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的傍晚,像一块被汗水浸透的湿毛巾,拧一把,能滴下半斤油。
紫红色的霓虹灯开始一片片亮起,把维多利亚港吹来的风都染上了几分暧昧的颜色。
我靠在时代广场的墙根,怀里抱着我那把破木吉他。
琴身上贴着一张磨花了的Beyond乐队贴纸,黄家驹的脸在夕阳里,有一种不甘心的倔强。
我的嗓子有点干,今天唱了一下午,从《光辉岁月》唱到《情人》,从陈百强唱到张学友,换来的,是琴盒里稀稀拉拉的几枚硬币。
叮当。
一枚五元硬币。
抬头,是个穿着校服的女学生,脸红扑扑的,对我说了声“加油”,然后迅速跑开,消失在人潮里。
加油。
我在心里咀嚼着这两个字,尝到了一丝苦涩的甜。
来香港三年了,从东莞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一头扎进这片光怪陆离的水泥森林。我以为我的嗓子,我的原创歌曲,能在这里砸出点声响。
结果,声响没有,回音全是肚子的咕咕叫。
明天就是七月一日了。
1997年7月1日。
收音机里,电视上,报纸上,全是关于“回归”的消息。街上挂满了国旗和区旗,红色的海洋,看起来喜庆又陌生。
有人兴奋,有人忧虑,有人忙着移民,有人忙着发财。
而我,只关心今晚的猪脚饭,能不能多加一块卤豆腐。
我清了清嗓子,手指拨动琴弦,准备唱最后一首。
就唱我自己的歌吧。
那首我写在无数个失眠夜晚,写在天台看着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为我而亮的歌。
歌名叫《浮城》。
“霓虹在闪烁,我在人海里漂泊,谁的眼神,曾为我停留过……”
我的声音不算高亢,带着一点沙哑,像是被香港潮湿的空气和坚硬的现实反复打磨过的砂纸。
我闭上眼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唱着天星小轮的汽笛,唱着庙街的嘈杂,唱着兰桂坊的孤独,唱着我那个只有一张床和一把吉他的,位于深水埗的劏房。
一曲终了。
我睁开眼,琴盒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纸。
不是钞票。
是张名片。
象牙白的底色,设计极简,只有烫金的几个字。
陈瑛琳。
安信艺术投资,总监。
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纸张的质感很硬,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水味,不是街上那些廉价香水的味道,是更清冷、更高级的味道。
我猛地抬起头,在流动的人群里搜索。
一个背影。
一个穿着剪裁得体的米色套裙的女人。
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身姿挺拔,像一只白天鹅,步履从容,与周围行色匆匆的人群格格不入。
她没有回头。
我捏着那张名片,心脏不合时宜地狂跳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炸开。
星探?可她不是唱片公司的。
艺术投资?投资我这个卖唱的?
别开玩笑了。
也许,她只是觉得我可怜,又不想给钱,用一张名片来打发我?
或者,是某种更不堪的暗示?
我看着那个即将消失在地铁口的背影,又低头看看手里的名片。
陈瑛琳。
这三个字,在傍晚的霓虹灯下,泛着一层虚幻而诱人的光。
我突然觉得,手里的名片,比我琴盒里所有的硬币加起来,还要重。
回到深水埗那栋唐楼,已经是晚上十点。
楼道里混杂着饭菜、油烟和劣质清洁剂的味道,墙壁上渗着水渍,贴满了通渠、开锁的小广告。
我的房间在天台,是僭建的铁皮屋,冬冷夏热。
唯一的优点,是推开门,能看到一小块香港的天空。
我没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杂乱光线,把琴盒里的硬币倒在床上。
二十七块五。
勉强够明天一天的饭钱。
那张名片被我单独放在口袋里,现在,我把它掏出来,放在桌上。
在昏暗的光线下,那圈金边显得格外刺眼。
我冲了个凉,赤着上身,坐在床沿,拿起吉他。
手指胡乱地拨着弦,脑子里却全是那个女人的背影。
她走路的姿attitudes,她手腕上那只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还有那股清冷的香水味。
她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像山顶豪宅和深水埗劏房,永远不会有交集。
可这张名片,像一座突然出现的桥,连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桥的那一头,是什么?
