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他不仅仅是导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撰稿/柯兆银

2026-01-08 14:15 内地明星 2 0

郑君里是中国影坛的著名人物，他是电影演员，是导演，同时也是电影理论家。

郑君里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和《林则除》等经典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宝库中历久弥新的瑰宝。

优秀演员郑君里

郑君里出生在上海，父亲在虹口天通庵路摆水果摊谋生。

郑君里6岁入学读私塾，后来先后在广肇义学和岭南中学就读。郑君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看电影，他初中二年级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向父亲提出来要报考南国艺术学校。

“家里已经这么穷了，你还要去做戏子？”年老的父亲勃然大怒。

郑君里的脑海里有一幕情景总是难以忘却，他小时候看见债主在过年前上门讨债，父亲跪在地上哀求债主宽限还债时限。他暗暗下决心将来要有出息，如今有了他喜欢的南国艺术学院，怎么能够放弃呢？郑君里“扑通”跪倒在地，恳求父亲同意他的要求，父亲只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郑君里兴奋地前去报名，接待他的是追随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的陈白尘。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第一个来学院报名的是郑重，即郑君里。那时他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讲的是广东味的普通话，却要投考戏剧科。但我不能拒绝，便让他报了名。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便向我毕恭毕敬、再三再四地鞠躬礼，弄得我深为不安。”

1928年2月26日下午1时，南国艺术学院在上海法租界西爱咸斯路371号（今永嘉路）举行开学典礼，出席典礼的有40多个学生，还有教授名流十多人，他们是徐悲鸿、欧阳予倩、徐志摩和洪深等，院长田汉致辞。

郑君里考进了南国艺术学院，和陈凝秋、陈白尘和吴作人等成为同学。他听从老师田汉的号召，苦学英文，借助字典翻译了《易卜生论》和《苏俄演剧左中右三派》的外语论文，译文后来在《民众日报》上发表。

郑君里在南国艺术学院演过《推销员之死》《娜拉》等几部戏，尽管演的是都是跑龙套角色，可是每次集体排演后，他都会独自反复演练。1929年他主演了王尔德名剧《莎乐美》，他还主演过话剧《大雷雨》，这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组建了摩登剧社。

郑君里选择了南国艺术学院，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1932年，郑君里入职联华影业公司，孙瑜执导电影《野玫瑰》，让郑君里扮演街头画家小李。在拍摄中，初涉银幕的郑君里看见报贩“老枪”在午睡，他用一份叠好的报纸换掉报贩“老枪”手中拿着的饼。报贩“老枪”在睡梦中把报纸往嘴里送，咬了几口没有咬动，扮演小李的郑君里和江波、小凤都哄堂大笑。报贩“老枪”知道是小李的恶作剧后很生气，抓住小李要让他喝油漆，两人都用沾上油漆的手互相抹着对方，看热闹的江波和小凤大笑不已。郑君里把作弄“老枪”的小李的戏演得生动有趣，获得导演孙瑜的的称赞。

郑君里在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电影中担任重要角色；他还在史东山编导的《奋斗》、孙瑜编导的《大路》等影片中扮演角色。郑君里和阮玲玉在《新女性》等多部影片中合作演戏，他成为和阮玲玉齐名的电影明星。

除了电影，郑君里还在话剧舞台上频频亮相。他在易卜生的《娜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扮演角色，他还出演了《洪水》《复活》等剧。话剧《娜拉》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演，那天鲁迅也来看戏，他十分赞赏郑君里的表演。就在那天，经朋友赵丹介绍，郑君里在后台第一次认识了上海启秀女中的学生黄晨，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在银幕和舞台上，特别是在银幕上，郑君里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他被观众称为“电影老虎”。当时，电影界流传着一句话：“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优秀导演郑君里

1946年，郑君里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和导演蔡楚生的目标，要将《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成“最好的一部”。

不巧的是，当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患上肺病，于是主要拍摄工作全部由郑君里承担。郑君里每天晚上来到蔡楚生家，提出第二天的拍摄计划让蔡楚生认可，影片全部剪辑也由郑君里完成。

