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片场，约翰·休斯顿靠氧气瓶紧紧支撑着。
他蜷缩在轮椅上，肺气肿与心脏病的折磨，让每一次呼吸都略显艰难。
就是这样的状态，他正执导着自己人生最后一部影片《死者》。
很难想象一位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导演，还能保持对创作的极致严苛。
这部改编自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的影片，后来被公认为休斯顿最恰当的告别。
1987年1月，拍摄工作正式启动。
此时的休斯顿已经81岁，身体状况差到需要专人时刻照料。
可他没丝毫松懈，
从镜头角度的调整到演员台词的语气，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把控。
这种偏执，放在健康导演身上都少见，更何况是他这样的状态。
支撑他完成这场创作的，还有整个休斯顿家族。
劳伦斯·格罗贝尔在《休斯顿家族》中记载，这个家族三代都拿过奥斯卡，堪称影坛传奇。
他的女儿安杰丽卡，此前凭借《普里兹家族的荣誉》拿下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这次，她接下了《死者》中格雷塔这个核心角色。
37岁的儿子托尼则负责改编剧本，同时兼任父亲的助理。
父子俩一起隐瞒了休斯顿的真实病情，就为了能顺利完成拍摄。
4月，拍摄顺利结束。
可谁也没想到，当年8月，休斯顿就永远离开了。
这部耗时三个月完成的《死者》，最终成了他留给影坛的最后礼物。
乔伊斯的《死者》被称作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
但在很多人看来，这部作品根本没法影视化。
整个故事全靠细微的暗示推进，直到最后才爆发情感。
休斯顿自己都调侃，故事里最大的动作，就是宾客们互相传递波特酒。
故事发生在1904年的都柏林，
莫坎姐妹和侄女举办了一场节日派对，宾客们齐聚一堂。
表面上欢声笑语，可每个人的对话里都藏着言外之意。
派对结束后，莫坎姐妹的侄子加布里埃尔，带着妻子格雷塔回酒店休息。
也正是在这个夜晚，格雷塔向丈夫坦白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格雷塔告诉加布里埃尔，17岁时，有个叫迈克尔·弗里的男孩深爱着她。
在她去修道院上学的前一晚，那个男孩冒着大雨来送她。
“我当时恳求他赶紧回家，告诉他淋雨会没命的。”格雷塔回忆着，“可他说，他不想活了。”仅仅一周后，迈克尔就去世了。
当加布里埃尔问起死因时，格雷塔的回答让人心碎：“我想，他是因为我才死的。”
这段情节的难点在于，小说后半段大量篇幅，都是加布里埃尔的内心活动。
他想到了那个死去的男孩，想到了妻子的初恋，也想到了生死的意义。
如何把这些内心想法呈现在银幕上？这成了休斯顿父子改编的最大难题。
最初，他们尝试过多种方式，都觉得不够理想。
无奈之下，他们最终决定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
由饰演加布里埃尔的演员多纳尔·麦卡恩，直接说出这些想法，
没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却完美还原了小说的精髓。
很显然，这个改编策略是成功的。
它没有破坏故事的氛围，反而让观众更能共情加布里埃尔的心境。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
所有人都准备离开派对时，著名男高音巴特·达西终于答应献唱。
此时，加布里埃尔已经走下楼梯。
听到歌声后，他抬头望去，发现楼梯上有个身影静静伫立，仔细聆听。
走近了才发现，那是自己的妻子格雷塔。
休斯顿曾是画家，他用镜头定格下了这一瞬间。
格雷塔的姿态里，藏着优雅与神秘，原来，达西唱的这首歌，正是迈克尔·弗里当年常唱给格雷塔听的。
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了格雷塔心底的记忆。
这段场景的处理堪称神来之笔，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夸张的表演，却用最细腻的方式，完成了情感的转折。
除了加布里埃尔和格雷塔的主线，影片对派对上其他宾客的刻画也很精彩。
这些角色各有各的困境，却都在彼此包容。
弗雷迪·马林酗酒成性，可母亲始终纵容着他，布朗先生也是个酒鬼，纯粹被酒精困住，莫莉·艾弗斯怀揣着共和党理想，匆匆离场去参加会议，朱莉娅姨妈曾经拥有不错的嗓音，如今歌声早已衰退，却还是被众人鼓励着唱了一曲。
弗雷迪激动地上前夸赞，话语太过热情，让朱莉娅有些尴尬。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弗雷迪是真心实意的，也都理解朱莉娅的窘迫。
这种包容，正是爱尔兰人的温情所在。
休斯顿长期旅居爱尔兰，直到安杰丽卡16岁。
他对这种民族特质的把握，无疑是精准的。
影片的结尾，乔伊斯笔下的雪景被完美还原。
雪花覆盖了整个爱尔兰，落在平原上，落在山丘上，也落在迈克尔·弗里长眠的墓地。
加布里埃尔看着窗外的雪，内心充满了感慨。
他意识到，自己从未像迈克尔那样深爱过，也意识到所有人最终都会走向死亡。
爱恨、希望、遗憾，终将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逝。
如此看来，休斯顿选择这部作品作为收官之作，绝非偶然。
他晚年的心境，与影片中对生死的思考完美契合。
《死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改编作品，
它既忠实于原著，又有着影视艺术的独特魅力。
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休斯顿的完美告别。
这部影片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激烈的剧情。
可就是这份安静与温柔，让它穿越了时光。
直到今天，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与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