是机会?还是陷阱?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受够了每天数着硬币过活的日子。
我受够了我的歌,只能唱给来来往往、面目模糊的人群。
我才二十二岁,我不甘心。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有去卖唱。
我拿着那二十七块五,去楼下的茶餐厅,点了一份从来舍不得吃的,A餐。
双蛋,火腿,牛油多士,还有一杯热奶茶。
我吃得很慢,像是某种仪式。
吃完,我站在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手里攥着那张名片,掌心全是汗。
电话号码被我的汗浸得有点模糊。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喂,你好,安信投资。”
一个声音很甜,但语调毫无波动的女声响起,应该是秘书。
“你好,我……我找陈瑛琳女士。”我的声音有点发紧。
“请问你哪位?有预约吗?”
“我……我没有预约。是陈女士昨天给了我一张名片。”
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然后是短暂的沉默。
“先生,不好意思,陈总今天的行程已经排满了。”
果然。
我心里一阵失落,意料之中,却还是难受。
“那……那好吧,打扰了。”
我正要挂电话。
“请等一下。”对方突然说,“请问,你是不是一位在铜锣湾唱歌的先生?”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是,是我。”
“陈总交代过,如果你打电话来,让你下午三点,到中环总公司来一趟。”
下午三点,中环。
我挂了电话,站在街边,看着周围车水马龙,一时间有些恍惚。
这就……约上了?
我翻遍了衣柜,找出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
一件白衬衫,一条深色牛仔裤。
衬衫是我来香港面试时买的,后来再也没穿过,压在箱底,皱巴巴的。
我用一个装满热水的搪瓷杯,小心翼翼地把衬v领熨平。
鞋子也刷了,头发也用水抹了又抹。
下午两点,我坐上了去中环的地铁。
地铁里冷气很足,我却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一遍遍地想,待会儿见到她,该说什么?
该怎么介绍自己?
是卑躬屈膝,还是不卑不亢?
越想越乱。
走出中环地铁站,我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步履匆匆,脸上写着“精英”两个字。
这里的空气,都好像比深水埗要稀薄一些。
安信投资在交易广场。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脖子都酸了,才看到楼顶。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误入瓷器店的野猫,浑身不自在。
走进大堂,冰冷的空调风让我打了个哆嗦。
前台小姐穿着精致的套装,妆容完美,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觉得自己身上那件熨烫过的衬衫,瞬间又皱了。
“我找陈瑛琳女士,约了三点。”
“请问贵姓?”
“我姓林,林杰。”
她查了查电脑,然后递给我一张访客证。
“三十六楼,陈总的秘书会在电梯口等你。”
电梯上升得很快,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三十六楼。
电梯门打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穿着职业套裙的女孩站在门口。
她就是电话里那个声音。
“林先生?”
“我是。”
“你好,我叫Connie,是陈总的助理。这边请。”
她领着我穿过一条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走廊两边挂着我看不懂的画。
整个空间安静得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
Connie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门。
“陈总,林先生到了。”
一个宽敞得不像话的办公室。
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整个维多利亚港。
我甚至能看到对岸尖沙咀的文化中心。
陈瑛琳就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她抬起头,看向我。
她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没穿外套,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
还是那张脸,清冷,优雅,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坐。”
她指了指我对面的椅子。
我拘谨地坐下,只敢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喝点什么?咖啡?茶?”
“白水就好,谢谢。”
Connie很快端来一杯水。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紧张得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
“林先生,是吗?”她先开口了。
“是,我叫林杰。”
“昨天你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浮城》。”
“自己写的?”
“是。”
她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很平和,却像X光,能把我从里到外看穿。
“你在香港多久了?”
“三年。”
“为什么来香港?”