郑君里是如何导演《一江春水向东流》的？

蔡楚生和郑君里都十分看重挑选演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演员决定了电影的质量。

郑君里出身演员，对挑选演员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他指定舒绣文扮演王丽珍。

舒绣文在家里阅读《一江春水向江流》剧本，看完剧本已经泣不成声了。她顾不上梳头，抓了件外衣套在身上，带着剧本匆匆赶往郑君里的家，看见他和蔡楚生正在说话。

“好戏！好戏！”舒绣文大声赞叹。

两位导演十分欣喜，请她谈谈对王丽珍的看法。

“戏是好戏，可是我实在不喜欢这个交际花女人，八面玲珑，心肠残忍。我不是挑角色，王丽珍实在不适合我演。”舒绣文一口气说完，坚决要求调换角色。

“这个角色非你莫属！”郑君里态度坚决，不容商量，“虽然你和王丽珍的性格完全相反，年龄上也有差距，但我们相信，你能演好这个人物！”

舒绣文看着两位导演，还想说什么。

“你把王丽珍演得让观众恨她唾弃她，这也是一种艺术魅力！”郑君里鼓励地说。

舒绣文想想有道理，就问，“谁扮演女主角素芬？”

“白杨。”蔡楚生回答，“陶金演张忠良，上官云珠演何文艳。”

郑君里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需要发掘具有艺术天才的新人，他大胆起用了新人林华，让她饰演一位青年教员婉华。林华的戏很吃重很难演，她没有辜负郑君里的期望，演出获得了摄制组的一致称赞，后来电影上映时更是获得观众的欢迎。

王丽珍跟着大商贾干爹从上海坐汽车撤离，她穿着高跟鞋从汽车上跳下来的一个镜头，激起许多观众喝采，这是她从车门里上上下下反复多次跳下车最后才拍成的。

日本兵用枪逼着贩米的老百姓泡进河里，观众都觉得场景很真实，可是你也许没有想到，它是在一条臭水沟拍摄的。当时是深秋季节，沟里的污水又臭又冷，扮演老百姓的演员多次跳下水，隔了几分钟上来，换去湿的衣服，呷口酒暖暖身子，然后继续再跳下去，直到郑君里满意了才叫停。

素芬被倾盆大雨中素芬淋得浑身湿透，拍摄时使用人工雨，可是光靠自来水不够，就抽了臭水沟的水来补充“下雨”，演员白杨忍受难闻的气味，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郑君里点头为止。

郑君里在丁香花园拍摄张老爹被日本人吊死的场面，记者前来探班后写道：“郑君里指挥工人在该厂一号大棚，筑成土岗一座，斜坡之上立古树一株，粗壮坚韧，暮色苍茫，旷野一片枯黄，秋声瑟冽，乌云遮盖残晖。古树枝上下垂粗绳一根，日兵数人挟张老爹入刑场。导演郑君里拍摄此景时，对于灯光气氛、效果音响极为重视，故工作人员倍加努力……”

那时拍摄一部影片一般两个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时间竟长达一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经费，搭布景工作常常因为需要凑钱而暂停。

《一江春水向东流》摄影师朱今明曾经回忆说：昆仑影业公司设备的破旧在电影界是出了名的，拍摄这部影片时，只有一架“独眼龙”式的照相机、几十盏灯和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也是四面透风，用的电影胶片也是过期好几年。

在拍摄的时间里，剧组经常十来个通宵连续拍摄，这让舒绣文、白杨、陶金和郑君里等人都累得病了；郑君里牙疾发作，他让牙医生换上一个新牙，就继续拍片，拍摄后期，他每天上摄影棚都手拿灌了牛奶的一只五磅热水瓶，随时给自己补充营养。

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撰文章回忆父亲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说：“拍摄中常常拿不到薪水，父亲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刚出生的我买奶粉，不然我就要饿肚子了。”

电影摄制完成，导演是蔡楚生，副导演是郑君里，但蔡楚生坚持要把郑君里的名字跟他并列放在一起。他感激地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

饰演素芬的白杨回忆说：当《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发行时，君里和我们大家一样兴奋极了，高兴极了，记得君里边说边笑，边笑边说，眼角上却闪着泪花。

