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亦同
一波三折
整整两年过去，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 中有几分沮丧的徐宗懋，突然想到应该找另一位朋友帮忙。
他叫林正 修，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此人熟识户政管理，而且曾经参与举办 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徐宗懋帮助当年受 难者家属寻找先人遗骸的缘由。
在他的过问下，事情果然有了进展。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 陈莲芳(阿菊)还活着，他找到了!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朱谌之遗骸下落”的谜底吗?
徐宗懋在 兴奋中充满期待又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年事已高的 陈莲芳。
因老人白天都待在一个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徐、林相 约在疗养院门口碰头，在医护小姐引导下走进一间复健房，八十五岁 的陈莲芳坐在健身椅上。擅长做群众工作的林正修上前嘘寒问暖，老 太太红润的脸上现出笑容，起身跟来访者到另外一个空房间去谈话。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我没有妹妹!”
“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
老人一时转不过弯来，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人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徐宗懋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一 排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说到这里，徐宗懋才问起最重要的事情：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徐宗懋克制着失望的情绪，岔开话题：“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
老人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做事， 怕会影响到女儿的前程。
谈话很难继续下去，徐宗懋自己也需要调整 一下思路。他没有气馁，告别老人后就跟林正修商量：问题又回到了 政府部门，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法医等该会留下记录。
林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我帮你介绍，他的助理可以跟国防部查阅资料。”
林郁芳是亲民党籍立委、“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知名度很高，这 条路子也许能走得通。
正是早春天气，当天中午，远在南京的朱晓枫和我就先后接到徐 宗懋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今年八十八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我在电话中也对徐宗懋说：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徐宗懋深以为然，陈家骨肉 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能不喜极而泣?
下午3时， 他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陈莲芳和老人们在教室里唱歌，他耐心 地等着，老太太出来了，显得亲切许多。
徐宗懋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 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 久不能言语，后来开口说起东北的家事，谈到她的亲人。
徐宗懋说她 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
至此老太太已不当他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 节!
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
两岸探亲通商快二十年了，王昌诚夫妇 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这是一个产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残酷故事：共产党特工寄居和潜伏在国民党特工家中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 其间所纠结的复杂情感和生死恐惧，经过多年的世事变迁，仍如一堵高墙横亘在风烛残年的老人心中。
2005年4月，在徐宗懋先生帮助下 找到了阿菊(陈莲芳)老人 .此为 徐先生同老人在台北合影
有关当局对徐宗懋经由林郁芳委员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作出回 应，派专人携原始文件前来说明。
五十多年前的卷宗早已发黄，白纸 上的黑字和各式签章也褪色许多，从1950年9月陈莲芳写给“军法 局长”的信，到“军法局”回发陈莲芳的公函，查阅结果是：
陈莲芳申请领回朱谌之的遗骸，当局也已同意，但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认领 遗骸和遗物的收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家属签下领据，唯独没有朱谌之的。
至此；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受难 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 三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 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 通知她来领，但她却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 她?
让徐宗懋诧异的是她信中所流露出的对继母的自然感情，与她初 次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谌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后来又发生了 什么?
她自己被严重牵连，还是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徐宗懋在 后来所写的文章中如此总结道：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我可以确定的是，朱谌 之已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
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 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了。
越到后来，我 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 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 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 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