“为了……音乐梦想。”我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
“现在看来,梦想实现得不太顺利。”
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嘲讽,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的脸有点发烫。
“是。”
“除了在街上唱歌,还做什么?”
“偶尔去酒吧串场,或者在工地上打打零工。”
“住在哪里?”
“深水埗。”
她问得很细,像是在做背景调查。
我一一如实回答。
反正我一穷二白,没什么不能说的。
问完,她又沉默了。
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坐立不安,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只是好奇一个街头歌手的生活。
“林杰。”她突然叫我的名字。
“嗯?”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机会?”
“我成为你的赞助人。”
“赞助人?”我完全没明白。
“我给你提供住所,提供生活费,给你请最好的老师,学乐理,学声乐,学乐器。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专心创作。”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什么意思?
包养?
这个词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自尊心。
我的脸瞬间涨红。
“陈女士,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看着我,嘴角第一次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因为我昨天听了你的歌。”
“就因为一首歌?”
“一首歌,就够了。”她淡淡地说,“我在你的歌里,听到了一种东西。一种很久没听到过的,真实的东西。”
“真实?”
“是。现在的唱片市场,太多流水线产品,太多无病呻吟。而你,你的歌里有生活,有挣扎,有不甘。虽然粗糙,但很动人。”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投资艺术品,画,雕塑,古董。偶尔,也投资人。”
投资人。
我感觉自己就像她办公室里摆着的那些艺术品一样,被她审视着,估价着。
“我不需要你回报我什么,也不需要你履行任何……你不愿意的义务。”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补充道,“这是一份纯粹的艺术赞助。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在你有资格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之前,你所有的作品,都不能发表,不能出售。”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你的才华,过早地被市场消耗掉。我希望你像一块璞玉,被慢慢地,精心地打磨,直到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她的话,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很清澈,不像是在开玩笑。
住所,生活费,最好的老师,专心创作……
这些词,对我来说,像是天方夜谭。
我来香港三年,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为的就是这个。
现在,机会就摆在我面前。
可是,代价呢?
天底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
“我需要……考虑一下。”我艰难地说。
“当然。”她点点头,“这是应该的。这张卡你拿着,想清楚了,就来找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写着地址的便条,推到我面前。
“密码是六个八。里面的钱,够你先安顿下来,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我看着那张卡,像看着一块烙铁。
“我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等你将来成功了,十倍还我。”她笑了笑。
我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张卡和地址。
走出交易广场,外面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塑料卡片,我感觉我的命运,好像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变了。
我没有马上回家。
我去了湾仔,坐上了天星小轮。
我站在船头,吹着海风,看着两岸的风景慢慢后退。
一边是繁华的中环,一边是烟火气的尖沙咀。
我就像这艘渡轮,被夹在两个世界中间。
我的脑子里很乱。
陈瑛琳,她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要帮我?
仅仅因为一首歌?
我不信。
但我又无法拒绝那个诱惑。
一个可以让我安心创作,不用再为三餐发愁的机会。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把那张银行卡拿出来,在自动取款机上查了一下余额。
一串零。
我数了三遍。
十万。
十万港币。
我当时就愣在了取款机前,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催我,我才回过神来。
我取了一千块钱,捏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很不真实。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了庙街,点了一桌子的避风塘炒蟹、椒盐濑尿虾。
还叫了一瓶啤酒。
我一个人,坐在嘈杂的大排档里,吃得酣畅淋漓。
旁边桌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回归,谈论着未来。
而我,也在思考我的未来。
是继续在街头卖唱,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守着那点可怜的自尊?
还是接受这个女人的“赞助”,走进一个未知的,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的世界?