电影上映，观众如潮，引起巨大的轰动，3个月共有71万人次观看，这在上海创造了最高电影票房纪录；影片在香港和南洋上映，仍然一票难求。

1948年，郑君里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乌鸦与麻雀》。

一天晚上，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郑君里和陈白尘、沈浮、陈鲤庭、赵丹吃饭闲聊，聊出一部故事片。他们很快讨论出剧本的梗概，取名《乌鸦与麻雀》，让陈白尘执笔撰写剧本，导演则由与郑君里担任。

《乌鸦与麻雀》开拍了，演员阵容十分强大，赵丹、孙道临、魏鹤龄、上官云珠、吴茵和黄宗英等纷纷登场。

《乌鸦与麻雀》从1948年拍到1949年，1950年上映。1957年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时光没有让影片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1986年，影片上映30多年后，获得法国第一届科罗米埃国际电影节优秀推荐片奖。

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君里被誉为最优秀的导演之一，还因为他善于挑选演员并和演员默契地合作。

一天，上官云珠对郑君里说：“阿哥，我很久没演戏了。”上官云珠拍完《南海风云》后就再没有演过重要作品，她说完这话时流出了眼泪。

不久，1961年，郑君里导演《枯木逢春》，他请上官云珠演“方妈妈”。有人反对说上官云珠“演不了工农”，郑君里态度坚决地说，“我和她合作过，她一定能演好。”

果然，影片上映后，上官云珠获得高度好评，再度走红。

郑君里导演《林则除》，选用赵丹扮演林则徐。

电影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林则徐得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脱逃，不由得勃然大怒，这时他抬头瞥见了堂上所悬挂匾额上的“制怒”二字，于是按下激动的情绪。这时已经凌晨了，旭日东升，林则徐迎着朝阳打起了太极拳——打太极拳的镜头让人拍案叫绝。

当初剧本并没有打太极拳这个情节，赵丹看了剧本中的这段故事不满意，觉得缺少了什么，向郑君里提出要加戏；郑君里问他具体要加什么戏，他又说不出来。

“阿丹，你不是会打太极拳吗？打一套拳给我看一看。”郑君里说。

赵丹打了一段太极拳，郑君里马上把这段戏放进电影里，从而成为《林则徐》的亮点。赵丹很满意这段加戏，更满意他扮演的林则徐，他说这是他创造的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

1995年，郑君里逝世30多年后，他生前导演的《林则徐》荣膺“中国电影九十年优秀影片奖”，郑君里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

努力不会白费，成就终将闪耀，郑君里导演的电影杰作，至今还是让观众喜爱不已。

优秀的电影理论家郑君里

郑君里除了演员和导演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位杰出的电影理论家。

从1942年开始，郑君里开始着手撰写著作《角色的诞生》。当时全国处于战争时期，郑君里没有集中的时间著书立说，他就化整为零，分章撰写《演员如何准备角色》《演员如何排演角色》等，断断续续，直到1946年才将全书撰写完毕。

从1939年至1943年，美术师韩尚义跟随郑君里拍摄大型史诗纪录影片《民族万岁》。郑君里白天在戈壁和黄河拍摄，晚上则在昏黄的油灯下翻译《演员自我修养》一书。

韓尚义回忆郑君里时追述道：到青海已是十月寒天，他和郑君里睡一个炕。他一觉醒来，常常看见郑君里还伏在炕几上，就着油灯在用功。他不敢惊动郑君里，郑君里和戏剧家章泯在重庆分手时就约好，两人分头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著作，一年后回重庆合成出书。郑君里在拍摄空隙就见缝插针地译书，他随身携带的一本英汉模范词典的封皮也让他翻破了。

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写文章回忆父亲说：“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父亲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这就是他所说的笨鸟先飞，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

郑君里总结他对演艺作品的思考和实践，陆续写成许多文字。据统计，他单独出版了8种学术著作（含译著），其中《现代中国电影史》《演技六讲》《演员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专家认为它们是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殿堂级读物。此外，郑君里有100多种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笔记、教案、小说和杂文等。为了纪念郑君里诞辰105周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在2016年12月出版了近四百万字的8卷本《郑君里全集》，其主要内容涉及20世纪20—60年代的话剧、电影等文化艺术领域，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导演的艺术全集。