本来 这件事情，我的工作已画上句点，但是冯亦同建议我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即把整个过程平实无误地记下来，作为对中国 人社会的交代。
十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童安格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 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作为落笔后的心情，我倒觉得应 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徐宗懋的这篇长文就题为《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完成于 2005年9月，首发于当年10月出版的《老照片》和香港《亚洲周刊》、 《凤凰周刊》并经过有数百万份发行量的《参考消息》以及《作家文 摘》、《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在大陆和海外华文世界广为传播。
如果说三年前徐宗懋在上海从朱晓枫手中所接过的只是一件小范围内 的“私事”,那么此时因它而动用的“公器”之多、信息覆盖面之大、 影响之深远，恐怕创造了两岸交流以来的纪录——蕴涵其中的“奥秘”, 也许正是徐文那个富有意蕴的标题所揭示的世事和人心。
柳暗花明
2007年初，拙著《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国内有多家报刊和网站作了报道，《扬子晚报》连载了书中的重要章节，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请我去做了一个题为《红色女特工》 专题。
朱枫的故事引起更多的相识和不相识朋友的关注。由此所产生 的社会反响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最为我所牵挂的是五十多年前赴台 从事秘密工作遇难和失踪者家属打来的电话。
其中有位上海的潘蓁先 生同我年纪相仿，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解放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 下工作的掩护，至今下落不明。多年来他一直苦苦求索着与父亲有关 的两岸信息，他看到我写书和徐宗懋协助“寻找烈士遗骸”的报道很受鼓舞，给他孤单的寻找增添了力量。
通过我的介绍，他也同朱晓枫 建立了联系。
匆匆又是两年。2009年冬天，我接到潘先生的电话，说他上月去 台北参加“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举办的“台北马场町政治受 难人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 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 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为77、照片编号为233的 无主骨灰罐署名“朱湛文”。
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把 被枪决的政治犯遗体都交给极乐集团极乐殡仪馆钱宗范处置，现在由 钱的后人钱德荣接手。
他还了解到墓冢或骨灰留存可能有三处：六犁公墓、辛亥第二殡仪馆和新店空军墓地。
前述“迁移名册”即是几 年前辛亥第二殡仪馆为所留存的六百一十二个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无 主领取的骨灰罐所造，朱枫烈士位居其中是有可能的。
热心的潘先生 还在信中提道：“如果徐宗懋先生肯帮助朱晓枫重启查找，我可再详 细告诉他行动联络图，他的身份有方便之处。如他能找到，那他的‘媒 体大作’也算有了个完美的句号。”
我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朱晓枫，经她同意，我也向远在台北 的徐宗懋转发了上海潘先生的电邮并捎去了朱晓枫的问候。
徐宗懋接 到后很快和我通了电话，语气既兴奋又审慎。他告诉我，潘先生提供 的资料很有价值，因为查询工作涉及的单位多，手续也比较繁杂，他 拟请专业方面的朋友协助。他要我和朱晓枫放心，但愿过了这个冬天 就会有好消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仍需费工夫。
徐宗懋托请的友人是他 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法源教授。这位坐惯了书斋的学者，也像徐宗懋一样既古道热肠又办事周详。
他自去冬接受委托 后，今年元旦刚过就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 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得以结识承办人、该处秘书室的刘文 华先生。
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 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
根 据资料，此骨灰罐原本安置在六张犁灵骨塔，后来该灵骨塔改建，原 本灵骨塔的骨罐移到一个暂时安放地点。
这些骨罐中的一部分已有死 者家属认领，新灵骨塔改建完成时也移过去了，其余仍安放在临时存 放处，由于临时性质，建筑相当简陋，里面有近五百多个骨罐，均由 国防部转交，无家属认领，估计都是当年中共派台情报人员或者地下 党人的遗骨，因为大陆籍，家属不在台湾。
弄清了来龙去脉，已是旧历年底腊月十八(2010年2月1 日), 一大早朱教授就在刘文华先生骑摩托车引导下，首次开车去位于台北 市南郊的安康市场东北侧道路无主灵骨堂寻觅。
此处地点偏僻又在山 上，朱、刘二先生行至示范公墓政治受难者墓区临时纳骨塔前，焚香祈祷后，再入内搜寻，但未寻获。显然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区位，因 为知情者渺渺。
以后经电话询洽，朱教授再次前往殡葬管理处，了解 到刘先生的前任、现在总务科的雷元荣先生最熟悉此间情况，他在殡 葬处工作已二十余年，也同意出面帮忙。
3月4日(“惊蛰”前一天),早晨8时，朱教授亲自开车载雷先 生与一位姓王的友人再次上山寻找。
说来巧合得“惊人”的是此时天 摇地晃——当天8点18分， 一场6.4级大地震发生在高雄至屏东一线， 强烈的震感波及海峡对岸的华东诸省，位于台北市东南郊的这块山地 所受到的“震惊”可想而知。
结果是，寻访者们在富德公墓第11墓 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 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朱教授立即以手机与徐宗懋通话，约好下周二一同上山。
3月9 日，朱、徐二人，连同雷先生和前次的王姓朋友同车前往。虽然这 天台北下雨、路滑而且寒冷，他们的心情却轻松了不少。徐宗懋用 带去的相机拍下照片，站在那逼仄的空间里，目睹编织袋中的“77号” 灵骨罐(未经准许不能打开袋子),凭借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直觉告诉他：“这就是你要寻找的目标!”
当天下午他长途电话通报这个 同样令我激动的消息时就用了“心证”二字，说：“根据我的心证， 上海潘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
当然最后确认还要走许多程序，因为 事隔六十年，承办单位从‘国防部’到台北市政府至少转换了四个， 相关档案需一一查找。
殡葬管理处已将此案交由雷先生经办，朱教 授也拟请研究机构出面协助。家属方面的咨询和认领手续如何办理， 请同他们联络。”
随后，他又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一组照片和朱、雷二位的联系方式。 也许是受到乐观情绪的推动，徐信中还说：“今年6月10日，刚好是 朱女士赴刑场六十周年，我建议朱晓枫女士在这之前来台湾…… ”
写有“朱谌之”的233号灵 骨罐(朱泓源摄，徐宗懋提供)
[1]后来打开袋子，才发现骨罐上并非朱谌之的名字。
经朱法源与雷元荣仔细研究，判 断原承办人看错行，新编名册上，朱谌之骨罐仍是233号。
5月31日，两人再次 上山进灵骨塔寻找，终于找到233号，打开袋子，赫然看见里面骨罐上写着“朱谌 之”三个红字。