我喝光了最后一口啤酒,做出了决定。
我选择后者。
因为,我不想再过现在这种日子了。
我不想我的梦想,最后真的变成一个笑话。
陈瑛琳给我的地址,在半山。
麦当劳道。
光是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不是我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一栋看起来很高级的公寓。
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我报上了陈瑛琳的名字,他立刻变得恭敬起来,帮我打开了门。
公寓在十五楼。
打开门,我再次被震惊了。
一个至少一百多平米的单位,装修是简约的北欧风格,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客厅里有一面墙的书架,还有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
推开落地窗,是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上摆着藤椅和咖啡桌,可以俯瞰大半个香港的夜景。
这里,比我那个劏房,好了不止一万倍。
桌上留着一张便条,是Connie写的。
“林先生,冰箱里有食物。你的音乐老师,下周会开始上课。有任何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
下面是她的电话号码。
我把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放在玄关。
然后,我开始参观我的“新家”。
我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各种我见都没见过的进口食品。
我走进卧室,床又大又软。
我打开衣柜,里面空空如也。
我走到那架钢琴前,小心翼翼地掀开琴盖,按下一个琴键。
叮——
清脆的音符,在空旷的房间里回响。
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林杰,一个从内地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一个在香港街头卖唱的流浪歌手,竟然住进了半山的豪宅,有了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
这一切,都像一场梦。
一场不真实的,随时可能会醒的梦。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不再需要去卖唱,不再需要为房租和饭钱发愁。
每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家”里。
看书,练琴,写歌。
每周,会有三位老师来给我上课。
一位是教乐理的大学教授,一位是教声乐的歌剧演员,还有一位是教吉他和编曲的著名音乐人。
他们都很专业,也很严厉。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我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充实。
但我心里,却始终有一种不安。
我和陈瑛琳,自从那天在中环见过一面后,就再也没见过。
她没有联系我,我也不敢联系她。
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Connie。
每周,Connie会打一次电话给我,询问我的学习进度和生活情况,然后告诉我,下周的生活费已经打到我卡上。
不多不少,每周五千。
我成了一个被圈养起来的“艺术家”。
这种感觉很奇怪。
一方面,我享受着这种衣食无忧,可以专心创作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又感觉自己像一只金丝雀,住着华丽的笼子,却失去了自由。
我的朋友,那个和我一起在旺角卖过唱的肥仔,来找过我一次。
他看着我的新家,眼睛都直了。
“阿杰,你……你这是发财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我说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她很欣赏我的才华,愿意资助我。
肥仔的表情很复杂。
“阿杰,你小心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有钱人,他们的心,比谁都黑。”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别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肥仔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当然知道。
但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开始疯狂地写歌。
我把我这几年的经历,我的痛苦,我的迷茫,我的希望,全都写进了歌里。
我的创作能力,在那些专业老师的指导下,飞速进步。
我的编曲,不再是简单的吉他和弦。
我的歌词,也变得更加凝练。
但我的歌,还是充满了那种底层挣扎的,粗粝的生命力。
因为,那些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我忘不掉。
我写了一首又一首。
《深水埗的月光》、《天桥上的独白》、《十万块的梦》。
我把它们录成demo,存在一盘盘磁带里。
我遵守着和陈瑛琳的约定,没有给任何人听,也没有拿出去卖。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验收成果”。
我只能等。
这种等待,让我感到焦虑。
回归那天,七月一日,香港下着大雨。
我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看着电视上的交接仪式直播。
当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改变,会给我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在那天晚上,我接到了Connie的电话。
“林先生,陈总今晚想见你。”
我的心,猛地一紧。
“在哪里?”
“石澳,陈总的家里。”
石澳。
那是香港真正的富人区,别墅区。
Connie开车来接我。
车子在雨夜里穿行,最后停在一栋面朝大海的白色别墅前。
一个穿着旗袍,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女佣开了门。
“林先生,请进,夫人在楼上书房。”
我跟着她走上盘旋的楼梯。
整个别墅,装修是中式的,墙上挂着很多水墨画和书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书房的门虚掩着。
我看到陈瑛琳,正坐在一张书桌前,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海。
窗外,是漆黑的大海,和瓢泼的大雨。
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和落寞。
“你来了。”
她没有回头。
“陈女士。”
“坐吧。”
我坐在她身后的沙发上。
“这几个月,过得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
“老师们都说,你很有天分,进步很快。”
“我只是……很努力。”
“我知道。”
她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
她今天没有穿职业装,而是穿了一件很居家的丝质长裙,没有化妆,看起来比在办公室里柔和一些,也憔悴一些。
“我听了你写的歌。”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Connie把demo拿给我了。”
“……你觉得,怎么样?”我紧张地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很好。”她说,“比我预期的,还要好。”
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她话锋一转,“太苦了。”
“苦?”