郑君里是学习和传播外国电影戏剧理论，将自己的艺术实践提升为理论的中国电影导演，这种有理论学养的导演在中国极其罕见，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

优秀的丈夫

1933年初夏，22负的郑君里与白璐在新地剧社认识并且相爱了。

他们白天一起吃喝玩乐，常常深夜回到位于老靶子路和福生路交界的郑君里的家（老靶子路即今日武进路，福生路即今罗浮路），当时郑君里和父母妹妹同住，白璐和郑君里的妹妹睡在一起，她们特别谈得来。

郑君里的朋友陈梦庚在上海霞飞路（今准海中路）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郑君里经常带着白璐去舞蹈学校玩，还在学校学习跳舞。

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议郑君里与白璐当众接吻，郑君里毫不犹豫抱住她接吻，引起现场喝采声，1934年的《电声》杂志对此有详细记载。

郑君里和白璐热恋期间，几乎没有演戏，他把心都掏给了白璐。郑君里还支持白璐到位于江湾的暨南大学念书，不料，白璐结识了一位来自南洋的四年级校友钱某，很快与他同居并怀孕了。

郑君里失恋了，失恋得痛不欲生。他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投身于电影戏剧。尽管和白璐分手，他们依然是朋友，还在一起拍摄了电影《联华交响曲》《陌生人》。

补充一下，白璐生下孩子后，不料钱某移情别恋。她后来嫁给了电影演员蒋君超，夫妻俩恩爱有加，育有两个女儿。抗战爆发，白璐和丈夫蒋君超移居香港。1947年8月25日，白璐和蒋君超回到上海，下榻在国际饭店。8月31日，白璐出外时，由于高度近视又没有戴眼镜，没有看到电梯故障正在修理的提醒文字，拉开电梯外的铁拉门挤进去，结果一脚踩空，直直地摔了下去，立即昏迷，一天后在医院逝世。蒋君超后来再婚，第二任妻子就是著名女演员白杨。

话说郑君里遇见了黄晨，从此两人相守终生。

黄晨回忆说，当时有6个男孩子追求她，他们的家庭情况都很好，其中两个人有自备轿车。后来，她认识了郑君里，她的感情有了归宿。

“他是最穷的，父母在天通庵路摆水果摊，房子也很破旧。但是我们只认识了一年就结婚了。”黄晨在回忆录中说，“我的这个选择，当然在我家引起轩然大波，父亲坚决反对，用断绝来往逼迫我，他知道我虽然个性向来倔强，但这一招对我可能最有效，因为我是个孝女。他反对的理由是因为郑君里穷，按他的想法，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女孩，攀上一门好亲，过上好生活，全家的生活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我都有自己的想法。”

1936年10月25日，郑君里与黄晨在上海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9楼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著名律师沈钧儒。来宾有电影戏剧界蔡楚生、孙瑜、史东山、胡萍、赵丹、陈燕燕、黎莉莉和安娥等人，还有报社记者，总共来了一二百人。

抗战爆发，郑君里以“救亡演剧第三队”队长的身份先行撒离上海，黄晨随后挺着大肚子追到苏州，与丈夫郑君里会合。抗战期间，郑君里辗转各地，妻子黄晨始终陪伴在侧。

黄晨在逃难途中，在随行救亡演剧队的野战医院中临产，因为医院条件简陋，生了四天四夜才生出大儿子郑大畏。她临产的时候，饱受苦难，痛苦万分。

“君里看见我的痛苦，扯着自己的头发，一个大男人，哇哇地哭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那么大声地哭。”黄晨在她的自传中这样说道。

郑君里尽管和漂亮的女演员打交道，可是他守着爱情从来目无旁顾，没有任何绯闻，只是忘我地投入事业。他知道妻子黄晨不喜欢过生日，妻子每年生日那天，他都悄悄地买了康乃馨回家插在花瓶里；黄晨下班回家看到了可爱的康乃馨，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现在我才感到，那是一种默契，是这种默契维持了我们的一生。”黄晨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在“文革”中，让黄晨痛苦万分的是，造反派强迫她揭发丈夫郑君里，她每天进厂，就有人逼着她揭发郑君里。

