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澳大利亚,酒店房间里,奥普拉·温弗瑞素颜、穿着家居服,接入了一场 Zoom 会议。她随口提到自己刚吃过的早餐:“我刚吃了一个羊角面包,而且是整个吃完的。”
如果放在过去,这样一顿早餐足以让她纠结一整天。她会反复计算卡路里,思考要花多久才能消耗掉,甚至提前否定接下来一整天的饮食安排。“我会一直想着那个该死的羊角面包。”但这一次,她的反应却异常平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唯一想到的是要把桌上的面包屑收拾干净。”
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对她而言却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两年半前,她开始使用一种用于治疗肥胖的 GLP-1 类药物。促使她下定决心的,并不是对外形的焦虑,而是一种迟来的认知——她终于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疾病,而不是靠意志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她不再把一切归咎于自律不足,也停止了长期的自责。
这种转变几乎重塑了她的生活。即将迎来 72 岁生日的她,已经从一个把运动视为惩罚的人,变成了主动进行力量训练、徒步和有氧锻炼的人。她戒掉了酒精,也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吃饱就停”的感觉。过去那种持续不断的内疚、惩罚和自我审视,正在慢慢消失。她坦言,如今的自己,连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但这是一个更快乐、更轻松的人。
四十多年来,她的体重始终处在公众的放大镜下。从事业初期开始,关于她身材的刻薄标题、调侃和嘲讽就从未间断。体重的起伏成了娱乐文化中反复消费的话题,而她本人也长期将这种失败感内化,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即便拥有最好的资源——私人教练、营养师、健康食物——她依然一次次反弹,这让她倍感羞愧。
她后来意识到,自己不仅承受着体重羞辱,也曾在无意中参与了这种文化。多年前,她曾通过极端方式减重,并在节目中高调展示成果,只为证明自己“做得到”。当时她相信,那是意志力的胜利。如今再回看,那更像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证明焦虑。
无论她尝试过多少饮食法和训练计划,体重总会回到一个固定区间。即使在膝盖手术后恢复运动、每天徒步、严格控制饮食,她依然发现身体在“反抗”。她逐渐理解,这并非失败,而是身体在试图回到它所熟悉、由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状态。
这些年,她也努力尝试与“更大的自己”和解,但现实并不允许。社会、文化和她自身的认知始终在传递同一个信息:没有瘦下来,就意味着失败。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的健康指标正在恶化,处于糖尿病前期,胆固醇偏高,这让她无法再用“接纳自己”来回避现实。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她主持一档关于肥胖的专题节目之后。她第一次正视“肥胖”这个词,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不是因为意志薄弱才导致过度进食,而是肥胖本身改变了身体和大脑的运作机制。这种理解对她来说近乎解放。她终于接受,肥胖是一种疾病,而医学干预并不是失败,而是合理的治疗。
开始用药后,她曾一度停下,试图仅靠饮食和运动维持,但体重很快回升。这让她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短期方案,而可能需要长期管理。她将这种药物视为一种工具,用来帮助大脑恢复正常的“饥饿与满足”信号。副作用并不严重,但她也强调必须循序渐进,尊重身体的节奏。
如今,体重数字本身已经不再是她关注的核心。真正重要的,是“食物噪音”的消失——那种围绕进食产生的持续焦虑、计算和自我审判。安静下来之后,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力量。正因为亲身经历,她甚至自费帮助一些负担不起药物费用的人。
她希望更多人明白,如果肥胖存在于家族遗传中,那并不是个人的道德失败。责怪自己无法控制的基因和环境,只会带来更多伤害。信息本身就是力量,至于是否用药、是否选择其他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这种变化也延伸到了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细节中。她变得更开放,更愿意付出。她对酒精的兴趣自然消退,对运动产生了真正的热情。她开始享受穿衣和打扮的乐趣,不再因尺寸而陷入羞耻。曾经让她恐惧的试衣间,如今成了一种愉悦体验。
回看自己这些年不同阶段的照片,她依然能清楚记得每一个体重节点所对应的心理状态。但即便如此,她并不想抹去任何一段经历。那些挣扎、羞辱和自责,最终把她带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她引用一句老歌里的歌词:她不会用任何东西交换这段人生旅程。正是因为走过那样一条公开而漫长的挣扎之路,如今的自由和健康,才显得如此真实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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