“是。你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在控诉,在呐喊。你的愤怒,你的不甘,都写在脸上。”
“我……我写的就是我的生活。”
“我知道。”她点点头,“但这不是我想听到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你,想听到什么?”
“我希望你的歌里,能多一点阳光,多一点温暖,多一点……爱。”
爱?
我愣住了。
“商业市场,需要的是这些。能抚慰人心的,能让人产生美好幻想的。而不是你这种,把血淋淋的现实撕开给人看的东西。”
“可我不会写那种歌。”我倔强地说,“那是假的。”
“你可以学。”她说,“艺术,有时候也需要包装。”
“我不想包装。”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们两个,就在这间豪华的书房里,对峙着。
窗外,雨声越来越大。
“林杰,”她叹了一口气,语气软了下来,“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多疑问?”
“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有所图谋的,冷冰冰的商人?”
我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她突然笑了,那笑容,带着一丝自嘲和悲凉。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你吗?”
“因为……我的歌?”
“是,也不全是。”
她站起身,走到一个书架前,从上面拿下来一个相框。
她把相框递给我。
相框里,是一个年轻男孩的照片。
他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白色的演出服,怀里也抱着一把吉他,笑得阳光灿烂。
我看着那个男孩,突然觉得,有点眼熟。
他的眉眼,他的神情,竟然……和我有几分相似。
“他是我儿子。”陈瑛琳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察的颤抖。
“他叫家明。他和你一样,热爱音乐,也想成为一个歌手。”
“五年前,他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和朋友去飙车,出了意外,走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我终于明白了一切。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注意到我。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帮助我。
原来,我只是一个替代品。
一个……影子。
“那天在铜鑼灣,你闭着眼睛唱歌的样子,和他太像了。”
“我看着你,就像看到了我的家明,如果他还在,大概也是你这个样子。”
她的眼圈,红了。
我手里的相框,变得无比沉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安慰的话,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对不起。”我最后只能说出这三个字。
“不关你的事。”她摇摇头,从我手里拿回相框,小心翼翼地擦了擦,放回原处。
“我帮你,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你像他。我把你当成一种寄托,我想在你身上,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
“但是,”她看着我,目光变得复杂,“这几个月,我听着你的歌,看着你的成长,我发现,你不是他。”
“你比他,更有才华,也比他……更苦。”
“你的音乐里,有他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是真正打动我的地方。”
“所以,我改变主意了。”
“什么?”
“我不想再把你打造成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偶像。我想让你,就做你自己。”
“做……我自己?”
“对。你就写你那些‘苦’歌,写你的挣扎,你的愤怒。我要让全香港的人,都听到你真实的声音。”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你说真的?”
“我从来不开玩笑。”
“可是,你刚才还说,市场不需要这些……”
“市场是可以被创造的。”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个成功商人特有的,自信而锐利的光芒。“只要包装得当,真实,本身就是最大的卖点。”
“我要为你组建一个团队,为你办一场前所未有的,个人作品发布会。”
“不,那不叫发布会。那叫,一场行为艺术。”
“主题就是,一个底层青年在盛世下的呐喊。”
“时间,就在今年年底。”
她描绘的蓝图,让我心潮澎湃,却又感到一丝寒意。
我感觉自己,从一个“替代品”,变成了她手里一件更精美、更独特的“艺术品”。
她要向世人展示我,展示我的“苦难”和“真实”。
我,连同我的音乐,都成了她投资版图里,最新,也是最特别的一项。
“你愿意吗?”她问我。
我看着她,这个掌控着我命运的女人。
我还有得选吗?