那天深夜郑君里回到家，写了揭发自己的材料交给妻子黄晨，让她誊抄一遍，明天上交。黄晨含泪抄了一遍，第二天交给造反派，这才度过一劫。

郑君里在特殊年代，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妻子摆脱折磨，表达了他对妻子的特别的爱。

被毁灭的郑君里

郑君里年轻时就在政治上追求进步，追随共产党。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郑君里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执行委员，执笔起草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他积极地参加剧联领导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郑君里常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受周恩来的指示。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郑君里的命运发生剧变。

他的儿子郑大里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每天凌晨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3份；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

郑君里被关在电影厂里的牛棚，多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儿子郑大里到药房买来红花油帮他涂抹伤口，一边涂一边忍不住哭泣。

最让郑君里感到惊恐的是他和江青的关系。1930年代，他们关系就很好，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在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婚礼的主持人就是郑君里，他还是婚礼中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蓝苹是江青当时的艺名。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郑君里与江青仍然保持着联系。江青的丈夫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一次让江青拿几包美国“茄里克”香烟送给郑君里。

惊恐的事来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告诉他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等在郑君里家里，让他交出来交给江青自己处理。

郑君里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找出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和信件等，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转交张春桥。

据说，江青检查了郑君里交上来的东西，并没有看见她想要的两封信：1936年6月她写给唐纳的一封情书，她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身居海外的唐纳。

1966年秋天，一群红卫兵闯进郑君里家抄家，抄走了许多文字材料。郑君里对家人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家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事实证明，来抄家的都是军人。

1967年11月26日，根据张春桥的批示，郑君里、顾而已和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郑君里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和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

郑君里身心备受折磨，但他还在梦想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等，可是他病倒了，病得很重。

1969年4月22日上午，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赶到中山医院，见到了气息奄奄的父亲。医生告诉他，郑君里已是肝癌晚期，无法医治。

1969年4月23日深夜，郑大里陪在父亲郑君里身边，郑君里在生命最后一刻说：“毛主席万岁！”随后，他溘然长逝，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年仅58岁。

第二天上午，龙华殡仪馆，郑君里的尸体被扔在烧尸体用的铁板车上，他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体下面连褥子被单都没有，仅仅身上蒙了一块白布。黄晨送来一套中山装，给郑君里穿上。黄晨和两个儿子还有儿子的姑妈，围着郑君里尸体仅仅10来分钟，尸体就被拉去火化。黄晨等4位家属被严厉地告知：郑君里死亡的消息绝对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郑君里去世一年后，赵丹和张瑞芳来到黄晨居住的亭子间看望她，郑君里的家人已被赶出原来居住的武康大楼。黄晨哭道：“你们被释放回来了，可君里永远回不来了……”

1978年8月19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为郑君里举行了平反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面对郑君里的遗像，现场响起一片哀叹声，一片悲伤的哭泣声。

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在他写的文章中回忆道：“童年时对父母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忙人，也不怎么回家。……每天早上7点半，父亲骑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上海人戏称为‘老坦克’，咕噜咕噜地蹬到上影厂，他总是第一个坐在摄影棚里等待开机的人。每天需要拍摄的内容，他早在一周前就送到工作人员手里，什么机位，长镜头还是短镜头，上面都标得清清楚楚，像工程图纸一样细致、规整。”

郑君里假如不是英年早逝，一定还会拍出许多好戏，可是，这一切再也不可能了。

郑君里的成功，缘于他的人生选择，缘于他孜孜以求的刻苦努力，也缘于处在很少受到约束的电影大发展年代。

从上海的著名演员到电影导演，再到撰写和翻译了许多电影理论著作，郑君里以他卓越的贡献，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出一片绚烂，为上海电影事业贡献了璀璨的艺术经典。

人物档案：郑君里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郑重、千里，原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生于上海，是著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导演和电影理论家。

他在1928年考入南国艺术学院，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2至1937年，郑君里在联华影业公司主演了《野玫瑰》《火山情血》《人生》《联华交响曲》等22部影片。抗战胜利后，他先后进入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导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蔡楚生合作）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50年代初到1965年，他编导了《聂耳》《林则徐》《枯木逢春》等电影作品。

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