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朱之文为什么天天遭人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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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星光大道》的舞台走红至今,大衣哥朱之文的名字始终与“围堵”二字紧密相连。这位坚守农村的草根明星,家门口常年聚集着上百名拍客、村民与求利者,爬墙偷拍、踹门闯入、堵门索财成了日常,甚至连下地干活、上厕所都难逃镜头追踪。这份长达十余年的“围猎”,并非偶然,而是流量经济、乡村生态、人性博弈与制度缺失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流量变现的暴利诱惑,是围堵现象的核心驱动力。短视频兴起后,朱之文的家成了无需成本的“流量矿场”,“拍大衣哥=赚快钱”的共识在全网蔓延。邻居高贵仅靠拍摄他的日常生活,年收入就达60万元,这样的成功案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拍客蜂拥而至。他们架着相机24小时蹲守,将朱之文剥玉米、烧灶台、走亲戚的日常片段剪辑成短视频,仅凭“大衣哥”的标签就能收获海量点击与打赏。更有甚者故意制造冲突,有人酒后踹开朱家大门,在看客的起哄声中完成直播打卡;有人假装求助赖在门口不走,全程拍摄博取同情打赏,将他人隐私异化为变现工具。平台监管的滞后与流量算法的助推,让这种侵犯隐私的内容轻易获得传播,进一步刺激了围堵者的贪婪。

乡村社会的利益纠葛与道德绑架,构筑了围堵的本土土壤。朱之文成名后选择留守山东单县朱楼村,这份“故土难离”的执念,却成了被拿捏的软肋。在“嫌贫嫉富”与“平均主义”的乡村心态影响下,他的财富被视为“集体红利”,村民们形成了“你火了就该帮我们”的畸形认知。他捐钱修路、逢年过节发红包,却被抱怨“路修得太短”,甚至被要求“给每人买辆车、发一万元”;借出去的百万元借款几乎有去无回,有人直言“他的钱花不了,不用还”。更令人窒息的是宗族式道德绑架,有村民以“挖祖坟”相威胁,阻止他搬离村庄,将他牢牢捆绑在这片充满索取的土地上。熟人社会的人情枷锁,让朱之文顾忌乡邻关系不愿强硬反抗,而这种隐忍恰恰助长了骚扰行为的升级。

个人性格的隐忍与边界感缺失,间接纵容了围堵的持续发酵。面对无休止的拍摄与索取,朱之文长期秉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家门被踹开后,他强颜欢笑与闹事者合影,声称“不追究责任”;面对拍客的跟拍,他不好意思拒绝,怕被指责“耍大牌”;即便被造谣私生活混乱、逃税漏税,甚至家人被恶意P图侮辱,他起初也选择忍让,以为“热度退了就会安宁”。这种过度的善良被解读为软弱,让围堵者摸清了他的底线——无论如何骚扰,都不会遭到严厉反击。直到2023年,网暴开始牵连未成年子女,他才终于醒悟,通过法律途径起诉网暴者孙某某,而此时对方已连续四年发布284条侮辱诽谤视频,单条最高播放量达21万次。

网络暴力与现实骚扰的双向联动,让围堵形成难以破解的闭环。线上,朱之文成了网暴者的“流量靶子”,有人将他的头像P在囚服卡通形象上,配上“打倒大衣哥”的侮辱性文字;有人编造“在北京买豪宅”“为儿媳开金店”等谣言,通过多个黑粉群扩散传播。这些恶意内容不仅摧毁着他的名誉,更刺激着线下围堵者的行为——部分拍客为了复刻网暴话题,故意在现实中挑衅,制造更具争议性的画面。而维权的艰难又让围堵者有恃无恐,朱之文起诉网暴者时,需先起诉平台获取侵权人信息,再多次补充证据才能立案,历时近两年才迎来胜诉,这种“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困境,让许多侵权者得以逍遥法外。

朱之文的围堵困境,本质上是草根明星在流量时代的生存悲剧。他的遭遇折射出的,是部分人在利益面前的道德失范,是乡村治理在名人效应冲击下的短板,更是网络时代隐私保护与权利救济的制度盲区。尽管他后来成立“网红反黑联盟”、推动平台封禁违规账号,用法律武器捍卫权益,但家门口的围堵仍未彻底消散。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围猎,早已超越了对一位明星的关注,而成了一面照妖镜,照见了流量经济下人性的贪婪、规则的缺失与边界的模糊。若要终结这场闹剧,既需要平台强化内容审核、斩断侵权变现链条,也需要基层治理介入规范,更需要每个人守住道德底线——再耀眼的流量,也不能以践踏他人尊严与隐私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