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开，阿鹏哥来。

1959年，全国人民都认识了莫梓江这张脸。

俊俏小生，骑着高头大马，唱着情歌，迷倒了多少姑娘。

银幕之上金花与阿鹏哥的爱恋，深深触动了千万观众的心弦，无数少女都深深沉浸于阿鹏哥那澄澈的目光之中。

这位被周总理握着双手称赞“演得好”的广东英俊小伙，决然不会料到，十年之后，自己竟会身背“二流子”的牌子，在农场的水田里插秧劳作。

个人形象发生剧烈变化，背后一定有秘密存在，但是对他来讲，根本不是秘密，只是一段不屈不挠的心路历程和生活考验，正如他那一句话：好茶哪惧山路远。

莫梓江生前就像这句话一样，怀揣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光也不曾放弃。

直到生命的一刻，他都让自己的孩子播放《蝴蝶泉边》给他听。

这一首充满乡愁的歌曲，唱出了他与故乡的思念，也唱出了他那颗热爱故土的心。

在那段被时光磨损的胶片记忆里，他是曾被周总理紧握双手赞叹“演得太好”的国民偶像。

而在现实粗砺的背面，他又是在表格里自嘲只会“修拖拉机”的珠影厂职工。

莫梓江，这个名字被这一代人遗忘的速度，似乎比他当年作为一个叫“阿鹏”的白族青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速度还要快。

他的墓碑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关于“著名演员”的头衔，仅仅刻着一句白族谚语：“好茶不怕山路远”。

但这杯“好茶”的熬制过程，不仅路远，而且满是血泪。

把时钟拨回上世纪50年代末，那个从广东顺德走出来的壮实小伙，也就是家中备受宠爱的老三，压根没想过“演戏”不仅是门艺术，还是场肉刑。

18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时，他那一口夹杂着顺德味道的“广普”曾让他在陌生的北方显得笨拙而异类。

若是换作旁人，许是就退缩了，但莫梓江身上有股蛮劲，被同学喊作“戏疯子”并非空穴来风：别人还在梦乡时他吊嗓子，别人休息时他压腿。

这种近乎自虐的拼劲，是他对自己平民出身、毫无背景的一种“暴力”弥补。

这种拼命的惯性，直接从北电的排练房撞进了云南大理的山谷。当导演王家乙一眼相中这个毫无实战经验的生面孔去演《五朵金花》的男主角时，没人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一个连真马都没见过的广东靓仔，为了那几个在马背上潇洒驰骋、甚至夺冠的镜头，硬是在云南耗了四个月。

没有替身，没有保护，大腿内侧被马鞍磨得鲜血淋漓，裤子和皮肉粘连，晚上痛得根本无法平躺，只能像个伤兵一样趴着睡。

但他死咬着牙不吭声，硬是把一身蛮力练成了镜头前那双干净、温暖又纯真的眼神。

那一刻，他不仅是赢得了“金花”芳心的阿鹏，更是把那个年代纯真爱情演活了的符号。

然而，命运最擅长的就是在你以为登顶时，狠狠撤去脚下的梯子。一夜爆红、全民皆知、总理接见，这些辉煌在特殊年代的洪流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那个银幕上深情的阿鹏哥，毫无征兆地被贴上了“二流子”的标签。

命运的转折不仅剥夺了他登台的权利，更将他抛掷到了广东英德横石塘附近的“五七”干校。

如果说为了演戏而身体流血是种勋章，那么在干校的劳作则是纯粹的折磨。

从大明星变成一个每日要肩挑重担、犁田种地的普通劳力，身体的极度疲惫尚能靠着年轻的底子硬扛，最利刃穿心的是尊严的破碎。

曾经那些在街头巷尾亲切呼唤他名字、把他捧上神坛的观众，转眼间换了一副面孔。

冷眼、指指点点，甚至迎面而来的唾沫和羞辱，让他深刻体会了什么叫人言可畏。

在那个荒诞的剧本里，他不再是英雄，而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必须赎罪的罪人。

在这段至暗时刻，若没有那一抹甜，莫梓江或许早就垮了。同为珠影厂演员的妻子胡琳琳，成了他唯一的避风港。

当全世界都在对他翻白眼时，这位妻子选择陪他住进那间在这个季节总是漏风的小屋，过着连买米都要精打细算凭票的日子。

那是怎样的光景？是妻子偷偷从剧团带回一点白糖，趁人不备塞进他手里，只为了给这位昔日的银幕硬汉补补早已透支的身子。

那点糖分，那点掌心的温度，和书本、孩子的笑声一起，构成了他哪怕在最屈辱时也没有低头的脊梁。

1978年，这一年被许多人视为春天的开始，一纸平反通知终于递到了莫梓江手中。清白回来了，但时间没回来。

此时的他已经39岁，一个男演员最黄金的岁月，全部消耗在了犁田和忍受白眼中。当年的阿鹏哥，此时眼角已爬满风霜。

有人替他不值，有人为他惋惜，更有香港的影企嗅到了商机，挥舞着高薪试图挖他出山。

按理说，受了那么多苦，难道不该趁着名气尚存狠赚一笔吗？

莫梓江给出的答案，却让那时刚开始躁动的名利场瞬间哑火。

他回绝得干脆利落：“我是国家培养的演员，不为资本家演戏。”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或许有些古板，但在当时，这是他对自己演员身份最后的倔强守护。

他宁愿回到珠影厂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职员，也不愿在那张名为利益的合同上签字。

更令人玩味的是1995年的一次职称评定。在那个稍微“走动关系”就能获得更好头衔的年代，生性不擅应酬的莫梓江，在特长那一栏里，极其认真地填上了“会修拖拉机，识二十四节气”。

最终，这位曾经惊动总理的演员，仅获评国家二级演员。

旁人替他愤懑不平，他却笑得云淡风轻：“阿鹏哥这个名字是观众给的，这比什么头衔都贵重。”

这种淡然一直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退休后的老两口搬回了厂里的老宿舍，过着隐入尘烟的日子。

直到2023年重病弥留之际，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大理三月。

他对孩子念叨着蝴蝶泉，念叨着拍摄时那匹调皮的青铜色军马。

或许在他心里，那个只要唱起情歌就能拥有爱情、只要骑上马背就能追逐自由的“阿鹏”，从未真正老去。

离去前三天，他让手机里反复播放着那首《蝴蝶泉边》，嘴里轻哼着“大理三月好风光”，在一生的循环中走向了终点。

正如墓碑上那句白族谚语所言，莫梓江这杯茶，历经了顺德的穷苦、北电的严寒、大理的磨砺、干校的苦涩，最终在岁月的沸水中，沉淀出了最真淳的回甘。

他拒绝了流量，拒绝了资本，甚至拒绝了花圈，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只留下一个纯粹得近乎固执的背影，证明着那个时代的演员，究竟由什么骨血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