我苦笑了一下。
“我愿意。”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一个更专业,也更身不由己的阶段。
陈瑛琳为我组建了一个顶级的团队。
制作人,是给天王巨星写过无数金曲的雷颂德。
形象设计师,是香港最前卫的时尚教母。
宣传团队,更是业内最顶尖的公关公司。
我搬出了麦当劳道的公寓,住进了录音室旁边的酒店。
每天的生活,就是和雷颂德一起,一遍遍地打磨我的那些歌。
他很欣赏我的原创,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的不足。
我的编曲,我的唱功,在他的调教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升。
我的那些粗糙的,充满原始力量的歌,被他注入了更丰富的音乐元素。
摇滚,蓝调,甚至一点点古典。
它们变得更精致,更高级,但内核,还是我的。
那种不甘和愤怒,被包装得更具艺术感。
与此同时,形象设计师开始对我进行“改造”。
他让我留长了头发,微卷,染成了深棕色。
他给我搭配的衣服,都是一些我叫不出牌子的,看起来旧旧的,却又剪裁独特的衣服。
他说,我的形象,要符合我的音乐气质。
颓废,忧郁,敏感,又带着一丝倔强。
我每天对着镜子,看着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心里很茫然。
我是谁?
我还是那个在深水埗天台上,光着膀子弹吉他的林杰吗?
公关团队则开始为我造势。
他们没有直接把我推到台前。
而是先在一些文艺圈子,时尚杂志上,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消息。
“一个神秘的音乐天才,即将颠覆香港乐坛。”
“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为什么所有的顶级音乐人都为他保驾护航?”
他们把我包装成一个谜。
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
这个过程中,陈瑛琳很少出现。
她就像一个幕后的总司令,遥控着一切。
所有人都听她的。
雷颂德也好,时尚教母也好,都对她言听计从。
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女人的能量,远比我想象的要大。
有一天,我和雷颂德在录音室里,为一首歌的编曲争执不下。
我觉得他加的弦乐,太华丽,削弱了歌曲本身的力量。
他觉得,这是为了让歌曲更大气,更有层次。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雷颂德说:“这样吧,我们把两个版本都给Connie,让陈太决定。”
我愣住了。
雷颂德,香港乐坛的大神级人物,竟然需要陈瑛琳来做最后的决定。
一个对音乐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的商人。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屈辱感。
我觉得自己,和我的音乐,都只是她手里的棋子。
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艺术追求,最后,都需要一个商人来点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
我给肥仔打了电话。
电话一通,我就忍不住哭了。
我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傀儡,一个被精心打扮,即将上台表演的木偶。
肥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阿杰,”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香港的时候,我们一起睡天桥底。那时候,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是……是能有一个舞台,让很多人听到我的歌。”
“现在,你不是马上就要有了吗?”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舞台……”
“那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一辈子在街上唱,唱给那些根本不在乎你唱什么的路人听?唱到嗓子哑了,老了,然后回到东莞的工厂里,拧一辈子螺丝?”
肥zǎi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醒了。
是啊。
我现在所拥有的,不就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吗?
虽然过程和我幻想的不太一样。
但结果,是一样的。
“阿杰,你听着。”肥仔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你不是傀儡。你和你的歌,是子弹。那个女人,她只是给了你一把枪,一个瞄准镜。最后扣动扳机的,还是你自已。”
“你只要记住,你心里想唱的是什么,那就够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走进录音室,对雷颂德说:“雷老师,我想通了,就用你的版本。”
他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说:“你说得对,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武器,去打动更多的人。”
我的音乐会,定在十二月底。
地点在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
一个非常专业的,通常只有国际级大师才能登上的舞台。
海报出来了。
黑白的色调。
照片上的我,低着头,只露出半张脸,头发遮住了眼睛。
海报上没有我的名字。
只有一行字:
“你听过,这个城市心碎的声音吗?”
