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武汉的樱花刚刚落尽，22岁的朱力亚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瞬间崩塌。前一秒她还是外语系让人艳羡的优等生，下一秒，她成了那个年代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

命运的玩笑开得太过残忍。那个让她引以为傲的巴哈马籍男友马浪，前脚刚以“回国治病”的理由登机离开，后脚学校的外事机构就找上了门。

对方甚至没有太多铺垫，直接抛出了那个足以毁灭她一生的真相：马浪不仅感染了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到了晚期。

那一刻，朱力亚的大脑一片空白。她想起男友临走前那是4月2日，他们最后一次发生关系。仅仅过了不到48小时，她就从沉浸在异国恋甜蜜中的少女，变成了HIV病毒的携带者。

“好累，活得好累，累到骨子里了。”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把自己关在宿舍，拉紧黑色的窗帘，哪怕外面阳光明媚，她的世界也只剩下一片死寂的黑。她甚至觉得，路边的一朵小花，一阵风，都与她不再有关联。

回看这场悲剧的起点，仅仅源于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虚荣”与好学。

朱力亚想练好口语，想通过接触外国人来提升自己的视野。她坦诚地承认：“如果说有功利性，也就是想利用他学好英语。”

两人相识于2002年，在这段关系中，朱力亚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她帮他交流、购物、旅游，甚至在他身体出现异样肺部感染、发烧时，依然不离不弃。她以为这是爱情的考验，却不知道这是死神的敲门砖。

最让人心寒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人性的欺骗。马浪早就知道自己病了，甚至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对这个深爱他的中国女孩吐露半个字。

当系里的书记含着泪告诉她：“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朱力亚并没有歇斯底里。她说不出恨，或者说，在那一刻，恨已经没有了意义。

在确诊后的日子里，朱力亚面临着双重折磨：病毒的潜伏和社会的排斥。

学校让她搬出了学生公寓，住进了招待所。昔日的同学朋友，如果知道真相，恐怕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在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还有几位女大学生有着同样的遭遇，但她们选择了人间蒸发。

朱力亚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不仅要活下去，还要站出来。

她是当时中国唯一敢公开自己身份的在校女大学生。她接受采访，出版《艾滋女生日记》，把自己血淋淋的伤口撕开给世人看。

“我不恨他，但我希望全国的大学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性行为。”她在镜头前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眼神里有着超越年龄的沧桑。

她试图用自己破碎的人生，为后来者竖起一道警示牌：激情可以有，但安全底线绝对不能丢。

朱力亚曾悲观地预言：“只要过得快乐，活个七年八年也就够了。”

甚至设想过自己的葬礼：穿漂亮的衣服，化浓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注视下谢幕。

然而，生活并没有按照剧本结束。随着热度褪去，朱力亚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关于她的现状，成了互联网上一个解不开的谜。

有人说她早已因病离世，兑现了那个悲伤的预言；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她依靠药物控制住了病情，改名换姓，甚至结了婚，有了健康的孩子，彻底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

无论真相如何，那个曾经勇敢站出来的22岁女孩，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她用自己惨痛的青春，给那个性观念刚刚开放却又缺乏防护意识的年代，上了一堂最昂贵的生理卫生课。

在这个谈“艾”色变的时代，我们与其窥探她的现状，不如记住她留下的那句血泪忠告。

对于朱力亚当年的“自我曝光”，有人说是勇敢，有人说是哗众取宠，你如何看待她当年的选择？

信息来源：

朱力亚：中国首位公开感染艾滋病女大学生的自述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