,他们听懂了。

我的每一次呐喊,他们都给出了最热烈的回应。

演出结束,我接到了陈瑛琳的电话。

她没有问我演出怎么样。

她只是说:“林杰,北京下雪了,记得多穿件衣服。”

那一刻,我笑了。

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

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