宣传攻势,铺天盖地。
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都在讨论这个神秘的“心碎”歌手。
媒体把我塑造成一个来自底层的,极具反叛精神的天才。
我的身世,被他们添油加醋地描绘出来。
从内地工厂,到香港街头。
我的每一份苦难,都成了我传奇故事里,闪光的勋章。
我看着那些报道,感觉既荒谬,又真实。
我确实是这么过来的。
但当这些经历,被他们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起来,我又觉得,那不是我。
音乐会前一天,陈瑛琳来了。
她来看我彩排。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歌剧院舞台上,聚光灯打在我身上。
台下,只有她一个人。
我唱了我的主打歌,《浮城》。
经过雷颂德的重新编曲,这首歌,变得无比恢弘,无比悲壮。
间奏里,弦乐和电吉他交织,像一场暴风雨。
我闭着眼睛,用尽全力,唱出了最后一个音符。
全场安静。
我睁开眼,看着台下的她。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怎么样?”我问。
她站起身,慢慢地走到舞台边,仰头看着我。
“林杰,”她说,“你知道吗?家明他,也写过一首歌。他去世前,写了一半。”
我愣住了。
“那首歌,没有名字。歌词里,他一直在问,妈妈,你爱我吗?你爱的是我,还是那个,你期望中的,完美儿子?”
她的眼眶,又红了。
“我当时,不懂。我觉得我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前途。我以为,那就是爱。”
“直到他走了,我才明白,我给他的,是枷锁,不是爱。”
“我一直,活在后悔里。”
“我帮你,一开始,是想弥补我的后悔。我想,如果我能帮你成功,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能让家明成功?”
“但现在,我不想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这是什么?”
“你所有歌曲的版权转让协议。我已经签好字了。”
“从今天起,这些歌,完全属于你。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你……什么意思?”我彻底懵了。
“意思就是,我们的赞助关系,到此为止。”
“明天,是你的第一场演出,也是我们合作的最后一场。”
“演出结束后,你是谁,你想去哪里,都由你自己决定。”
“你自由了。”
自由了。
这两个字,从她口中说出来,我却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
我习惯了被她安排。
习惯了沿着她铺好的路走。
现在,她突然把路抽走了。
我悬在了半空中。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不。”她摇摇头,“你做得太好了。”
“好到让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再继续掌控你的人生。”
“你不是家明,你就是你。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
“我能为你做的,就是帮你打开第一扇门。后面的路,要靠你自己了。”
她说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林杰,祝你成功。”
然后,她转身,离开了。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巨大的,空旷的舞台上,不知所措。
音乐会当晚,座无虚席。
台下,坐着全香港最挑剔的耳朵。
乐评人,DJ,唱片公司高层,时尚名人。
后台,Connie递给我一张纸。
“林先生,这是陈总让我交给你的。”
是一张支票。
一百万。
“陈总说,这是你第一场演出的酬劳。她把她那部分的收益,也给你了。”
“她还说,她今晚不会来了。”
“她让你,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唱。”
我捏着那张支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开场前,雷颂德拍了拍我的肩膀。
“阿杰,别紧张。记住肥仔说的话,你就是那颗子弹。今晚,就把你自己,射出去。”
我点点头。
灯光暗下。
我抱着吉他,走上舞台。
我看不清台下的人脸。
我只能看到一片黑暗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期待的目光。
我突然,就不紧张了。
我什么都不想。
不想陈瑛琳,不想她儿子,不想那一百万。
我只想唱歌。
我坐在高脚凳上,拨动了琴弦。
我没有唱《浮城》。
我唱了另一首歌。
一首我刚来香港时,住在重庆大厦,挤在八人间里写的歌。
那首歌,很粗糙,很直白,甚至有点愤怒。
我从来没给任何人听过。
因为它太真实,太黑暗。
“水泥的森林,没有一寸土,钢筋的笼里,关着一头野兽……”
我一开口,就感觉到台下气氛的变化。
那不是他们期待中,被包装过的“艺术”。
那是赤裸裸的,带着血腥味的现实。
我能感觉到,雷颂德在后台,一定急疯了。
但我不管。
今晚,是我的舞台。
我要唱我自己想唱的歌。
唱完一首,我没有停。
我唱了所有我最早期,最不成熟,也最真实的作品。
我唱我在工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麻木。
我唱我初到香港,被人当成“阿灿”的歧视。
我唱我在街头卖唱,被城管追赶的狼狈。
我唱我看着别人阖家团圆,自己却只能吃泡面的孤独。
我没有说话,只是一首接一首地唱。
我的声音,嘶哑,甚至破音。
我的吉他,弹得凌乱,甚至有错音。
但我的情绪,是满的。
我把这三年,所有的委屈,不甘,愤怒,全都吼了出来。
台下,一片死寂。
我不知道他们是被镇住了,还是觉得我在胡闹。
最后,我终于还是唱了《浮城》。
唱到一半,我哭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不是在表演,我是真的,撑不住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歌里唱的,一片浮萍,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找不到根。
曲终。
我站在台上,泪流满面,对着黑暗的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你们。
也,再见了。
我放下吉他,转身,走下舞台。
我没有回后台。
我从侧门,直接跑了出去。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只是想逃。
逃离这个不属于我的,华丽的舞台。
我跑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跑不动了,才停下来。
我发现,我不知不觉,竟然跑到了铜锣湾。
跑回了我当初卖唱的那个地方。
已经是深夜,时代广场的人潮已经散去。
只有一个清洁工,在默默地扫着地。
我走到我曾经靠着唱歌的墙角,坐了下来。
我把头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
不知道哭了多久,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给你。”
我抬起头。
一张纸巾,递到我面前。
我顺着那只拿着纸巾的手,往上看。
是陈瑛琳。
她就站在我面前,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风衣,手里拿着我的那把破吉他。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哽咽着问。
“我说我不会来,没说我真的不来。”她淡淡地说。
“演出……是不是,搞砸了?”
“没有。”她摇摇头,“很成功。”
“成功?”
“你走之后,全场起立,鼓掌了十分钟。”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很多唱片公司的人,都在后台等你,想签你。Connie快疯了。”
“我……我不想签。”
“我知道。”
她在我的身边,也坐了下来。
我们两个,一个身价上亿的富婆,一个刚刚逃离舞台的歌手,就这样,并排坐在铜锣湾午夜的街头。
“你今晚,唱得很好。”她说,“比彩排的时候,好一万倍。”
“那才是真正的你。”
“我做到了。”我说,“我把我心里想唱的,都唱了。”
“是。”
“然后呢?”我茫然地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没有回答我。
她把我的吉他,递给我。
“再唱一首吧。”
“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接过吉他。
我想了想,唱了那首《光辉岁月》。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我的声音,沙哑,疲惫,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唱完,她带我去了附近一家还在营业的茶餐厅。
她给我点了一碗热腾腾的云吞面。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
她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
“林杰,”她突然说,“你有没有想过,回内地发展?”
我愣住了。
“香港的乐坛,太小了。你的音乐,应该有更大的舞台。”
“九七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内地的市场,正在打开。那里,才是你的未来。”
“我……”
“我可以在北京,为你成立一个工作室。给你最好的资源,但完全由你自己掌控。”
“这,算是另一份赞助吗?”我问。
“不。”她笑了,“这,算是一份投资。”
“我投资的,是你,林杰。不是家明的影子,不是香港的传奇,就是那个,来自东莞,爱唱歌的林杰。”
“我等着你的回报。”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睛里的真诚。
我突然觉得,我和她之间那层看不见的墙,消失了。
我们不再是赞助人和被赞助者。
我们是……合伙人。
或者,是朋友。
三个月后,我站在了北京一家Live House的舞台上。
台下,是一群年轻而热切的脸。
他们和我一样,说普通话,听同样的歌长大。
我的那些歌,他们听懂了。
我的每一次呐喊,他们都给出了最热烈的回应。
演出结束,我接到了陈瑛琳的电话。
她没有问我演出怎么样。
她只是说:“林杰,北京下雪了,记得多穿件衣服。”
那一刻,我笑了。
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
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